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故事到熊猫来历，一堂“好课”可以讲述多少成都故事？

成都蒲江与名山交界，深山之中藏着一块明正德十五年的石碑。碑上“山高陡峻窄峡，不能通便”十一字，刻于1520年，距今五百余年。碑阴刻着三百二十个名字，有捐五十千文的监生杜廷玢，一家三代列名其上，有捐十二千八百八十文的节妇杜刘氏。

五百年前，一群人凑钱修路，然后把所有人的名字刻进石头，立在路边。风吹雨打五个世纪，修路的人早已化为尘土，石碑却还在，替那些消失的人守着这条路。

《华阳国志》 （图源：崇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这便是方志最朴素的样子。不是庙堂之上的正史，而是普通人的石头、普通人的名字、普通人觉得值得被记住的事。

成都这座城市，从东晋常璩秉烛写《华阳国志》，到晚清傅崇矩一笔一笔记下516条街巷、454家茶馆，再到今天数以百计的方志馆散落于23个区（市）县，两千多年里，总有人在为这座城市做同一件事：把发生过的一切，郑重地留下来。

五百年前刻下名字的那块石碑还立在蒲江深山里，石面日渐风化，上面的名字却带着温度一路穿透了时间。名字和名字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有些名字被刻上碑，只是为了纪念一条路，有些名字被郑重写进方志，则是因为它们承载的故事远远超出了几行字的体量。

民国时期的十二桥

1949年12月7日深夜，成都西郊十二桥，35名政治犯被秘密杀害，就地仓促掩埋。二十天后成都解放，1950年1月，遇难者遗体被掘出并公祭，迁葬于青羊宫烈士陵园。从那以后，“十二桥”三个字便不再只是一座桥的名字，它成了一种重量，压在每一个了解这段往事的人心上。成都现存可明确辨识的革命遗址遗迹447处，每一处都曾经有人活过、战斗过、牺牲过。

成都大邑衡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听闻红军将来到横山岗，村民因国民党谣言躲进岩洞。贫苦农民邱培臣无法避难，他半岁的儿子邱廷宽手臂生疮、高烧昏迷。一名红军排长连夜抱着婴儿跋涉四十里送往后方医院。孩子高烧难退，院长仅有一支缴获的珍贵进口针药，请示徐向前后，徐向前当即同意用药，婴儿得以获救。此事传开，村民打消顾虑返回家中，主动为红军带路、运物资。解放后，邱廷宽时常露出手臂疮疤，感念红军救命之恩。这个故事收录在《大邑县志续编》当中，语言朴素、记录简短，读来却比许多宏大叙述更让人心头一热。

努力餐旧照

一座城市既要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厚重记忆，也要有能捂暖人心的烟火日常，祠堂街的热气腾腾里，就藏着另一种铭记的方式。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祠堂街开设努力餐楼，这里成为中共川西特委的秘密联络点。他创办《大声》周刊，接待“七君子”，送青年去延安，1940年被捕，1946年就义。如今努力餐还在青羊区金河路1号，食客往来，热气腾腾。一个人用生命守护过的秘密据点，变成了一座城市最公开的烟火日常，这大概是最好的纪念。

“千斯仓”钞版复制品 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摄

纪念可以有各种样子：沉在石碑的刻痕里，化在每天路过的街角，或者悄悄藏进一张薄纸的纤维之中。

北宋初年的成都街头，铁钱实在太重了，1000个大钱重达25斤，买一匹绢需近百斤，商旅苦不堪言。于是有人开起“交子铺”，收取铁钱，开具一张纸质收据。

天圣元年，北宋设益州交子务，“交子”正式成为法定货币，人类第一张纸币就这样诞生于一个极其朴素的念头：钱太重了，换张纸吧。

南宋时，管理纸币的官员迁居净众寺，抄纸场随之落成，净众寺的位置就在今天金牛区通锦路。经营交子的官署所在之地得名“交子街”，后虽与均隆街合并，但今天均隆街东门大桥一端仍横亘着一面长30米的钱币雕塑墙，从秦代刀币到北宋交子依次排列。名字可以被合并，故事却刻进了石头的肌理。

1938年5月，陈普安和大熊猫潘多拉

如果历史的重量可以用双手掂量，那它可能是沉甸甸的铁钱，可能是轻飘飘的纸币，还可能是一只黑白相间、在草坪上打过滚的动物。

1938年春，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主任丁克生的夫人从都江堰大山里带回一只大熊猫幼仔，取名“潘多拉”。它在华西坝生活了三个多月，常在草坪上玩耍。抗战期间先后有15只大熊猫在华西坝生活过，这座大学校园成了全世界最早的“熊猫基地”。

