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栏前围了三圈人。
我端着搪瓷缸子站在最外层,茶是早上泡的,这会儿已经凉透了。
红纸黑字贴得端正,组织部盖的章,鲜红刺眼。从办公室主任到乡镇副职,十几个名字从上往下排,我眯着眼一个一个看,看到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手里的缸子差点没端稳。
没有我。
旁边有人拍我肩膀,是宣传科老周,压低了嗓子说:“小陈啊,别看了,走吧。”
我没动。
老周又拽了我一把,声音更低了些:“你去年评优的材料都是我给报上去的,县长亲手批的先进,谁知道这回……唉,别在这儿杵着了。”
我笑了一下,说没事,转身往办公楼走。保温杯里的凉茶晃了晃,茶叶末子浮起来又沉下去,跟这五年在县府的日子差不多。
五年前考进来的时候,全县笔试第一,面试第二。报到那天,办公室主任领着我挨个科室转,介绍的时候说:“这是咱们县新来的高材生,以后重点培养。”
重点培养。
这四个字我听了五年。
从收发文件开始,到写材料、跟调研、做方案,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去年防汛,我跟着县长在堤上蹲了三天三夜,回来的时候两只脚泡得发白起皱,县长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不错,有前途。
有前途。
公示栏里没有我的名字。
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三份待办件,最上面那份是下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的材料,初稿已经改了六遍,分管副主任圈圈点点又画了一堆,我看着那些红笔痕迹,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水溅出来洇湿了文件一角。
手机响了。
办公室座机,内线号码,尾号001。
我接起来,那头是政府办王主任的声音,很简短:“小陈,县长让你来一趟。”
说完就挂了。
我盯着话筒看了两秒,把桌面上那份被茶水洇湿的材料往旁边推了推,起身往外走。
走廊很长,经过几个科室门口的时候,里头的人都低着头,没一个抬头看我的。这种场面我太熟悉了,公示出来之后没上榜的人,就跟得了什么传染病似的,谁都不敢靠近,怕沾上晦气,也怕站错了队。
县长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
“进来。”
推门进去,县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老花镜架在鼻梁上,抬头看了我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我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县长把文件合上,摘下眼镜搁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我。
“公示看了?”
“看了。”
“心里有想法?”
我没吭声。
县长也不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你的事,我记住了。”
我愣住了。
这句话没头没尾的,什么叫“记住了”?公示都贴出来了,名单都定了,这会儿说记住了是什么意思?是这次没赶上、下次再说?还是有什么别的安排?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县长已经摆了摆手。
“行了,你先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就这么几句话,前后不到五分钟。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县长又叫住我。
“小陈。”
我回过头。
他重新戴上眼镜,低头翻着文件,头也没抬地说:“最近县里在筹备一个专项工作组,具体方案还没定,你先有个心理准备。”
门在我身后合上。
我站在走廊里,秋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走廊的地砖上,明晃晃的。楼下院子里有人在说话,声音顺着楼梯井传上来,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内容。
回到办公室,老孙已经在我座位上等着了,看见我就凑过来:“县长找你干啥?”
“没干啥。”
“没干啥是干啥?”
我把保温杯里的凉茶倒了,重新接了一杯热水,看着热气从杯口升起来,才慢慢说:“他说,我的事他记住了。”
老孙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了好几变,最后咂了咂嘴:“这话……可深可浅啊。”
我没接话。
老孙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你知道这次提拔的都是谁的人不?办公室主任老刘,那是书记一手提上来的;乡镇那几个副职,背后都有各局的关系。你想想,你这些年跟着县长跑前跑后,材料写了多少,调研跟了多少,可你背后有谁?”
他说到这儿,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县长是外来干部,明年换届,他自己能不能留都难说。这个时候,他能为你跟其他人撕破脸?”
我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
这个道理我不是没想过,但被人这么明晃晃地说出来,还是有点扎心。
老周看我脸色不好,拍了拍我肩膀:“行了,别想了,晚上我请你喝酒。”
“不喝了,晚上还有材料要改。”
“改个屁。”老周难得说了句粗话,“都公示了你还加班?让那些上了榜的人去改。”
我没接话,老周叹了口气走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我坐回电脑前,打开那份改了六遍的材料,光标在屏幕上闪了好一会儿,一个字都没动。
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发的微信。
“儿子,听说你们单位今天公示了?”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不想回。
回了说什么?说你儿子又没提上?说领导说了句记住了,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妈肯定要急,然后四处打听,看能不能找找关系。她一个退休小学老师,能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找她当年的学生,县里哪个局的谁谁谁,拐弯抹角地托人问问。
我不想让她折腾。
手机又震了两下,我没看。
下班铃响的时候,我把材料拷进U盘,打算晚上回去继续改。虽然老周说了气话,但该干的活还是得干,这个道理我早就明白了。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洒在路面上。公示栏那边已经没人了,那张红纸还贴在那儿,被风吹得边角微微翘起来。
我看了一眼,没停步。
回到出租屋,煮了碗面条,刚吃两口,手机又响了。
这次不是我妈,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
我接了。
“喂,小陈吗?”
