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T临床头重脚轻，亟需一场“刮骨疗伤”？

氨基观察-创新药组原创出品

作者 | 武月

一篇《Nature》顶刊论文的光鲜背后，藏着一个6岁女孩逝去的悲剧。

7月23日，《Science》报道了一起6岁女童接受基因编辑治疗后死亡的事件，瞬间搅动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CGT）行业。

轻症罕见病患儿Mei，作为首例脑部碱基编辑临床试验唯一受试者，在高剂量AAV载体输注7天后因血栓性微血管病离世，医院伦理委员会事后认定死亡与治疗明确相关，但这起致命不良事件被团队隐去，直至相关临床前研究顺利登顶《Nature》才由家属曝光，并引起广泛关注。

事件真相如何，仍在官方调查之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前沿医学突破永远伴随未知风险，真正的科学进步，却从来都不应是掩盖风险、追逐论文，而是对生命、对临床安全保有极致敬畏。

这起悲剧或许也并非个案，更是撕开了国内CGT产业长期被数据与顶刊掩盖的结构性病灶：在IIT的推动下，国内CGT相关临床探索占全球总量的11%，远高于其他制药领域的平均水平；但头重脚轻，用于充分确认疗效、支撑药品上市申报的II、III期确证性临床试验占比极低，不足2%，显著低于全球11%左右的水平。

简而言之，我们拥有数量可观的早期临床探索、亮眼的顶刊发文数据，却难以完成从实验室到商业化落地的完整闭环，大量前沿研究停留在概念验证阶段。甚至，存在一个项目、一篇论文，就此止步的现象。

高速奔跑的中国CGT，如何平衡学术探索与产业落地、创新冲动与生命底线，补齐转化链条短板，是整个行业无法回避的深层拷问。

悲剧

2025年3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开展一项全球首创脑内碱基编辑临床试验，6岁女孩Mei是该项目唯一受试者。她罹患CHD3突变引发的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属于轻症罕见病，症状表现为全面发育迟缓、智力障碍、言语障碍、肌张力低下，以独特的面部特征为核心临床表现，通常不致命。

为修复脑部致病基因，仇子龙团队采用双AAV载体递送碱基编辑器，采用高病毒剂量来进行神经元基因编辑修复。然而，Mei接受治疗后不幸离世，院内伦理会议认定死亡与治疗存在明确关联。

根据《Science》联合Retraction Watch调查完整披露的时间线，项目推进全程存在多重前置风险预警，却未被团队重视。2025 年1月2日，医院伦理委员会先行批准临床试验方案，彼时灵长类动物毒理安全报告尚未出具；

2月17日，合作CRO公司提交猕猴实验数据，4只受试猴子全部出现中重度肝损伤，高剂量组猕猴同步发生肾损伤，该结果指向AAV高剂量极易诱发微血管损伤，是明确的致命风险信号，但研究团队未充分告知家属，未叫停人体给药计划。

事后，这起致命不良事件也未对外公开。

更引发舆论争议的是，2026年2月，仇子龙团队在《Nature》发表论文，介绍了一种碱基编辑器在小鼠模型中的研究结果，但论文未提及此前针对人体开展的基因编辑治疗，也未披露相关患者死亡事件，直至家属持续维权、曝光，才引起了广泛关注。

海外遗传学、病毒学和生物伦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在审阅《Nature》杂志的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细节后指出，仇教授及其团队在向患儿父母解释试验风险时淡化了风险，忽视了动物研究中的安全信号，并在成功可能性极低的情况下仍继续进行试验。

“这项试验本不应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史蒂文·格雷表示。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如果按照《Science》报道，这场悲剧的核心也并非单纯的技术风险，而是科研团队追逐“首例脑部基因编辑”学术光环，推进过程出现多处临床程序违规，多重合规漏洞叠加，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失衡

过去十年，中国CGT赛道迎来高速扩张，从学术数据看，行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上半年发表于《The Innovation Medicine》的一项统计数据，让我们能够更直观感受中国创新药高速发展及CGT产业的这份“火热”。

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4年十年间，来自中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成果在全球顶尖医学期刊发表占比大幅提升，从原来的3.2%提升至14.9%，涨幅接近5倍。

细分至CGT领域，增长势头更为迅猛。国内CGT相关临床探索占全球总量的11%，远高于其他制药领域的平均水平。

这意味着，尽管ADC、双抗领域BD交易不断，但在前沿基础研究、前沿基础研究、早期试验的产出速度，CGT甚至更胜一筹。

这得益于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IIT）。这些CGT临床研究中IIT占比高达94.2%，成为驱动国内CGT临床探索的核心引擎，为产出概念验证数据、深化监管与产业理解奠定了基础，也让国内CGT的“产量”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然而，数量激增的研究论文无法掩盖，CGT临床试验显著的分层失衡。从临床分期结构来看，国内CGT管线高度集中于I期概念验证阶段，如下图所示，早期研究占中国临床的14.8%，而全球仅为3.1%；用于充分确认疗效、支撑药品上市申报的II、III期确证性临床试验占比不足2%，显著低于全球11%左右的水平。

