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了，年轻人赶着去做副业

“沪漂”女生依依开始做副业，是想换一间带有独立卫浴的房子。

刚开始的半年，她用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帮朋友运营网店，月均能额外赚400—500元。后来，她接了视频号剪辑的活儿，按成品数量收取报酬，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000多元。持续大半年后，依依终于换上稍大一些的居所，也逐渐习惯了“下班后又上班”的生活。

今年24岁的萱萱在海外攻读金融类研究生，自大学二年级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网络游戏陪玩，单价60元/小时。熟练之后，她几乎每个月都能额外赚到1万元，比父母给的大学生活费多3—4倍。

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生活边界。

《独家记忆》剧照

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变多。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平台中的青年新职业趋势研究——以闲鱼为例（2025）》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约三成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亦显示，受高通胀及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婧告诉南风窗，“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钱婧在2025年9月出版的《新收入》一书中总结道：“这个时代最青睐和犒赏的，已经不是深谙职场框架之内游戏规则的人，而是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勇于探索更多元自我的人。”

《新收入》钱婧 著

但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真正进入其中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所谓“搞钱”，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自己有什么能力，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又想为生活换回怎样的确定性？

下班后，光明正大谈“搞钱”

做副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最直接、最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收入。

萱萱寻找游戏陪玩的资源，是通过网络视频平台。她先将自己发挥不错的游戏视频发到视频网站上，积累观看量，这就算是一份能力证明的“简历”。随后，她去一些大主播开办的陪玩店报名，考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接单了。

有人积极寻找副业机会，是在提升生活水平的同时，将业余爱好变成生产资料。也有人不得不寻求副业，是在客观生活压力下主动求变。

《安娜》剧照

今年38岁的甘肃人高雄在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月薪8000多元，在当地并不算低。但由于妻子自四年前生下女儿后辞去工作，家里还有房贷、车贷待还，眼见女儿即将上小学，为了补贴家用、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自2025年初，高雄开始兼职。

他的第一份副业是做头条账号，主要评价网红、明星。最好的时候，这活儿能给他带来每天1000多元收入。后来，他开始跑外卖。下班后、午休时都跑，平均每天5个小时，跑20单左右，能赚140元左右。跑外卖的灵活性，让他能“见缝插针”地赚钱。

“反正普通人的时间不值钱嘛。”他自嘲道。跑外卖过程中，高雄发现，“很多跑外卖的人都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周围与他一起跑外卖的人，“很多是因为主业工资太低，也有的是纯粹出来散心的”。

钱婧观察到，如今，年轻人做副业的意愿的确普遍增强了，“很多人觉得自己的主业托举不了自己的理想”。这份“理想”不局限于职业选择和钻研，而是扩散到更多维的人生价值确认。

成都玉林东路，年轻人在咖啡店喝下午茶/南风窗 郭嘉亮 摄

钱婧在《新收入》里这么分析：新收入创造者更重视对“价值本质”的洞察，敏锐发现真实的能力盲区、闲置资源和兴趣潜能。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较于过去，如今的年轻人，更加敢于直接、坦然地面对“搞钱”的欲望。

在产业结构深度转型、经济增速放缓等客观环境下，一个30岁的职场年轻人，虽然有着比父辈更优渥的生活条件，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可能增加。

为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给生活多“兜”几份底，或单纯提高生活水平，通过副业“搞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同选择。

2020年，“深圳女孩”成为网络热词，代指那些专注事业、经济独立，热衷谈论项目、投资等话题的女性群体。“搞钱”一词随后进入年轻人的日常话语体系，用略微自嘲的方式，表达朴素、直白的欲望。

《小妇人》剧照

从隐晦走向坦荡，只要能合法合理开源节流，就没什么可避讳的。豆瓣“抠门女性联合会”小组如今有逾70万成员，年轻人在组里大方谈论省钱方法，也有人分享，即便存款上了百万，也会在乎一只包的性价比。

在钱婧看来，副业潮的流行，直接反映出年轻人越来越“务实”的趋势，更多人敢于表达想过更好生活的欲望。

不过，从“想”到“做”，二者并非靠口号联系起来的。“搞钱其实是个非常忙的事儿，人一旦忙起来，就没时间上网，没时间抱怨。”钱婧认为，大部分对于“搞钱”的焦虑，都可以通过“做事情”来抹平。

副业为什么不是捷径

不过，在任何一个年代，普通人想要“搞钱”，都不容易。

目前常见的副业，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主业的延伸，利用核心能力纵向挖掘新收入；二是相对零碎、与主业关联不大的“向外拓展”型副业。前者考验专业熟稔程度和业务拓展能力，后者考验技能多样性。

在公共领域，流传过不少通过副业名利双收的个例，比如写出《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写出《三体》的刘慈欣，也有流媒体时代的“手工耿”和脱口秀演员赵晓卉。但对大部分人而言，副业超过主业，要么是社交媒体上的营销话术，要么需要扎实钻研、投入大量心力。

脱口秀演员赵晓卉

2023年，后浪研究所出具的《年轻人2023副业报告》显示，国内边工作边做副业的年轻人已经超过8000万，其中七成以上经历过失败。逾41万人在豆瓣“副业失败的一天”小组分享失败经历：有人误入自媒体骗局，一个月投入数十个小时，收入为0；有人呕心沥血运营个人账号，营收不如大学一场业余舞狮表演。更多人将计划、欲望与迷茫分享出来，渴望从同类那里获得理解。

