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新闻》解读《四渡》：长征题材电影如何拍出新意

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导演，刘烨、王雷、王志飞等主演的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隆重上映。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5亿元大关，刷新了长征题材电影的票房纪录。

该片从史料挖掘、叙事手法、人物刻画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带领观众重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感受信仰的力量与不朽的长征精神。

7月13日，记者独家专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电影学院院长张阿利，听他解析这部影片的独特魅力和现实意义。

记者：四渡赤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经典战例，也是长期以来国产影视剧创作的热门题材。观众对这段史实耳熟能详，在这种“已知结局”的前提下，去做不雷同的创作，其实难度很大。在您看来，《四渡》的成功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阿利：老题材要做出新意，关键还是得回到史料本身，去发掘新的历史视野和当代价值。《四渡》在内容方面做到了两头抓，一方面极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对史料进行了深度挖掘与多元扩展。

比如，在影片中着重刻画了情报工作的军事细节，并且以情报作为重要线索，铺垫出敌我双方对峙的关键情节，观众看得很过瘾，也借这条线更加了解历史、贴近历史。为了这份“真”，剧组实地拍摄取景也放在了贵州，而且是选择了与四渡赤水这一历史事件相近的季节和地点。影片虽然跨越了九十载时光，但却使得故事有了更为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场域，观众也更容易沉浸其中，产生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这种“尊重历史”加“回到现场”的做法，本身就是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一种创新。

再说叙事视角，《四渡》也跳出了常规同类题材电影单一视角，换成了层次更丰富的多视角。影片中既有对主人公身份担当和肩负历史使命的红军领袖群像的塑造，也有对普通红军战士的信仰形成和个体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另外还展示了敌军不同人物的形象特色与处境状况。几组群像一对照，红军领袖和普通战士在峥嵘岁月里的那份坚韧信念和执着理想，反而比单线叙事衬得更加清楚。

记者：很多观众说《四渡》让人耳目一新。我在观看影片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快”——叙事没陷进平铺直叙的窠臼。这样快节奏的剪辑和叙事方式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并不多见。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您怎样看？

张阿利：《四渡》在视听语言设计与类型化路径上确实进行了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跳出了传统主旋律的影像范式，呈现出一种年轻化、先锋性的视觉特征。

比较显眼的是镜头动作——较多“推”“拉”等镜头运动方式，配合多重时间线转场和快速剪辑，地图、路线的呈现上采用了大量的特效，还用红蓝字幕区分人物、地点和事件，信息量密集，戏剧冲突也一直在线。这让大家在电影这种媒介中有了似乎“微短剧”式的观感，影片始终抓住观众眼球和接受心理。

在电影类型化叙事路径方式上，它也没线性走到底，加入了大量的插叙与倒叙的方式制造悬念。在影片后半部分，敌军方面布置贵阳行营进行围剿，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让观众暂时不了解红军的战略。直至红军西进云南，视角一切换，再回溯“调虎离山”整个部署的过程。这一下节奏就绷紧了，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性推向高潮，让观众为红军的奇谋拍案叫绝。

记者：视听语言的革新确实有效拉近了历史故事与当代观众的距离。看完影片，我另一个印象是片中每个人物都非常真实鲜活。在您看来，这样重人性的笔触，是否为主旋律创作提供了新的美学路径？

张阿利：我觉得是。《四渡》一边是战争场面撑起来的“重”，一边是饱含人文关怀的“轻”。你能够跟随赵德发看到伟大的战略背后的艰辛代价，也能看到阿金由一个流浪少年转变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的精神传承。诸多群像的塑造，让长征精神的底色更形象化了。

领袖的刻画同样细腻，影片没有符号化地用“永远运筹帷幄、胸有成竹”那一套，而是用很多段落表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压力和孤独。其中比较动人的一场戏，是苟坝会议之后，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沟通，画面里他一个人提着灯走在小路上，周围是漆黑的夜色，观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领袖那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与承担决策重压的心境。恰恰是这种状态描写，让后面他们的选择和坚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寓意也更深远。

记者：《四渡》的票房和口碑，放在长征题材甚至更广的主旋律谱系中，有哪些可借鉴的？

张阿利：它的实践再次表明，主旋律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既需要扎根历史土壤，也需要面向当下观众；既需要兼顾艺术与市场，也需要回归到人性书写与价值反思。《四渡》在厚重与轻盈之间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它的探索精神与创作诚意，对其他主旋律创作是有参照意义的。

来源/群众新闻

编辑/陈萌 审核/王营 终审/曹钦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