声音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是我,您是?”
“我,老赵,赵德明。”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
赵德明,前任县长,三年前调走的,走的时候我还给他写过述职材料。他调走之后,我跟他就没什么联系了,逢年过节发条短信,他偶尔回个“谢谢”,仅此而已。
“赵县长,您好。”我放下筷子,坐直了些。
“别叫县长了,我早就不是了。”他笑了两声,声音有点哑,像是烟抽多了,“我听说你们单位今天公示了?”
消息传得真快。
“是的。”
“没你?”
“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小陈,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您说。”
“你现在方便吗?这事电话里说不方便,你明天能不能请个假,来市里一趟?”
我愣了一下。
请假去市里?赵德明调走之后在市里一个局当局长,不算什么实权部门,但也算安稳。他找我干什么?
“赵县长,什么事您能先透个底吗?”
他又笑了,这次笑声里有点别的味道:“你来了就知道了。不会害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餐桌前,碗里的面条已经坨了。
窗外有车经过,灯光扫过天花板,又暗下去。
我想起今天县长说的那句话——“你的事,我记住了。”
又想起赵德明打来的电话。
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我把面条倒进垃圾桶,洗了碗,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
茶几上摆着去年防汛回来拍的照片,县长站在中间,我们几个跟班的站在两边,背景是大堤上堆着的沙袋。照片里我瘦了十几斤,颧骨都凸出来了,但笑得挺开心。
那会儿是真觉得自己有前途。
我把照片扣过来,拿起手机给老周发了条微信:“明天帮我请半天假,家里有事。”
老周秒回:“你没事吧?”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过了几秒,老周又发了一条:“你是不是要去找人?”
我没回。
老周又发:“别冲动,公示期还没过,你现在去找人,被人知道了不好。”
“我有分寸。”
发完这句,我把手机调成静音,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细得像根头发丝。
我想起刚来县里那年,这间出租屋是单位帮我找的,说是临时过渡,等分了宿舍就搬走。结果宿舍一直没分下来,我在这个老小区里住了五年,那道裂缝从一寸长变成了现在的半尺长,还是没人修。
第二天一早,我坐了最早一班去市里的班车。
车上没几个人,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车窗外的县城慢慢变小,变成后视镜里的一个灰点。
一个半小时后,车进了市区。
赵德明发的地址是市里一家茶楼,在老城区一条巷子里,我打了两次电话才找到地方。
推开包间的门,赵德明已经坐在里面了。
三年没见,他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审视的味道。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顺手给我倒了杯茶。
茶香很浓,是上了年头的老白茶。
“赵县长,您找我来是?”
“别急,先喝茶。”他端起自己的杯子,慢慢抿了一口,放下杯子,才说,“小陈,我听说你们县长跟你说,你的事他记住了?”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
这事是昨天下午才发生的,赵德明怎么知道的?
他看出我的惊讶,摆了摆手:“别紧张,我在你们县里还是有些老部下的。”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信息量很大。
赵德明调走三年了,还能这么快知道县长办公室里说了什么,说明他在县里的关系网还在,而且不浅。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聊一个机会。”赵德明说,手指在茶杯边缘慢慢画着圈,“市里要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推进县域经济转型试点项目,需要抽调一批基层干部。”
“专项工作组?”
“对。”他看着我,“临时机构,直接向分管副市长汇报,编制挂靠市发改委,为期一年。干得好,留在市里;干不好,回原单位。”
我的心跳快了两拍。
“这个工作组的成员,由各部门推荐,最后副市长定。”赵德明顿了顿,“我手里有一个推荐名额。”
我明白了。
他是在给我指路。
但为什么是我?
