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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七宗罪,傲慢是第一大罪,高于贪婪、色欲和愤怒。
傲慢的人将自己凌驾于上帝之上,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是人间的神,代表着世间的真理,只要按照自己的思想行事,就能在现世建成乌托邦。
历史上,这种傲慢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那些想创造乌托邦的人,最终却总会毁掉一切,他们没有创造出天堂,反而造就了地狱。
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讲的就是傲慢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何摧毁了一切。
斯科特认为,现代国家为了管理人口、征税、征兵、规划城市,就必须把复杂、模糊的社会变成可统计、可控制的数据,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复杂问题的简单化。
国家看到的并不是社会的全貌,而只是“简化后的社会”。
前现代国家还没有统计的能力,对于社会,它近似于盲人,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增强了国家的能力,但也让统治者更加傲慢。
斯科特认为,很多人都是“极端现代主义者”,他们相信,国家凭借科学、技术和理性规划,可以像设计机器一样重新设计社会,相信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比当地群众更了解地方社会,相信自上而下的设计远比自下而上形成的秩序要优越。(刘慈欣就是一个极端现代主义者,相信工程师可以完美地设计社会,执行权力)
其中做到极致的就是列宁,列宁当时与西欧社会主义者决裂,后者相信工人的力量,认为他们有自主性,知晓自己的利益,也懂得何时发动革命。
而列宁却认为,工人是愚昧的,他们不会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更不知如何有组织地发动革命,只有经过选拔、培训的先锋队才能唤醒大众的权利意识,他们将像军官、参谋指挥士兵一样带领大众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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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大力赞赏当时资本主义工厂盛行的科学管理,泰勒的科学管理对工人每个劳动的动作都进行了规定,所有工人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工作。
列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革命就应该按照科学管理的方法进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也像泰勒的工厂一样等级森严,井然有序。
未来苏维埃的建设,几乎完全建立在极端现代主义的思想下。
斯科特在书中,对这种思想大家批判,他举了很多现实的案例来说明盲目干预、傲慢自大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案例是19世纪德国对森林的改造。
当时德国政府的目的是提高木材产量,于是他们清除了所有杂树和灌木,并消灭了大量“害虫”,只种植整齐的,可以提供优良木材的松鼠。德国当时建立的标准化森林管理体系只关注松树的数量和质量。
第一代松树非常成功,但到了第二代土壤肥力迅速下降,虫害滋生,森林生态严重恶化。第三代木材产量急剧下降。
国家忽略了森林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各种树木都有维持生态的作用,单一树木的森林根本无法存活。
在此事件前,即使是最高明的知识分子,因为见识所限,也未意识到这点,他们不知道大自然比他们聪明的多。
一个系统越复杂,越不能只依靠单一指标优化。
吸取了教训的德国人事后开始重视森林生态的恢复,这才逐步恢复产量。
第二个案例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当时巴西聘请了建筑师 卢西奥·科斯塔和 奥斯卡·尼迈耶规划城市,他们都是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信徒。
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被称为“功能主义之父”,是典型的极端现代主义者。
他的基本设计理念包括人与功能分区(居民区、商业区、行政区分开)、道路高度规划(道路横平竖直,路口都是直角,方方正正)、建筑统一布局(清理贫民窟,对建筑外形进行统一规定,居民楼外观几乎一样,确保视觉上的美感)。
他认为旧的西方城市,比如巴黎杂乱不堪,无可救药,好的城市不应该是自然发展的,而应该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由政府和设计师自上而下统一规划。
他认为“如果用政治或讨价还价来决定技术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办法,因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问题只有唯一正确的回答,不会有任何折中”。
勒·柯布西耶的门徒 按照他的理念设计巴西利亚,他们认为这样的城市美观而且便于管理,老城区那些复杂的道路、贫民窟和混杂在一起的居民区、商业区经常成为犯罪或反对派的温床,采用新设计更方便政府管理。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一地鸡毛。
因为居民区和商业区分开,居民出来无事可做,导致街道十分冷清,居民区商业区距离过远也影响了商业区的活力。
巴西利亚极为庞大的地标“三权广场”(比红场和天安门广场还要大)更是成为了一片“荒漠”。
当地人反映这个广场毫无用处,由于大的惊人且周围没有任何建筑,旁边只有政府大楼,在那里如果安排见个朋友,困难程度就好像在沙漠中找人。
(三权广场)
过去城市的广场较小,且毗邻商业区、居民区,人们可以在广场上交流,聚会,“三权广场”则完全不可以。
居民还抱怨巴西利亚的方形居住区千篇一律,外观完全一样,他们更喜欢老城市拥有个人特质的房子。![]()
斯科特认为,勒·柯布西耶只追求视觉秩序,即看起来美观,而完全忽视了实际的功能,很多看起来杂乱的设计在功能上其实很优越。
比如在地形崎岖的城市,小路、弯路远比横平竖直的大路更方便,看似杂乱的街角提供了商业、娱乐的功能。居民区、商业区、行政区混杂虽然不便管理,但却便于市民生活,更能活跃经济。
斯科特想说的是,那些看起来杂乱的,可能比看起来美观的更有用,正如阅兵时的队列虽然美观但不能打仗,打仗的队形虽然散乱却能赢得战争。斯科特认为太多人被自己的眼睛欺骗,忽略了更为复杂的现实。
就拿现实来说,很多三四线城市的高铁站,没几个人,修的却比北京南站还壮观的多,乘客坐个高铁要走半天,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北方城市的道路全是横平竖直的大路,南方一些城市则是小路更多,街角更多,这是不是更有利于活跃经济?
表面看起来壮观不等于实际功能。正如小鲜肉的薄肌干起活、打起架来不如壮汉的脂包肌。
第三个例子,就是苏联农业集体化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列宁效仿的对象是泰勒的科学管理,他把这套用在了农业上,他建立了集体农庄,强制集中生产,并由官僚统一规划,结果却导致曾经大量出口粮食的俄罗斯长期处在粮食歉收的状态,斯大林更是在乌克兰搞出了大饥荒,到苏联灭亡,都没能解决粮食问题。
列宁和很多极端现代主义者一样,意识不到泰勒工厂那套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很多工作和行业,他根本不适合流水线式的管理,很多工作它是依赖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
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也意识不到,就算拥有现代技术,国家也不可能比当地人更了解当地社会,因为官僚选取的事实总会是片面的,甚至是有意屏蔽一些真实的信息和数据。
片面的数据掩盖了整体,国家因为片面数据给予的信心,反而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
斯科特通过这三个例子,并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而是反对极端、拍脑袋的国家干预,盲目干预只会导致出人意料的后果。
在干预之前,国家要把事实了解清楚,不宜操之过急,尤其不能自认为知晓一切真理,要对民众、对地方、对习惯法、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只有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才能真正造福民众。
但可惜的,现实中这样的人太少太少,而傲慢的人太多太多,最终的结果是,那些创造乌托邦的,或许短期缔造了奇迹,但长期看,却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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