许多人是真正上手后，才发现最赚钱的那份工作，其实是自己的主业。

在钱婧看来，大多数能将副业做好的人，不但不抗拒自己的主业，反而需要在主业上被充分认可，拥有充足的热情与成就，“上班上不好，你是做不好副业的”。

在主业基础上延伸，是最常见且更容易上手的副业形态。钱婧认识的一些朋友，有不错的学历和工作能力，但所在公司发展前景有限，或是自身到了一定年龄，不可避免地来到职业瓶颈。拓展副业，于是成为突破瓶颈的一个“外挂”。“这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考虑，我是不是应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收入结构，用我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轨道上的突破？”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至于那些与主业完全不同的副业，看似需要截然不同的能力，也看似更能提供年轻人想象中的“轨道”之外的“旷野”。

“跨行也没法跨能力。”钱婧提醒，“总得用自己的什么能力来换吧？绕不开一个人最主要的能力。”

譬如，一个坐办公室的人能摆摊赚上钱，“说明他本身在职场上就是个人缘特好的人”。如今，多数人对副业有着灵活、碎片化的需求，比如上门喂养宠物、录入信息等耗时短、专业门槛低的活儿。但在钱婧看来，再小的工作，也对人本身的某一方面能力提出考验。

钱婧曾在求学时期做过不少兼职，她每次都会列一张“能力清单”，写明这份工作需要提高哪些能力。“这是我潜意识中发生的人力资本迭代——一方面通过全新的情境丰富自己的能力群，另一方面找到机会去应用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抽象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被强行推上了能力层，而能力也被榨取出新的知识和认知。”

《玫瑰的故事》剧照

手机店和熟食店的打工经历，提升了钱婧与人打交道、销售商品的能力，“这个过程才是更可贵、更定制化和不可替代的”。即便在课堂上学过营销、品牌等知识，在实际接触具体职业之前，钱婧对相关理论的认识，依然是“抽象、架空的”。真实兼职经历，帮助她让头脑里的知识落地。

赚钱的欲望和敢想敢做的行动力，是开启副业的必要条件之一。从行动上开始，比瞻前顾后更重要。

“钱不好赚，这是事实。但大环境情况下的钱不好赚，和你钱不好赚，和你的行业钱不好赚，和你的事儿钱不好赚，这都是各不相关的事儿。”钱婧说。

如何看待副业、寻找副业，并通过副业尽可能去确定个人价值感与生活的稳定锚点，成为一件需要被重新思考的事。

年轻人，重新定义稳定

近几年，考公人数屡创新高。国家公务员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考超371.8万人报名，创历史新高。报录比约为98∶1，即每98名考生中仅有1人被录取。而近十年前的2017年，国考参考总人数还不足百万。

仅从数据看，这一代年轻人对“稳定饭碗”的追求变得更明朗了。不过，当代“上岸热”所承载的“稳定”期待，与这届年轻人的父辈、祖辈并不一样。父辈、祖辈的就业安全感，深植于“单位制”社会结构。一个能提供终身雇佣、全面福利和住房分配的“单位”，几乎是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如今的“上岸潮”，包含了一部分被动求稳因素。在客观就业形势下，年轻人基于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作出风险管理决策。人们一边追求职业上的相对保障，一边谈论“旷野”。这也侧面印证着，年轻人的职业理想与职业选择正在逐渐解绑。

《跳槽的魔王大人》剧照

钱婧认为，如今，“稳定”在人们心中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真正的稳定并不是指收入来源固定，而是指个人或家庭财务系统抵御风险、持续增值的能力。”

钱婧观察到，许多人在主要负责赚工资的工作里，感受到一种“相对剥夺感”。即便看起来体面、稳定，一份工作也可能让人缺失价值感，对未来茫然焦虑。钱婧曾接触过一位在二线城市私立小学工作的年轻女性，后者有着当地中等偏上的薪资水平，朝九晚五、假期充足，但依然深感焦虑，觉得自己的主职工作“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

“这个时代是有新收入结构需求的。”钱婧说，“当职业安全感不再来自某一个组织的庇护，而是聚焦个体抗风险能力，为了摆脱依靠唯一一份主业收入来源导致的焦虑感，人们需要重构职业发展逻辑。”

与“上岸热”对应的，是大家对待“灵活”的接受度，在另一个层面普遍增加。近几年，随着数字平台将海量工作机会集中起来，灵活就业与零工经济兴起，越来越多职场人开始尝试将个人技能产品化，通过兼职、副业或自由职业拓展收入边界。

《年少有为》剧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早在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就已突破2亿大关，约占我国总人口1/7。根据《2022中国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的预测，到2036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4亿人左右。

虽然目前我国零工从业者主要还是低技能体力劳动者，但另有一部分从业者，是从传统职业框架里脱离出来，主动寻求能满足爱好或自我实现的灵活工种。

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单一薪资结构的补充，更是对个体价值的重新确认。它让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中建立多元安全垫，主动构建“组合式”职业生涯，在灵活中寻找新的确定性。

新的职业观念和轨迹，正在告别曾经那个单向职业选择的时代。不管是象征稳定的“铁饭碗”，还是不断涌现的灵活就业需求，当职业的边界被重新定义，个体便不再只是被动等待分配的零件，而是主动编织自己的生存网络。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不过，无论环境如何变动，时代对个人能力的确认，永远会被放在第一位。

正如钱婧所说，持续探索个人可以抵达的边界，将会成为当下和未来确认个人价值、同时保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键。

“现在这个时代都说主体性和‘做自己’，但到底什么叫‘做自己’？就是对自己了解，对外边了解，对社会了解，还愿意躬身去做自己的事儿。做副业也是事儿，真心想做副业，就要把它当个事儿做，而不仅停留于口号。”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除钱婧外均用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5期

作者 |肖瑶

编辑 |张婉莹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