我跟他之前的关系,说不上多深,他当县长的时候,我只是个普通科员,给他写过材料、跟过调研而已。
“为什么推荐我?”我直接问了。
赵德明笑了,笑得很淡,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因为你没被提拔。”
这个答案让我愣住了。
“你没被提拔,说明你不是任何一派的人。”赵德明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慢慢说,“这个工作组,需要的是能干活的人,不是哪个山头的小弟。你这些年在县里干了什么,我心里有数。防汛那次,你在堤上守了三天,写的汛情报告我托人看过,数据翔实、条理清晰,比市里有些人强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我心里却翻涌得厉害。
三年前的防汛,赵德明已经调走了,他居然还知道我干了什么。
“不过有件事我得提前跟你说清楚。”赵德明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看着我,“这个工作组,是个机会,也是个坑。”
“什么意思?”
“意思是,干好了,你是功臣;干不好,你是炮灰。”他说得很直接,“项目涉及好几个县,利益关系复杂得很,你一个没背景的年轻人进去,会得罪人,会被穿小鞋,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
他停了停,等我消化这话。
“但如果你能扛住,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以后在市里,你就有了一席之地。”
包间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我低头看着茶杯里的茶水,茶汤是琥珀色的,上面浮着几片茶叶。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
“当然。”赵德明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三天之内给我答复。不过小陈,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抬起头。
“你在县里,再熬五年,也不一定有你什么份儿。”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过来人的无奈,“体制内就是这样,没人提携,光靠干,能熬到退休有个副科就不错了。你还年轻,别把最好的年纪,熬在没希望的地方。”
他说完就走了,留我一个人坐在茶室里。
茶水凉了,我又续了一杯。
坐了很久。
直到服务员进来问要不要加茶,我才回过神来,付了钱离开。
走出茶楼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街上车来车往,市区的喧嚣和县城完全不一样。
我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回去的班车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脑子里反复想着赵德明的话。
机会,坑,炮灰,一席之地。
这些词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像洗衣机里的衣服,搅成一团。
车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下了车,往家的方向走,经过单位大院的时候,远远看了一眼。
公示栏上还贴着那张纸,路灯照在上面,字迹已经不太看得清了。
院子里没什么人,只有值班室亮着灯。
我站在门口看了会儿,转身走了。
回到家,刚打开门,手机就响了。
是县长秘书小李打来的。
“陈哥,县长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九点到县政府小会议室开会。”
“什么会?”
“专项工作组筹备会。”小李的声音很平常,像是在通知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了,县长特意交代,让你带上开发区的那份调研报告。”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那份调研报告,是我去年花了两个月跑遍了全县十三个乡镇写的,交上去之后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
现在县长突然要这份报告。
我挂了电话,站在玄关没动。
赵德明说的专项工作组,县长说的“你的事我记住了”,还有明天这场会。
三件事叠在一起,像三块拼图,慢慢拼出了一个轮廓。
但这个轮廓到底是什么,我还看不清。
我换了鞋,走到书房,打开电脑。
那份调研报告就在桌面上,文件名是“县域经济开发区调研报告_第6稿”。
我点开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两万多字,几十张图表,数据翔实,分析透彻。
当时写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好的东西。
结果交上去,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现在县长忽然要它。
我把报告打印了一份,装进文件袋,放在门口鞋柜上。
然后洗了澡,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那道裂缝还在。
明天会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县长要干什么,不管赵德明说的那个工作组是什么,我都得先把手里的活干好。
这是我这五年学到的唯一道理。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到了县政府会议室。
推开门,愣住了。
会议室里坐了七八个人,有县发改局的,有财政局的,还有几个乡镇的负责人,都是平时开会能碰上的面孔。但让我意外的是,坐在主位上的不是县长,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
这人四十岁出头,穿一件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面前摆着一沓文件,正在低头翻看。
小李端茶进来,我拉住他,小声问:“县长呢?”
“县长临时有事,去市里了。”小李也压低声音,“这位是市里来的,专项工作组的筹备负责人,姓徐,徐主任。”
市里来的?
专项工作组?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昨天赵德明说的话。
“他点名要你参加。”小李补了一句,然后端着茶盘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姓徐的男人,他好像感受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来,视线在我身上停了两秒。
“你就是陈远?”
“是我。”
“坐吧。”他指了指身边的座位,“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不错。”
我走过去坐下,心里翻江倒海。
那份报告,我昨天才接到通知要带来,他怎么已经看过了?