这意味着，大量项目在完成小鼠、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或是少量受试者的初步探索后，便止步不前。甚至有市场人士指出，一个项目，一篇论文，就此止步。团队完成阶段性探索，论文顺利发表，项目便失去持续推进的动力。

仇子龙团队与6岁患儿死亡的事件，更是将这一现象，赤裸裸地推向公众视野。

背后

正如27年前18岁少年Jesse Gelsinger的死亡，6岁女孩Mei逝去的悲剧，是国内CGT 行业一记沉重警钟。

从扎堆早期临床、追逐顶刊论文的“头部繁荣”，到转化落地、规模化确证临床的“尾部缺失”，头重脚轻的临床结构，本质是创新目标与安全底线、学术追求与产业价值的一种错位。

一直以来，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高度倚重高水平学术论文。对于基础科研团队来说，开展I期小规模临床探索，周期可控、投入相对有限，更容易快速产出具备创新看点的数据，冲刺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而 II、III期确证性临床试验耗时数年、投入巨大，失败风险居高不下，很难快速产出标志性学术成果。

这也是为什么会存在“一个项目、一篇论文”的怪象。

当然，站在整个产业层面，我们不能将全部问题归于科研考核导向带来的内生动力偏差，CGT临床转化落地本身就面对着难以逾越的现实壁垒。

一方面，CGT药物生产要求严苛，GMP载体制备、长期受试者随访、冷链质控持续推高成本，疗法定价普遍高昂，国内支付体系、医保承接能力存在明显压力，导致企业以及投资机构投入的意愿较低。

相比海外近50%的行业投入主导临床，国内CGT项目资金来源偏依赖科研经费，产业资本占比仅25.6%，缺少持续支撑确证性临床试验的长线资金。这是因为，海外CGT领域，早已形成了“基础研究-早期临床-大规模确证试验-商业化”完整链条，而国内众多实验室能够快速完成小规模探索、产出高质量学术文章，却很难持续投入资源推进后续大规模临床试验。

另一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前沿生物医学技术存在药物注册、医疗技术双路径边界模糊问题，研发主体难以预判长期监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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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新技术的探索与发展，一直在推动着医学进步。基因疗法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其“天价”标签，更重要的是，它给罕见病家庭带来了别处难以找到的希望。对于许多无药可治的遗传病来说，针对致病基因的源头干预，可能是患儿重获正常人生的唯一机会。

当然，安全性问题始终是基因疗法头顶高悬的摩克利斯之剑。而脑部基因编辑，无疑是CGT领域最前沿的方向之一，更是伴随着极高的安全挑战。想要实现基因药物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需要突破血脑屏障，往往需要使用高剂量病毒载体，进而提升免疫毒性、脏器损伤风险。

这也使得这类方案在全球伦理领域一直充满争议。正如斯坦福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Hank Greely所言：这类实验不应简单叫停，但必须保持足够谨慎，人们很容易被希望蒙蔽——对患儿康复的希望、对科研突破的希望，或是产业发展的希望。

前沿技术本身拥有治愈疑难疾病的巨大潜力，但任何前沿探索，都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监管制度。

如果从这起6岁女童死亡的事件出发，高风险的基因编辑，尤其是针对非致死性疾病的试验，更要强化独立伦理审查，完整披露全部临床前毒性数据，保障受试者家属充分知情，杜绝各类规避标准化监管的操作。因为，对于患者和其家庭来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么这类技术应用带来的就不只是“突破”，还有可能是“灾难”。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被曝光前，行业规范化已经迎来关键制度契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的出台，为基因编辑这类前沿技术搭建系统性监管框架。通过条例厘清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边界，完善不良事件上报、伦理持续审查、受试者保护相关要求，针对以往IIT试验监管松散、安全事件隐瞒等问题划定红线，从制度层面约束早期临床探索。

不可否认，制度落地见效，依旧面临多重现实挑战。比如，跨部门监管协同机制尚需打磨；国内大量伦理委员会缺少 CGT、碱基编辑前沿技术的专业审评人才，难以精准识别试验潜在风险；再比如，针对单受试者定制化临床试验、自筹资金开展研究等特殊场景，配套细则仍有待完善。

CGT产业的出路，也不能仅依靠监管政策单方面约束，技术向善、治病救人的最终实现，需要每一位科研从业者、医疗机构、产业资本主动放下短视的逐利冲动，也需要伦理审查、支付体系的全方位协同改革。

毕竟，任何一项前沿医学技术的终极价值，从来都不是期刊上亮眼的文字，而是真正落地、安全可控、惠及患者的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