大熊猫在古籍中的名字多达二十余个，《诗经·大雅·韩奕》“献其貔皮”或为最早记录，而“熊猫”二字则源于1939年重庆北碚平民公园展出时，标牌从右至左写着“猫熊”，观众误读，从此约定俗成。从《诗经》里的“貔貅”到历时十二载编纂的82万字《大熊猫志》，一只黑白相间的动物牵出了一条绵长的文化脉络。

《成都古旧地图集》

除了刻在石碑上的名字，还有一类名字刻在更坚硬的石头上——那是古道边的摩崖碑记。成都东大路蜀汉时已成型，唐代列为官道，明清时从锦官驿一路经过大面铺、龙泉驿、山泉铺。蒲江与名山之间三座明清石碑，分别写着“窄径悬空”“如羊肠之盘曲”“山高陡峻窄峡，不能通便”，全都指向同一个字：难。但路再难也有人走，走的人多了，就有了马蹄印，有了界牌，有了名字。

而有些名字，早已不用特意去记，因为它已经长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

衣冠庙，源于刘备“以衣冠招魂，葬此”。黄忠墓，清道光年间学者刘沅在西郊发现墓碑和骨骸，出资重修，此地后来叫黄忠坟，如今叫黄忠小区、黄忠街。洛带古镇相传因刘禅玉带落入镇旁八角井而得名，那口井至今还在洛带中学里。

一个卖菜的大妈住在黄忠街，一个中学生在落带井旁边上课，一家人周末逛武侯祠大庙会。三国不需要刻意寻找，它就活在地名里，活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

十二桥深夜的枪声、交子铺里的算盘、华西坝草坪上打滚的熊猫、邛崃山路上缝鞋的农妇、黄忠街清晨的菜摊，这些散落在不同时空的片段，被方志一条一条收拢，装订在一起。

它们像一座座桥，搭在不同年代之间。桥这头是我们，桥那头是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活过、爱过、奋斗过的人。方志所做的，就是让这种连接不被时间冲断。

石碑能把名字留住五百年，而一座城市更多的记忆，其实是铺在脚下的。我们每天走过的路、路过的街口、挂在嘴边的地名，悄悄说着往事，只是日子久了，走得熟了，反而忘了问一句：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走马街47号，四川总督衙门

成都的走马街，名字听着有几分江湖气，来历却完全是公务性的：清代这条街地处督院街、学道街、臬台衙门之间，是总督、学道、按察使三套衙门往来必经之路，官吏骑马奔走其间，“走马”二字便是最直白的画面记录。

指挥街走的是另一条路，明代设四川卫指挥使司于此，街名满是兵戈之气，到了民国却成了文人聚集之地，李劼人的小雅菜馆和音乐家叶伯和的故居都曾在此。

布后街的命运多了几分伤感的意味，明洪武年间四川布政使司设于藩署街，此街因在官署之后得名，上世纪60年代拓建红星路时被截为两段，像一首词只剩下半阕。

红布正街的履历更加曲折：明代叫青楼街，因青楼悬挂红布为帘，清代改称红布街，民国分正街与横街，横街后来在城市改造中消失。一条街名几经更迭，每一次改动都是世风流转的注脚。

十里店站。图片来源：成都地铁

十里店路的来历朴素得像一句家常话。此地距离牛市口、青龙场、龙潭寺均为十华里，故名十里店。1958年牛龙公路通车后周边开了多家茶铺，2010年成都市政府正式将原成华大道三段命名为“十里店路”。

一个用脚丈量出来的名字，走了半个多世纪，最终被郑重写进了行政版图，这大概是土地对行走者最温柔的回应。

城厢古城

洛带古镇

如果说街道的名字是城市的细部纹理，那么乡镇的地名就是一幅更大尺度的历史叙事长卷。蒲江西来镇，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建镇起已有1460余年历史，取“佛从西来”之意，石斧、船棺等出土更将文明史推到四千多年前。

城厢镇2021年考古发现一座起自战国延至民国的古城址，城墙包砖上“新都城”三字清晰可辨，印证了《华阳国志》“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的记载。洛带镇相传因阿斗玉带落入八角井得名，北宋已为灵泉县三镇之一，清初“湖广填四川”，客家人迁来建起广东会馆、江西会馆等，洛带从此成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