除非,县长早就把报告给了他。
“人都到齐了?”徐主任环顾了一圈,“那咱们开始吧。”
他说话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他。
“今天叫大家来,是宣布一件事。”他拿起面前的一份文件,“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县域经济开发区专项推进工作组,由我担任组长,工作组成员从各县抽调,为期五个月。”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会议室里每一个人。
然后念出了一串名字。
其中有我。
“以上同志,从下周一开始到市里报到。”他合上文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我坐在那儿,心跳得很快。
原来县长说的“你的事我记住了”,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要给我补一个名额,他是要把我推到另一个战场上。
徐主任又说了些什么,关于工作组的任务分工、时间节点、考核要求,我全都听进去了,但脑子里始终有一个问题在转——
赵德明说这个工作组是个坑。
县长把我推进这个坑里,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
会开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散会的时候,徐主任叫住我:“陈远,你留一下。”
其他人陆续走出去,会议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
徐主任靠在椅背上,打量了我一会儿,忽然问:“你认识赵德明?”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昨天找过你?”
“找过。”
“说了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
徐主任笑了一下,笑容里带着点玩味:“他是不是跟你说,这个工作组是个坑?”
我猛地抬起头。
徐主任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聊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赵德明这个人,我了解。他在你们县当县长的时候,搞开发区没搞起来,后来调走了,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院子。
“这次市里重新启动开发区项目,他想插一手,又怕直接出面会惹麻烦,所以想在工作组里安插自己的人。”徐主任转过身,看着我,“他推荐你,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没说话。
但心里已经明白了。
赵德明说我没有背景,所以才推荐我。
可实际上,没有背景的人,进了这个工作组,能依靠的就只有推荐他的人。
他是在拉拢我。
徐主任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我不跟你绕弯子。这个工作组,确实不好干,利益关系复杂,谁都想往里面塞人。但我用人只有一个标准——能干活。”
他看着我的眼睛:“你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是能干活的人。所以,不管赵德明跟你说过什么,我就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会议室里很安静。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会议桌上,照在那份文件上。
我看着徐主任的眼睛,忽然想起县长说的那句话。
“你的事,我记住了。”
原来如此。
县长没有直接把我提上去,因为他在县里的力量不够,跟其他派系硬碰硬提我,反而会把我推上火坑。
他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把我推荐给市里。
而赵德明,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两个人,一个在明,一个在暗,都在利用我。
不,不该说利用。
应该说,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我指了一条路。
只是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还得我自己走。
“我愿意。”我说。
徐主任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拿起桌上的文件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手机震了,是赵德明发的短信。
“听说你进了工作组,恭喜。”
我看着这条短信,没回。
窗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徐主任的车驶出了院子,扬起一阵灰尘。
阳光很好,照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闪闪发亮。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站起来往外走。
走廊里碰见老周,他一把拽住我,满脸震惊:“你进市里工作组了?”
“嗯。”
“卧槽!”老周压低声音骂了一句,“所以你那天说县长记住了,是这个意思?”
“大概吧。”
老周看着我,眼睛里带着几分羡慕,几分感慨,还有几分说不清的东西。
“行啊小陈,熬出头了。”
我没接话。
是不是熬出头了,现在说还太早。
赵德明说这是个坑。
徐主任说需要能干活的人。
县长把我推进去,是信任还是甩锅。
这些事,现在都看不清。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那个在公示栏前站着、等着自己名字出现的科员了。
我有了一个新的战场。
至于战场上等着我的是什么,去了才知道。
周一早上,我坐最早一班班车去了市里。
工作组办公地点设在市政府东配楼,占了一层楼,十几间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打印室一应俱全。
我去得早,到的时候才七点半,整层楼只有保洁阿姨在拖地。
按照通知上的房间号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门牌上贴着“综合协调组”,推门进去,两张办公桌面对面摆着,靠窗那张桌上已经放了台电脑,显示器上贴着一张便签条——“陈远”。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把带来的文件整理好,打开电脑。
八点刚过,走廊里开始有人走动。
有人敲门,我抬头,是个看起来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个文件袋。
“你是陈远?”他说话带着点外地口音。
“是我。”
“我叫王磊,隔壁综合研究组的。”他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听说你是从县里调上来的?”
“嗯。”
“哪个县?”
“南平。”
他眼睛亮了一下:“南平?我去年去过你们县调研,那个开发区规划报告,是你写的?”
