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文化建设实践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周 璐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其作为巩固根据地、动员群众、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战略举措。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鲜明提出“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的著名论断。从教育、宣传、新闻舆论、文艺活动等方面展开文化建设的实践。

　　兴办文化教育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官兵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普遍薄弱，许多人没有经过基本的军事训练，湘赣边界群众的文化程度也普遍较低。针对这一现状，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于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开启了我军院校教育先河。1928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在茨坪正式开学，学员增至150余人，编成3个区队，学员大部分是部队的排长、班长或优秀战士，还有一些是地方县、区、乡农会和赤卫队干部。教导队训练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其中军事占60%，政治占30%，文化占10%。文化课开展识字活动，规定每个学员每天识5至6个生字，每天熟记一条标语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教导队授课，毛泽东教育大家“打仗不能光凭勇敢，要想点办法，张飞还要加上诸葛亮”，教导队都把毛泽东讲课称作是“毛委员发饷”。当时军需十分拮据，根本无饷可发，而毛泽东讲课就像发饷一样受人欢迎。没有黑板、课桌，学员就自己动手锯木料做黑板，用竹子做桌椅板凳，发明了用竹片蘸墨水写字的办法。

　　与此同时，根据地各级革命政权设有文化委员，十分重视文化工作。1928年1月成立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在《临时政纲》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士兵的文化程度，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工农学校。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和政治教育，开展认字运动，提高工农革命群众的“写”“看”能力。各地普遍建立了红军小学、农民夜校和各种形式的识字班，普及文化知识。这些教育举措虽然条件极为简陋，却使许多原本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逐步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建立宣传兵制度

　　宣传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居于文化建设的突出位置。党和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此，红四军在军中建立了专门的宣传兵制度，规定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须派5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宣传兵分为两组：一组是演讲队，负责口头宣传，红军所到之处都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另一组是文字宣传组，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毛泽东经常带头做群众宣传工作。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在公审土豪劣绅大会上，主席台两旁贴着一副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革命对联：“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这副对联紧扣革命斗争，文辞泼辣，流传很广。毛泽东还非常注重对敌军的宣传，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1928年2月，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宣布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经过宣传教育，大部分俘虏自愿留下加入工农革命军。在红色标语的影响下，不少国民党士兵主动投诚红军。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宣传工作，使红色理念深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内心，极大地动员了群众参军支前。

　　发展新闻舆论

　　1929年1月，毛泽东起草《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采用四言诗歌体，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与各项基本政策，诸如“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等。布告读起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沿途张贴，被广大群众了解和接受。毛泽东还亲自动手编印新闻简讯，“自己刻蜡纸，自己校对，然后印好发下去，使同志们了解时局变化，耳目不致闭塞”。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创办“党报”与“政治简报”等举措，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普遍创办《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一种手抄大张壁报，一般每周编写并张贴，内容报道当地群众斗争、红军工作和国内外政治消息。这种报纸很快普及为工农群众看得懂、喜欢读的通俗报纸，改变了农村根据地消息不通、群众见闻闭塞的状况。当时红军攻占大余县城，就将《时事简报》张贴在大木桥的亭子上，当地群众纷纷前来观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通过这些创新举措，党和红军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闻舆论阵地。

　　开展文艺活动

　　井冈山时期，部队里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以及士兵委员会负责开展。士兵委员会内专门设立娱乐科。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剧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都能引起士兵的快乐。”这些文艺节目寓教于乐地传播了革命道理。

　　根据地军民还积极创作了大量革命歌谣。1928年8月，红军编了一首《告湘南各县工农士兵群众歌》，其中唱道：“土豪劣绅真万恶，压迫工农不当人；收租收利收粮税，穿衣吃饭管现成；今见工农大暴动，他的田地怕瓜分……”在文盲率高达90%的年代，红军将士和当地客家人一起，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红色歌谣。1928年秋，毛泽东率部接应红军主力回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毛泽东欣然写下词作《西江月·井冈山》，一些红军官兵也套用传统戏曲《空城计》，创作了反映黄洋界保卫战的新剧《空山计》，给予根据地军民巨大鼓舞。在红军大力开展文化宣传的影响和带动下，根据地群众也创作了很多歌颂红军和革命领袖的红色歌谣。永新西乡的李右莲爱唱山歌，红军便鼓励她以山歌宣传群众。1928年根据地遭受“八月失败”，宁冈有些农民听信谣言跟着反动派去了永新，李右莲用一首“工农和红军原是一家人，打倒土豪和劣绅。反水农民莫受骗，回家割禾受欢迎”的山歌，动员反水农民回家。在军队中举办革命教育展览，极大地丰富了教育的互动性和感染力。这些活动活跃了军民的业余生活，强化了革命信念。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