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虹邓煜在国内读博，他们还能拿到菲尔兹奖吗？

王虹，1991年出生，广西桂林人，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

邓煜，1989年出生，广东深圳人，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2026年7月23日，两人同时摘得菲尔兹奖——数学界的最高荣誉。王虹证明了困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从微观粒子运动推导出宏观流体方程。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全网都在庆祝，都在欢呼。可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一个不太合时宜的问题——

如果王虹和邓煜当年没有出国，而是留在国内读硕士、读博士，他们还能拿到菲尔兹奖吗？

一、王虹的“不务正业”：从地球物理转到数学，在国内可能直接被劝退

咱们先说说王虹。

2007年，她从桂林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可她发现自己更喜欢数学。一年后，她毅然转系，进了数学科学学院。

这个“转系”，放在国内很多高校，可能直接就被导师劝退了。

“你一个地球物理的转过来，基础能跟上吗？”“现在转系名额这么紧张，你还是安心读本专业吧。”“数学太难了，你确定自己吃得消？”

这些话，熟悉不熟悉？

可王虹不仅转了，还转得风生水起。本科毕业后，她去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萨克雷大学读硕士，然后师从Larry Guth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

她的博士导师Larry Guth是什么人？国际调和分析领域的顶级大牛。王虹跟着他，一头扎进了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2025年，她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完整证明三维挂谷猜想。

如果她留在国内读研呢？

她的导师会是谁？大概率是一位“学术包工头”——手里攥着几个大项目，把学生当“分包商”使唤。你今天做A课题，明天做B课题，全看导师的项目需要什么。至于你自己想研究什么？“你先把手头的活儿干完再说。”

王虹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介绍视频里说过，她曾经迷茫到想放弃数学、转学建筑。后来她问自己为什么回归数学，答案就五个字——“我更喜欢数学。”

可在国内，你“更喜欢”什么，重要吗？ 导师更关心的可能是：你能不能发论文、能不能帮他结题、能不能在组会上拿出数据。

二、邓煜的“不务正业”：奥数金牌保送北大，然后呢？

再说说邓煜。

2006年，他在深圳高级中学读高二，就拿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世界第六。保送北大数学系。

本科读到一半，他去了麻省理工，2011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博士导师是著名数学家Alexandru D. Ionescu。毕业后在纽约大学Courant研究所做博士后，202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担任正教授。

如果邓煜留在国内读研呢？

奥数金牌保送北大，顺理成章留校读硕博。导师一看——“这孩子底子好，给我干活肯定利索。”

然后呢？

“邓煜，这个课题你帮我写一下。”“邓煜，这篇论文你帮我改一下。”“邓煜，这个项目结题报告你帮我弄一下。”

他的研究方向呢？ 他研究的是偏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流体力学。可导师的项目方向如果是别的呢？“你别自己瞎琢磨，跟着我的方向走。”

一个菲尔兹奖级别的天才，很可能就被“安排”成了某个课题组的“高级写手”。

更讽刺的是，邓煜自己说过一句话：“不能为了拿奖去做研究。”他还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享受思考、探索和研究的过程，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可在国内，很多研究生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的研究方向、论文选题、实验进度——全捏在导师手里。

三、如果他们在国内读博，会经历什么？

咱们来做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王虹和邓煜没有出国，而是留在国内某985高校读博。他们会经历什么？

第一阶段：研一，当“廉价劳动力”。

导师手里有个大项目，缺人干活。“你们几个新生，把这个数据处理一下。”“这篇论文的文献综述，你写一下。”“这个实验，你盯一下。”

干得好，导师说“不错，继续努力”。干得不好，导师说“你怎么这么笨”。

至于你自己的研究兴趣？没人问。至于你的学术成长？没人管。

第二阶段：研二，为论文发愁。

国内很多高校对硕士、博士有硬性论文发表要求。可导师的项目方向跟你的论文方向八竿子打不着。你一边要帮导师干项目，一边要自己憋论文。

发不出来？延期毕业。发出来了？导师一作，你二作。

第三阶段：研三/博四，为毕业挣扎。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导师一句话——“你再延一年吧，这个项目还没结题。”

上海交大曾有博士生实名举报，实验室几乎每个博士都被拖到8、9年以上才毕业，甚至有10多年没毕业的。北京邮电大学15名硕士生联名举报导师，长期指示学生从事接送家人等私人事务。

这，就是很多国内研究生的真实处境。

四、王虹邓煜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们“逃”出去了

说句不好听的——王虹和邓煜能拿到菲尔兹奖，恰恰因为他们没有留在国内读研。

他们在国外遇到了什么样的导师？

王虹的导师Larry Guth，是领域内顶级学者，不会让学生干杂活，只会带着学生冲向最前沿的问题。邓煜的导师Alexandru D. Ionescu，同样是大牛，2025年之后两人依然保持着合作研究。

在国外，导师和学生是“合作关系”。在国内，很多时候是“主仆关系”。

国外导师关心的是——“你想研究什么？我能帮你什么？”

国内某些导师关心的是——“你能帮我干什么？你能发几篇论文？”

这就是差距。

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这就是崇洋媚外！国内也有很多好导师！”

我承认，国内确实有好导师。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田刚就说过，王虹和邓煜“虽在国外取得最终成果，但基础教育、本科阶段均在国内进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可问题是——好导师太少，坏导师太多。

研究生出现抑郁、焦虑问题的比例高达35.5%和60.1%，与导师关系是影响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之一。导师“恶意打压学生、压榨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学术传承沦为权力倾轧。

如果王虹和邓煜留在国内，他们很可能不是今天的菲尔兹奖得主，而是两个被导师压榨到抑郁的普通博士生。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现实。

王虹和邓煜的成功，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胜利，是中国数学人才培养的胜利。可他们的成功，恰恰反衬出国内研究生教育的某些顽疾——

我们培养了最优秀的学生，却未必留得住他们。我们教出了最聪明的头脑，却未必给得了他们自由生长的土壤。

最后问大家一句——

如果你是一个有学术天赋的年轻人，你会选择留在国内读研，还是出国？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