“是我。”
王磊推了推眼镜,表情认真了几分:“那报告我看了两遍,数据做得扎实,特别是关于产业链那块的分析,比市里一些人写的都专业。”
我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过奖了。”
“不过奖,说真的。”王磊凑过来,“你知道不,徐主任把你那份报告复印了好几份,发给工作组每个人看,说这是这次开发区规划的参考模板。”
我愣住了。
那份报告在县里石沉大海,到了市里却被当成模板。
这差距,让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磊看出我的不自在,笑着拍了拍我肩膀:“行了,别谦虚了。对了,一会儿九点有个全体会议,在二楼会议室,徐主任主持,你记得去。”
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电脑屏幕上那张便签,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情绪。
九点整,二楼会议室。
工作组全体成员都到齐了,大概二十来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只有几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
徐主任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一沓文件,开门见山。
“今天是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先说几件事。”
他说话的风格很直接,没有开场白,没有客套话。
“第一,这个工作组的任务,是在五个月内完成全市县域经济开发区改革的调研、规划和试点推进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希望大家做好加班的准备。”
会议室里有人小声议论。
“第二,工作组实行扁平化管理,没有那么多层级,每个人都直接向我汇报。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不用绕弯子。”
“第三——”徐主任顿了一下,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我知道大家都是从各个单位抽调上来的,有的来自县里,有的来自市局。来之前,可能有人跟你们说过,这个工作组是个机会,也可能有人说过,这是个坑。”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徐主任身上。
“我告诉你们,两种说法都对。”徐主任说得很直接,“干得好,你们就是开发区项目的功臣,以后在体制里,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资本。干不好,市领导不满意,各县不满意,板子打下来,你们就是替罪羊。”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
“所以,如果有谁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我不会为难。”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徐主任等了十秒,点了点头:“好,既然没人退出,那就当大家都愿意跟我干。”
他拿起面前的文件:“下面开始分工。”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徐主任把工作分成了四个板块——调研分析组、规划编制组、协调对接组、综合保障组。
我被分到了调研分析组,组长是市发改委的一个科长,姓李,叫李建国,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看起来是个老黄牛式的干部。
李建国开完会就来找我,说话很直接:“小陈,徐主任说了,你对基层情况熟悉,这次调研你负责带一个小组,跑三个县,重点是你们南平县。”
“三个县?”
“对,南平、东河、清江。”李建国递给我一个文件袋,“里面是这三个县开发区的原始资料,你先熟悉一下,三天后出发。”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时间紧,你们必须在两周内完成实地调研,回来出一份调研报告。”
我掂了掂手里的文件袋,沉甸甸的。
“行。”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住在了办公室。
三个县的资料堆起来有半人高,开发区的规划图、用地审批、企业入驻情况、产业分布数据,每一份都要看,都要梳理。
王磊有时候会过来串门,看见我在加班,就给我带份盒饭,坐在旁边跟我聊几句。
“你太拼了。”他说。
“资料太多,时间太少。”
“你就不怕,到时候你们县长找你麻烦?”
我停下手里的笔,看着他。
王磊推了推眼镜,压低声音:“我可听说了,你们南平县的开发区,问题不少。你这次去调研,肯定会查出问题,到时候报告交上去,得罪的是你老东家。”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南平的开发区,我比谁都清楚。当年那份两万字的调研报告,里面指出了几十个问题,但交上去之后就没了下文。现在回头去看,那些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越积越多。
“得罪就得罪吧。”我说。
王磊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行,你有种。”
他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了,徐主任让我转告你,调研期间有什么阻力,直接给他打电话。”
“什么阻力?”
“你去了就知道了。”王磊说完就走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桌上那堆资料,忽然觉得后背有点发凉。
三天后,我带着两个组员出发了。
第一站就是南平。
车子开进县城的时候,路边熟悉的街景从车窗外掠过,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才走了一个星期,再回来,却觉得自己已经变了。
开发区在县城东边,占地两千多亩,规划图上画得漂漂亮亮,但实际情况怎么样,我太清楚了。
车子开进开发区大门,保安认出了我的车,探出头来打招呼:“陈科长,今天怎么回来了?”
“回来调研。”
“哦哦,您忙。”
车子继续往里开,两边的厂房稀稀拉拉的,有些已经停工了,门口长满了杂草。
坐在副驾驶的是组里的小年轻,叫孙阳,市里刚考进来的选调生,第一次来南平,看着窗外的景象,忍不住说:“陈哥,这开发区怎么这么冷清?”
我没接话。
车子停在了开发区管委会门口,管委会主任姓周,叫周大富,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远远看见我的车,就迎了出来。
“哎呀,陈科长,哦不对,应该叫陈组长了。”周大富满脸堆笑,握着我的手使劲摇,“听说你进了市里工作组,咱们南平的面子都让你挣了!”
