6月3日,湖南长沙,王戟独自手摇轮椅走在校园中,他身后的横幅上写着: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王戟生活在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很小,不足一平方米。那是一辆黑色扶手掉了皮的手动轮椅,这位国防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的研究员,多数时候都被“困”在这方寸之间。一困就是13年。
另一个世界很大,大到没有边界。那是0和1的计算机世界,他敲敲键盘,代码就跑得飞快。他在那里已自由“生活”了43年。
他说,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于是,每当人们从他办公室路过,里面总传来噼里啪啦的敲键盘声,哪怕是周末。
如今,他又在和AI赛跑。5年前他的肾脏衰竭,血液透析超过700次。但每当进入那一方“大世界”,他就像一位持戟的将士上了战场。
5月20日,湖南长沙,王戟在国防科技大学一号院面向学生开展讲座。周富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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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一直辗转在两个战场:医院、学校。
有时,他的主治医师李戈早上8点查房,“跑过来一看……唉,人嘞?找不到他人。”发消息一问,人到办公室了。他最常待的地方,是国防科大那间1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
他总是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穿着绿军装,剃着干净利落的寸头。
只有一些时候,每天帮他打餐的食堂阿姨易玲芝,会留意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戟的餐总不够常人的二分之一;他胳膊上有时青一块紫一块,她也不敢多问;他吃饭时,还掏出药丸放在嘴里干嚼,不用水送服。
去年,易玲芝看了王戟的新闻,才知道他是个肾功能衰竭的人,饮食受限。她感慨,他工作为什么要那么拼,没见过这样的人,经历传奇,“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
1969年出生的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因为数学好,不满9岁被湖南的常德一中录取,不满14岁考进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大,学习计算机专业。后来,他师从计算机软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火旺。
26岁留校任教后,他渐渐成为这个学院的新锐。
导师陈火旺曾留给他两句话,一句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另一句是林则徐的诗“山登绝顶我为峰”。
他的研究领域,就是计算机世界里一座有些艰深的“山”——高可信软件技术。
数十年来,软件已逐渐广泛应用于国家许多安全攸关的系统中,如交通、金融、医疗、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与此同时,软件系统日益变得庞大又难以驾驭。王戟常常要思考,如何用形式化方法(一种基于数学和逻辑的方法——记者注)保证软件系统的安全可靠。
“如果你把软件看成是一个人,我们做的东西相当于CT机、核磁共振仪,给软件看病的。”王戟介绍,如果没有“看病”的工具,就会给军事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致命威胁。
王戟至今记得,1996年,他留校工作的第二年,欧洲阿丽亚娜5型火箭首次发射,因软件的数据转换错误,火箭升空约40秒后爆炸。
21世纪初的那10年,因软件缺陷带来的损失不胜枚举,比如日本股市停摆,俄罗斯飞船偏离预定降落地点460公里,美国载有旅客的400余架飞机与机场失联。在中国,2007年出现了“熊猫烧香”病毒,一夜之间让上百万台计算机受损。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怀民说,“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20多年前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
但相比于超级计算机等热门研究领域,高可信软件技术立足基础研究,难度大。“大家都知道这个意义大,但舍得进去干的人缺口很大。”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说,这一领域研究的落地成果,通常是保证不出事,但当不出事时,“你可能就隐藏到后面去了”。
很多时候,王戟就是这样一个总藏于幕后的人。
1999年,王戟曾给航天相关软件系统做可靠性评估工具环境。时至今日,外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从航天相关工程,到后来许多的国家工程,王戟和他的团队常隐于幕后,给软件“看病”。
1995年,王戟博士毕业时,导师陈火旺在纪念册上写给王戟的寄语: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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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个擅长“给软件看病”的人,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体上的病。
2013年1月23日凌晨,睡梦中的王戟,被背部撕心裂肺的疼痛惊醒,发现自己双腿已无法动弹。他被连夜送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最终确诊为主动脉夹层。
那是一种极为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死亡率高达20%。学校领导请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王戟。湘雅医院副主任医师俞芳至今记得,校领导一再表示,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
那时,王戟已成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专家。他参与的许多研究,都是“国”字号。
那些年,他经常乘最早的航班出差,参加完会议当天就回来,第二天正常给学生上课。