走马街的马蹄声、红布正街的帘影、洛带的玉带、城厢的城砖，一条街就是一个时间的容器。它不声不响，却把什么都装在里面。方志的责任，就是把容器的盖子打开，让那些封存已久的声音重新被听见。

石头会风化，街巷会改道，地名会合并，但有些东西比这些都活得长。一座城市真正的根脉，说到底，是那些把一生写进这片土地的人。

常璩像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蜀郡江原人常璩或许正在灯下奋笔，他不会想到，自己秉烛撰写的《华阳国志》会被后人珍视千年，李约瑟称它为“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地方志始祖”。

时光再往前推，西汉景帝末年，一位叫文翁的太守在蜀中做了两件惠泽千年的事：穿湔江口灌溉农田一千七百顷，并开办全国第一所正规学校——文翁石室，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书声已绵延两千余年。

北宋的赵抃与蜀地缘分极深，一生四次入蜀，堪称成都的“老市长”，他遍访乡土，编纂《成都古今集记》，留下正月灯市、二月花市等十二个月市的珍贵都市生活档案。他在自序里说：“四入蜀，凡蜀中利害情伪、风俗好恶，了然见之不疑。”一个地方官四次入蜀，把蜀地的利弊真伪全装在心里，这便是他能修出一部好志书的全部秘密。

傅崇矩

晚清时节，成都出了一位以一介布衣之力完成文化壮举的奇人——傅崇矩。他是简阳人，随父迁居成都，创办了成都第一份科学报刊《算学报》和第一份画报《通俗画报》，1909至1910年间编纂《成都通览》近70万字，收录516条街巷、454家茶馆、1328种川味菜肴，回锅肉和麻婆豆腐最早的文字记载就出自这本书。他还制作街道图纨扇、地球灯笼、成都省城街道模型。

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热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傅崇矩的回答是：用文字记录它，用模型雕刻它，用扇子描绘它，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告诉世人它值得被看见。

丁宝桢像

在成都的方志里，有建设者，也有守护者。晚清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水患频发、盐政紊乱的困局，大修都江堰、整顿川盐、创办四川机器局。任总督十年，1886年卒于任上，去世时“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敝旧衣物”，棺木都是同僚百姓含泪集资置办。车耀先在祠堂街经营努力餐楼，创办《大声》周刊，送青年去延安，就义后餐馆至今还在营业。

刘沅，双流人，融汇儒释道创立槐轩学派，道光五年在西郊鸡矢村辨认出“汉刚侯黄公讳忠字汉升之墓”墓碑，让黄忠墓得以重现，自己后来也成了被方志记载的人。一个人发现了一座古墓，然后自己也走进了历史，这种层层叠叠的累积感，正是方志最迷人的纹理。

第三十一届大运会开幕式

《2024成都世园会志》

时光流转，记录的方式从竹简变成了数据库，但记录本身从未停下脚步。2023年出版的《成都大运会图文志》，14万余字、570余张插图，记录了大运会从申办到举办的全过程。《2024成都世园会志》72万字，还原了“一主四辅”办会格局、113个展园建设、3000余场文化活动、超千万人次客流的盛况。古人一笔一笔记下的，今人一帧一帧留存，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讲完这些故事，不妨再回望一眼蒲江那块明正德十五年的石碑。碑上三百二十个名字，凑钱修了一条路。五百年来无数人走过那条路，没人在意脚下的石板是谁铺的。但那些名字还刻在石头上，等有人路过时停下来，念一声。

常璩秉烛著书的时候，傅崇矩数着街巷茶馆的时候，车耀先在努力餐楼等待同志的时候，修路的普通人在石碑上刻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大概都没有想过“传承”这个宏大的字眼。他们只是做了觉得应该做的事：把自己知道的记下来，把自己能做的做好，然后交给时间。

“说新语·志成都”，说到底就是一次接力。方志里的故事已经等在那里了，等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等一个愿意翻开它的人，等一个能把故事讲给下一代听的人。成都的故事不在远方，就在脚下的街巷、身边的烟火、方志的字里行间。

对于每一位愿意走进方志、从中寻找“好课”灵感的人来说，最好的准备不过是这样：找到那页打动你的成都，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讲出来，让前人递来的灯火在课堂上一盏一盏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