“周主任,我们是来做调研的,按市里要求,需要看几个重点企业和园区基础设施。”我直截了当地说。
周大富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连连点头:“好好好,我这就安排人带你们去。”
“不用安排人,我们自己去看就行。”
“那怎么行,你们是市里的领导,怎么能没人陪?再说了,开发区这么大,没人带路,你们也找不到地方。”
他一边说,一边招手叫来一个年轻人:“小马,你带陈组长他们转转,好好介绍。”
小马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看就是刚上班没两年,被周大富一叫,赶紧跑过来,满脸堆笑。
我看了周大富一眼,没再推辞。
接下来一上午,小马带着我们转了七八个企业。
每到一处,企业负责人都像是提前准备好了似的,说辞几乎一样——“经营状况良好”、“订单稳定”、“用工没问题”。
但我注意到,好几个厂房的车间里,机器都没开。
我问一个企业负责人:“今天怎么停工了?”
“哦,今天设备检修。”
“每周都检修吗?”
对方愣了一下,看了看小马,小马赶紧打圆场:“他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设备维护成本高,经常要检修。”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里有数。
下午,我提出要看开发区东边那块地。
小马的脸色变了变:“那边还没开发,没什么好看的。”
“没开发也要看。”
小马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那我得跟周主任请示一下。”
他出去打电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脸色不太好:“周主任说,那边路不好走,车开不进去,要不改天?”
“不用改天,我们走着去。”
小马脸上的汗都下来了。
孙宇在旁边看着,小声问我:“陈哥,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没说话,但心里已经猜到了。
开发区东边那块地,当初规划的是新能源产业园,县里花了大力气招商引资,引进了一家光伏企业。当时宣传得轰轰烈烈,说是投资五个亿,年产值能到十亿。
但后来不了了之。
我在县里的时候,就听过一些风声,说那块地有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没人说得清楚。
今天,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们三个人沿着开发区的土路往东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远远看见一片圈起来的围墙。
走近了,才发现围墙里是一片荒地。
不是荒地,是长满了杂草的空地,地上有一些挖了一半的地基,钢筋都锈了,水泥墩子上爬满了藤蔓。
“这就是那个生态产业园?”孙宇瞪大了眼睛。
小马站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绕着围墙走了一圈。
这块地,少说有五百亩。
当初县里报上去的数字,是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企业即将入驻。
可现在,这分明是一片烂尾工地。
“这块地,停工多久了?”我问小马。
小马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快……快两年了。”
“为什么停工?”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小马连连摇头,额头上全是汗。
我看着他,没再逼问。
回到车上,孙宇忍不住说:“陈哥,你们县这开发区,问题也太大了。”
“先别下结论,继续看。”
接下来两天,我们又去了东河县和清溪县。
情况大同小异。
东河县的开发区,规划面积比南平还大,但入驻企业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土地闲置。
清溪县更离谱,开发区的办公楼建得气派,但里面没几个人,一问才知道,很多企业只是挂了名,根本没入驻。
每天晚上回到住的地方,我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调研资料。
照片、录音、笔记,一样一样地整理。
孙宇有时候会过来帮忙,一边整理一边感慨:“陈哥,这哪是开发区,这分明就是开发区泡沫。”
“泡沫”这个词用得好。
三天调研下来,我脑子里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判断——这三个县的开发区,都存在严重的虚报、闲置、低效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
而背后,涉及的是土地财政、政绩考核、利益输送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
我把这些想法都写在了调研报告的初稿里。
回到市里那天,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直接去了办公室,把调研报告打印出来,厚厚一沓,放在徐主任桌上。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徐主任的电话。
“陈远,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推门进去,徐主任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我的报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这份报告,除了你,还有谁看过?”
“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写的。”
徐主任点了点头,手指在报告上敲了两下:“你知道这份报告交上去,会得罪多少人吗?”
“知道。”
“知道你还写?”
“这是我的工作。”
徐主任看着我,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
“行,有种。”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背对着我说:“这份报告我先压着,不往上报。”
“为什么?”
“因为时机不到。”徐主任转过身来,“你现在把这份报告交上去,上面的人看了,会怎么想?会觉得你是在揭盖子,是在打他们的脸。”
“可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徐主任打断我,“这些问题,市里不是不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处理是另一回事。你现在急着把问题暴露出来,只会让各个县的人联合起来对付你。”
他走回来,在我对面坐下,语气放缓了些:“做工作,不能光有冲劲,还得有策略。”
“这份报告,你留着。等我们工作组把方案框架搭起来,把各个县的利益关系理清楚,再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摆出来,那时候,他们想压也压不住。”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慢慢冷静下来。
徐主任说得对。
我太急了。
这份报告如果现在交上去,不但,反而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徐主任拍了拍桌上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你手里的一张牌,一张炸牌。什么时候打出去,得看时机。”
他顿了顿,又说:“对了,你这次调研,你们县里,有没有人找你?”
