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人悲欢读懂南朝的风雅与沉沦

《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象为核心线索，以专题结构串联起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诗歌发展脉络与文人群像。全书既涵盖战争书写、山水诗兴起、永明声律运动、宫体诗流变、儒释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等命题，也穿插了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萧纲、江淹等数十位诗人的人生际遇、文坛逸事与命运沉浮。书中将诗歌文本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结合，揭示文学与个体命运、社会发展的深层关联，展现南朝社会文人生活的全景。

《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胡大雷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童谣与梁武帝起兵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郡东城里（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南齐时为“竟陵八友”之一。齐明帝时担任雍州刺史，后起兵攻讨东昏侯萧宝卷，拥戴南康王萧宝融称帝，次年攻陷建康。中兴二年（502），接受萧宝融“禅位”，建立南梁。萧衍本人博学能文，著作之多，帝王之中或可推第一。《梁书·武帝纪》说他：“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萧衍的诗歌以乐府歌辞为主，其诗歌创作也是以乐府歌辞起步的。其乐府歌辞大多是当时的“新声”，即吴声、西曲歌辞。东晋以来吴声、西曲日渐盛行。吴声与西曲是南朝乐府民歌的两大类型，分别流行于长江下游（吴地）和长江中游（荆楚地区），均属清商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抒情短歌为主，风格明丽婉转。吴歌以女性视角为主，表现相思、爱情等，西曲则多结合劳动场景，都是社会风貌的折射，反映南朝都市商业繁荣与市民生活。

萧衍本是南齐大将，南齐建武四年（497）秋，北魏军南下，齐明帝萧鸾派萧衍、左军司马张稷、度支尚书崔慧景领兵增援雍州，兵败，萧衍退到了樊城。这次战败，萧鸾未责怪萧衍，反而是让他任雍州刺史，主持雍州的防务。从此萧衍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这为其势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他日后争夺齐政权的资本。东晋南朝时的雍州，以襄阳为中心，辖今湖北北部与河南的一小部。《梁书》本纪载：萧衍“至襄阳，于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其兄萧懿被害，萧衍反齐，对手下属将说：“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罕有遗育，生民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兹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于是收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萧衍从襄阳起兵，最终代齐立梁。

在襄阳，萧衍作《襄阳蹋铜蹄》三首。据《隋书·音乐志》载，萧衍在雍镇，当时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当时有识之士曰：“白铜蹄，谓金蹄，为马也。白，金色也。”萧衍反东昏侯萧宝卷义师兴起，就是以“白铜蹄”即铁骑起兵的。起兵后，扬州之士皆双手反绑于背而面向前（面缚，古代用以表示投降），事件的结果皆如童谣所言。《古今乐录》称，萧衍驱兵自西而下时，依照童谣更造新声，萧衍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交乐府被之管弦。

萧衍自为之《襄阳蹋铜蹄》三曲，词曰：

陌头征人去，闺中女下机。

含情不能言，送别沾罗衣。

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

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

龙马紫金鞍，翠毦白玉羁。

照耀双阙下，知是襄阳儿。

第一首写出征时的送别，萧衍率军征战，还想起军中的征人与家中的思妇，情感真挚动人。第二首写军中的征人与家中的思妇的相思之情。第三首则是萧衍自夸，以战马配饰之豪奢生辉展现必胜自信与决心，实际上也是号召大家跟着自己，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都会实现“龙马紫金鞍，翠毦白玉羁”，“襄阳儿”都会有着“照耀双阙下”的前程，此可谓以民歌抒官情。

沈约是萧衍辅臣，其作自然附和萧衍，其三曲曰：

分手桃林岸，送别岘山头。

若欲寄音信，汉水向东流。

生长宛水上，从事襄阳城。

一朝遇神武，奋翼起先鸣。

蹀鞚飞尘起，左右自生光。

男儿得富贵，何必在归乡。

“襄阳”的地域特色浓厚，三曲一写离开襄阳时的思恋，二写离开襄阳方得建功立业，三写由建功立业实现“富贵”，则“何必在归乡”。此三曲表面上是写襄阳军士的人生三阶段，而作为皇帝的萧衍，离开根据地时则有思恋，但只有离开原地、奔向前程才有机会，而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必在归乡”，他不正就是这样吗？《襄阳蹋铜蹄》又有和声，每曲末有“襄阳白铜蹄，圣德应乾来”，这显然是萧衍登基后乐府的加工。既然民歌《襄阳蹋铜蹄》预示了战争的胜利，萧衍我为什么不接着而作，让这种运气与上天的旨意来得更猛烈些呢！

古时以为，童谣能预示世运或人事，是上天借“出自胸臆，不由人教”童子之歌而言。萧衍依童谣来撰作诗歌，正是表明天命在于自己，既有百姓的拥戴，又有上天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