病发前一天,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原研究员唐玉华在学校见到王戟时,看他脸色灰灰的,提醒他去医院看看。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王戟的性命保住了。但不久后,双腿因肌肉不停坏死,高位截肢。
在俞芳的记忆里,他在ICU里就住了许久,大大小小的手术前后历经了10余次。这在她职业生涯里是前所未有的。
等王戟从昏迷中醒来,已是10多天后的事。
俞芳也很诧异。她见过许多被截肢的病人,醒来后异常愤怒,但王戟淡定到不可思议。王戟对她说:“人最大的痛苦是有选择,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不会有痛苦。”
他坦然面对命运的挫折,并庆幸自己是搞软件的。
起初,他想学计算机,志愿是硬件,后来母亲听到一个比喻——“钢琴就是硬件,曲子就是软件”。母亲果断把志愿改为软件。“幸亏当初选择学软件。”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脑子没坏,就可以继续工作。
等病情稳定,王戟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俞芳发现,他的床边常摆着电脑,一些学生也总往医院跑。他们总在谈论文、课题、项目。
王戟的微信头像是由8个π(圆周率)组成的圆形符号。他说,如何计算π,曾是数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大学时学计算机,入门功课之一就是写程序来算π。
朋友王挺以为,这个无限不循环的数字,也代表着王戟对学术永无止境的追求。
王戟解释,那是随便找的,觉得它很优美,他愿把那些“简洁而深刻”的东西,称之为“优美的”。
出院后,俞芳再次得知王戟的消息,是2017年冬天的事了。
俞芳这才知道,他早就回去上班了。
5月29日,湖南长沙,在王戟的办公桌上,一本名为《成为科学家》的书旁边放着一个药盒。这种药主要用于预防和软化手术、外伤或烧烫伤后留下的疤痕增生,减轻疤痕带来的瘙痒和不适。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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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王戟的体重已不足病前的三分之二。
但他主持、参与的项目和课题又很重很重。摇着轮椅返校第一年,他就和团队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项目实施期间,他出差几十次。10年后,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得了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王戟拿的奖也很重很重。他还拿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荣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
然而,他把自己的成果,说得轻飘飘的。他说自己至今没有哪一篇论文是“划时代的”,他的研究不过是解决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没什么惊天动地或突破式的创新。
“从现有的计算理论来看,它不存在银弹(在软件工程领域,银弹指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软件问题的方法——记者注)。”王戟说,想要达到理想状态,已被理论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无穷地接近那个理想目标,一点点进步,“它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情”。
他合作的那篇2003年发表于《电子学报》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发表后第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启动了一项重大研究计划——可信软件基础研究。此后多年,他也深度参与这项研究。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的一生,是和他的国家绑定在一起的。”王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哪怕病重,他也从来没想过不回去工作。他读过史铁生写的《病隙碎笔》,对那位和他一样腿和肾都出现问题的作家,文字里流露出的乐观与幽默印象深刻——朋友余华等人让他去足球场上当守门员。
在进行康复训练期间,恰逢2014年巴西世界杯。王挺送了他一颗足球,他笑呵呵地接过了。他知道,许多人都在等他回去。
他渴望重新站起来,尝试过戴义肢走路,但走得慢且不稳,只好选择坐轮椅。刚到康复医院时,他浑身无力,划一会儿轮椅就要休息。王戟甚至考虑考C5驾照(残疾人专用自动挡载客汽车——记者注)。妻子认为那太危险,没同意。
现在,他对轮椅已驾轻就熟了。有时,遇到办公楼里的拐角,他甚至可以来一个小漂移。电动轮椅普及多年后,他依旧坚持“手搓”。
系里的同事问过他,为啥不换个电动的?王戟的“说辞”是他想自己推,练胳膊,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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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生活在轮椅上,王戟要面对的疼痛和不便太多了。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你的腿不在了,但大脑一直认为它在,一直疼痛,会日夜折磨着你。”俞芳说,“幻肢痛是医学上没办法解决的。”
同事有时会注意到,王戟的脸上会突然难受——那是他的残肢或幻肢在痛。没人知道,过去13年里,王戟忍受过多少次这样来去如风的疼痛。
“他付出的努力,不是我能想象到的。”妻子黄春说,“如果我俩换个位置,可能我就垮掉了。”
多年来,王戟总觉得自己的双腿还在。他还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在教室里走着,我觉得我的腿还在。”
双腿没了以后,王戟想给学生上课。他向系里提出开设《形式化方法》课。但教学楼里的台阶,成了他迈不过去的坎儿。于是,计算机学院一间方便轮椅进出的会议室,成了教室。
2021年的一天,课讲到一半,王戟突然感到胸闷、头晕。他强撑着把课讲完,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肌酐值达到700多微摩尔每升,是正常值的数倍。肌酐值是衡量肾功能的核心指标之一。