我愣了一下,想起回来那天晚上接到的那个电话。
是周大富打的。
电话里,周大富的语气跟白天完全不一样,不再是那种讨好的客套,而是带着一种隐隐的威胁。
他说:“陈远,你是南平出来的,有些事,你心里应该有数。开发区的事,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查得太深,对大家都不好。”
我当时没回他。
现在想起来,这句话的分量,比我想象得要重。
“找过。”我说。
“说了什么?”
“让我别查得太深。”
徐主任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只是让我先回去。
我走出他的办公室,走廊里碰见王磊,他正端着杯咖啡走过来,看见我,凑过来小声问:“听说你调研报告写了三万字?”
“差不多。”
“你可真行。”王磊竖起大拇指,然后压低声音,“不过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吓着。”
“什么事?”
“你们县那边,有人在打听你的底细。”
“打听我?”
“对,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但消息是可靠的。”王磊推了推眼镜,“你自己小心点。”
我点了点头,心里沉了一下。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开始落叶了,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掉,被风吹得到处都是。
手机震了。
是赵德明打来的。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小陈,听说你调研报告写得很猛啊。”赵德明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直接把开发区的问题全抖出来了?”
“您怎么知道的?”
“我说过,我在你们工作组里,有些老朋友的。”赵德明笑了一声,“我跟你说过,这个工作组是个坑,你现在信了?”
我没说话。
“你那份报告,要是真交上去,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什么后果?”
“你们南平县的几个领导,都会受影响。包括你们县长。”赵德明顿了顿,“县长今年要换届了,如果这时候爆出开发区的问题,他的升迁,就悬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
县长把我推荐到工作组,是为了给我机会。
可我现在查到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
“你是不是觉得很矛盾?”赵德明继续说,“一边是工作职责,一边是恩人。这就是体制内的两难。”
“赵县长,您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不,我是想提醒你。”赵德明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徐主任这个人,手腕很硬,他要用你,就会把你推到最前面去。到时候,你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你想清楚了,值不值得。”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儿,脑子里乱成一团。
徐主任要我把报告压下来,说是时机不到。
赵德明说徐主任会把我推到前面当枪使。
县长把我推荐上来,我现在做的事却可能害了他。
周大富在背后打听我。
王磊说有人在查我的底细。
这一切,像一张网,把我罩在里面。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街道。
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人知道这栋楼里正在发生什么。
我忽然想起公示栏前那个下午。
那天,我站在公示栏前,看着别人的名字,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有我?
现在,我的名字进了工作组,成了市里关注的对象。
可我却发现,站得越高,风越大。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县长打来的。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深吸一口气,接了。
“县长。”
“小陈,听说你回县里调研了?”县长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
“是的,待了一天。”
“调研的怎么样?”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
“还不错。”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小陈,你在市里好好干。”县长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县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县长……”
“行了,我还有个会,先挂了。”
电话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听着里面的忙音,心里像是堵了块石头。
县长什么都没问。
但恰恰是什么都没问,才让我觉得更沉重。
他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但他不问我,也不解释。
他只是在告诉我,别操心。
可我能不操心吗?
我坐回办公桌前,把那份报告打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判断,都是我实地调研得来的。
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谁想掩盖就能掩盖的。
我关掉文档,给徐主任发了条消息:“主任,报告我重新整理一下,把一些敏感数据模糊处理,您看可以吗?”
徐主任很快回了两个字:“可以。”
我松了口气。
不是妥协,而是策略。
徐主任说得对,现在把问题全暴露出来,只会打草惊蛇。
先把方案框架搭起来,把关系理清楚,再慢慢推进改革。
这才是做事的正确方式。
接下来的一个月,工作组进入了最忙的阶段。
白天开会、讨论、对接各个县市,晚上加班写方案、改材料。
我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十点以后才下班,有时候通宵,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一会儿。
王磊说我是工作狂。
我说我没别的选择。
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
这个月里,县里那边也有动静。
周大富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客客气气的,问我在市里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忙。
我知道他是在探我的口气,想知道我的报告到底写了什么。
我每次都含糊过去,不说具体内容。
还有一次,老周给我打电话,说县里有人在传,说我到了市里就忘了本,开始查老东家的旧账。
“你别理他们。”老周说,“这帮人就是眼红,自己上不去,也不想让别人上去。”
“我知道。”
“对了,你们县长,最近好像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
“听说市纪委有人找他谈话了,具体什么事不清楚。”老周压低声音,“有人说,跟开发区那块地有关系。”
我心里一紧。
开发区东边那块荒地,果然有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你那边,没什么事吧?”老周问。
“没事。”
“那就好,你自己小心。”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反复想着那块荒地的样子。
围墙,锈蚀的钢筋,爬满青苔的水泥搅拌机。
两年前,县里报上来的材料说,生态产业园已经完成了三通一平,企业入驻率百分之八十。
可实际上,那是一片荒地。
谁在说谎?
那些钱,去了哪里?
县长知不知道?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但我不能去查。
至少现在不能。
徐主任说了,时机不到。
我只能等。
十一月中旬,工作组的方案初稿终于出来了。
徐主任组织了一次内部汇报会,请了分管副市长来听。
副市长姓董,五十出头,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坐在会议室里听了一个多小时,从头到尾没说话。
等我们汇报完,他才开口。
“方案我看了,总体框架不错,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再斟酌。”
他翻开笔记本,一条一条地说。
说到最后,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
“你就是那个从南平来的陈远?”
“是我。”
“你的调研报告,徐主任给我看了。”董副市长说,“写得很实在,敢说真话。”
会议室里的人都在看我。
“不过,”董副市长话锋一转,“有些问题,不是靠一份报告就能解决的。你年轻,有冲劲,这很好。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他顿了顿,又说:“市里对这次开发区整顿是下了决心的,不管阻力有多大,都要推进下去。”
这句话,像是说给大家听的,又像是说给我听的。
散会之后,董副市长单独把我叫到一边。
“小陈,你们县长,最近跟你联系过吗?”
“联系过,但不多。”
董副市长点了点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们县长,是个好干部。”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
“开发区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但他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董副市长看着我,“你那份报告里写的问题,他去年就跟我汇报过。”
我愣住了。
“他汇报过?”
“对,而且是主动汇报的。”董副市长说,“他当时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迟早会爆雷。但县里力量有限,需要市里支持。”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董副市长笑了一下,“因为牵扯的人太多,市里也需要时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好好干,你们县长把你推荐上来,是希望你能帮他一把。”
董副市长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他刚才说的话。
县长早就知道这些问题。
他不但知道,还主动跟市里汇报过。
他把我推荐到工作组,不是为了给我一个机会,而是希望我能在市里帮县里解决问题。
可我呢?
我差点以为他在害我。
我差点以为他把我推进了一个坑。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那天晚上,我给县长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喂。”县长的声音有点疲惫。
“县长,是我,陈远。”
“嗯,知道。”他顿了顿,“这么晚了,有事?”
“没什么事,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在市里挺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就好。”县长的声音里带着点笑意,“好好干,别给县里丢脸。”
“嗯。”
“还有事吗?”
“县长……”我犹豫了一下,“开发区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县长才说:“别逞强,量力而行。”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心里忽然觉得踏实了很多。
接下来的日子,工作组进入了最紧张的攻坚阶段。
方案一遍一遍地改,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每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实。
徐主任带着我们跟各个县市对接,有时候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早上出发,晚上才回来。
我瘦了十几斤,但精神状态反而更好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十二月中旬,方案终于定稿了。
徐主任带着方案去了省里汇报,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笑容。
“省里批了。”
办公室里的同事都欢呼起来。
五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不过,”徐主任话锋一转,大家安静下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方案批了,就要开始推进落实。推进落实,就要动真格的。”
他看着我:“陈远,你们县的开发区,是这次整顿的重点。”
“我明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徐主任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调研报告重新打开。
这份报告,在我电脑里躺了五个月。
现在,终于到了该用的时候了。
我花了整整一夜,把报告重新整理了一遍,把之前模糊处理的数据全部还原,把所有问题一条一条列清楚,然后打印出来,装订成册。
第二天一早,我把报告放在徐主任桌上。
徐主任翻开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
“你确定?”
“确定。”
“不怕得罪人?”
“怕。”我说,“但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徐主任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行,那就开始吧。”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通知下去,下周一开始,工作组进驻南平县,全面启动开发区整顿工作。”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我站在徐主任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张开的手。
冬天来了。
但我知道,春天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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