他被送去东部战区总医院,开始了血液透析,还想着有机会肾移植。后来唐玉华听说,他想换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想更好地工作,一个是想看到女儿读大学、结婚。“国和家,都在他的心里。”
王戟2013年生病时,女儿不到3岁。妻子黄春也是国防科大的研究员,是“天河”团队的骨干,曾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
“‘天河’事业任务很重,为了追赶进度,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计算机学院同事朱明辉记得,银河团队有很多感人故事,慈云桂老先生说过,“天上有一条银河,地下也有一条银河”。
王戟在ICU的那段日子,母亲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妻子要照顾同样卧病在床的他。3岁的女儿,很多时候是国防科大职工梁妍帮忙照看的。
最初归来那8年,是同事王挺每天早上送他到学校。在学校,王戟常出入的地方——办公楼、教工食堂,都增修了无障碍设施。天河楼一楼,门卫特意备了一把打气筒。在三楼的男厕,最靠里的那个隔间是留给王戟的,学院拆掉了隔间的门板,换上了布帘,以方便轮椅进出。
王戟说,他看过一部纪录片,有个细节永远忘不掉——一匹马陷入沼泽,怎么都拽不上来,有个马夫牵来一群马,让它们围着沼泽跑。陷入沼泽中的那匹马在同伴的感召下,缓缓地、奋力地挣扎、攀爬,最终脱离沼泽,回到群体之中。他说,他就好比陷入沼泽的那匹马。
“必须很好地珍惜第二次生命,才能对得起那么多帮助我的人,包括我的家人。”王戟说。
这么多年来,在计算机世界里,他能抵达的地方,越来越远了,但在现实世界里,他能去到的远方,越来越少。不过,他心里藏着另一块高地,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方“大世界”。如今,他每天都摇着他的轮椅,不停地往那儿赶。
“人工智能(AI)对我们社会的冲击是很大的。怎么使智能更加可信、可解释、可验证,和人类能够共处,是非常重要的。”王戟说,这件事需要被严肃对待。
新的时代背景下,他要面对的软件系统更复杂、更庞大、更新,AI领域的可信问题也更严峻。他开始坐在轮椅上思考,在许多领域,AI正在超越人类,这也让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王戟把他身下的那辆轮椅,也滚得很快。接送他的司机黄臻发现,两年来,他们约定去医院接他上班的时间,在不断往前提。最初是8点,后来是7点30分,如今7点10分黄臻开车到医院时,王戟早收拾好自己,摇着轮椅,穿过走廊,搭乘电梯,到路边等他了。
每天,那辆红旗轿车会准时载着他,避过长沙拥堵的早高峰,抵达国防科大。驶进校园时,他们最先看到的是路尽头的一块石墙,墙上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7月为新调整组建的国防科技大学所致的训词。
训词的第一句是:国防科技大学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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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还在独自摇着轮椅,一寸寸靠近他心中的“高地”。
多年来,他独自去过许多地方,医院、学校、机场、会场等,还像生病前一样出差。起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见到这位独自出差的“轮椅教授”时,是惊讶的,后来也习以为常。
虽然坐着轮椅,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向科学的高峰不停冲锋。去年,他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摇着轮椅去了人民大会堂。今年,同事说他又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当被问到将来退休做什么时,他的答案是:没想过。后来想想说,可能和现在差不多。
王戟常说,计算机学院有许多人比他优秀,未来属于年轻人。
但他比许多人更早到办公室,以至于一些年轻人说,“王老师都这么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学生王佩婕说,如果说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太热爱工作了。她坦言:“成为这样的人真的很难。”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以前是个“吃货”。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异乡他也能找到美食。他爱吃米粉、双燕馄饨。他说,π(派)其实也是吃的,有一种食物叫苹果派。
起初,血透时间都安排在上午。李戈发现,王戟上午做完血透,中午回病房休息,下午就跑学校去了。有一次,朱明辉见他透析完就回到办公室忙活,胳膊上的针孔处突然血流不止,他就找来创可贴贴住,再拿橡皮筋捆住胳膊,继续工作。
白天,李戈很少能在病房看到他,他只好挑晚上查房。每次去,王戟几乎都在工作。
至于他为何如此热爱工作,熟悉他的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种家国情怀。一个陌生人读过他的故事后觉得,对如今的他来说,轮椅上的那个世界充满障碍,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他是自由的。
“上班对他来说,有时候不是上班,是休息。”黄春理解王戟,从不劝他提前退休,只是劝他别太累。如果身体垮掉,他连工作这个爱好也不能拥有了。他的母亲也愿意他去工作。
尽管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并不清楚自己儿子现在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但她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儿子王戟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
1969年11月8日,儿子出生。那个年代的中国,正流传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母亲给儿子取名——王戟。从3000多年前的商朝起,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卫国兵器。母亲那时希望,儿子长大后,“执干戈以卫社稷”。
其实,这个“折戟”的战士,从未真正“执干戈”上战场,但他拱卫着的“高地”,是中国的另一片疆域。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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