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①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上海档案信息网：《民国上海帮会·第九章·帮会色泽》，上海市档案馆，2022年 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黄浦区志·人物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地下党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社会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解放军进城那天，大队人马涌进外滩，军纪极严，全都在街边席地而坐，没有一个人进居民的屋子。
上海市民探出头来，隔着窗户往下看，看了许久，慢慢走下楼，有人端出热水，有人拿来干粮，有人站在弄堂口，默默看着这支队伍，半天没说话。
那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判断。
但城市接管从来不只是军队进城那么简单。解放军的队伍刚稳住阵脚，一份厚厚的名单就摆到了新任上海市长陈毅的案头。
旧上海的帮会势力，盘根错节几十年，黄金荣、杜月笙的名字早已人尽皆知。
但除了这几个人，还有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头目，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他们控制码头、把持行业、聚敛人手，旧政权给了他们生存的土壤，旧政权一倒，他们的去留，就成了新政权必须面对的问题。
名单一个一个念下去，每念到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历史。
念到"顾竹轩"三个字的时候，陈毅抬了抬手，摆了摆，说了一句话——
这人留着，他早在六年前，就把儿子交给了我们。
[一]【黄包车夫，闯出来的上海滩】
1901年，江苏建湖县（旧属盐城）有一个年轻人跟着母亲、兄长一起逃荒，落脚在了上海闸北天宝里。
他叫顾如茂，字竹轩，家中排行老四，后来人都叫他"顾四爷"。
那一年，他十六岁。
顾家祖上是江苏阜宁县人，几代人在盐城一带以佃农为生，穷日子过了一辈又一辈。
顾竹轩父亲那一辈，家里勉强糊口，到他这一代，苏北一带年年闹灾，家里田地减产，连口饱饭都成了难事。
1901年，一场大荒从苏北蔓延开来，母亲领着兄长、顾竹轩，加入了逃荒的人流，一路往南，进了上海。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没有文化，没有关系，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出力气。
当时上海最底层的营生，是拉黄包车。
进了租界就有外国人，外国人出门就要坐车，黄包车夫跑得快、跑得稳，好歹能混一口饭吃。
顾竹轩就这样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头几年：一双草鞋，一辆破车，从清早跑到夜深，一天下来赚几个铜板，交了饭钱还剩不了什么。
但顾竹轩这个人，跟一般的黄包车夫不一样。
他力气大、身材高，在苏北籍车夫里头很快就有了名气。
同乡之间有纠纷，有人被欺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说话。
他从不推，有事就冲在前头，慢慢地，周围的苏北人都认他这个人。
苏北人在上海人口过百万，聚居在闸北、杨树浦一带，这是一个天大的人脉根基，顾竹轩只是顺势在里头站稳了脚跟，却不知不觉积累下了别人用几十年都攒不到的人望。
进上海没几年，他有了第一个机会：公共租界巡捕房招华籍巡捕，条件很简单，年轻、力壮、个子高，顾竹轩三条全占，进了巡捕房当差。
这对一个刚来上海的苏北穷小子来说，是质的跨越。
虽然后来他因履职时擅自放走嫌犯被开除，但几年下来，他在租界里认了人、见了世面，眼界已经不是刚到上海那个拉车少年可比的了。
脱下巡捕服，重操旧业拉黄包车，但这一回不一样了。
他攒了些钱，就自己买了几辆车租给别人，靠收租金过活，慢慢又添了几辆，再添几辆，车行就这样起来了。
做生意要有靠山，在旧上海，靠山的名字叫"老头子"。
1904年前后，顾竹轩在苏北同乡的引荐下，拜青帮"大"字辈人物刘登阶为师，成为青帮"通"字辈。
刘登阶在苏北帮中地位颇高，顾竹轩有了这个身份，车行再开，就没什么人敢来找麻烦了。
他后来为了拓展法租界的生意，又以门生帖子的形式拜了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为师，在辈分上和那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搭上了关系。
靠山站稳了，顾竹轩开始往外扩。
他在闸北大统路靠近新闸桥的地方开了德胜茶楼，专门招苏北籍淮剧艺人在里头演草台戏，用几张茶桌拼凑出舞台，苏北老乡们进来，一碗茶、一台戏，有了落脚的地方，有了聚在一起的由头。
茶楼很快成了苏北人在闸北最重要的聚集点，顾竹轩因此又积累了一批更深的人情债。
紧接着是轮船公司、南货店、舞台，一桩桩买卖铺开，他的势力从闸北慢慢向公共租界渗透。
他收徒纳众，鼎盛时徒弟达到上万人，码头上有他的人，巡捕房里有他的人，苏北帮的人遍布上海各处，见了他都要规规矩矩叫一声"顾四爷"。
到了1921年，他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和人合伙开了一家戏院兼舞厅，取名"天蟾舞台"，顾竹轩任前台经理，请来名角演出机关布景连台本戏，一炮打响。
1923年，他独资接手，天蟾舞台就彻底成了他的产业。
1930年，原址建造永安百货，天蟾舞台被迫搬迁，顾竹轩不肯吃亏，一纸诉状告上英国最高法院，最后赢了官司，工部局赔了他十万两白银，天蟾舞台搬到了福州路云南路口的天声舞台旧址，座位达三千四百多个，南北名角轮番登台，与文明大舞台、共舞台、中国大戏院并称为上海四大京剧舞台。
梨园有句话："不进天蟾不成名。"梅兰芳、周信芳、李少春，都在这块舞台上唱过戏。
顾竹轩这个名字，从拉黄包车起家，到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江北大亨"，用了不到三十年。
[二]【战火烧来，那几个选择】
顾竹轩的名气越大，麻烦也越多。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闸北一带局势动荡，闸北士绅成立闸北保卫团，顾竹轩出任副团长，组织人手维持地方治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半公开的身份介入地方政务，也让他在上海政商两界进一步扩大了存在。
但这几年里，他也经历了自己最险的一段时光。
帮派坐大，内部自然有争斗。
顾竹轩和黄金荣之间的梁子，埋得很深。围绕着势力地盘和人手的争夺，两边摩擦不断。
1935年，顾竹轩涉嫌"唐嘉鹏案"，被黄金荣联合其他帮派势力送进了监狱，天蟾舞台被迫停锣，一度租给他人经营。
顾家变卖了一些财产、打通了不少关节，最终他被判无罪，但在牢里待了将近一年，出来的时候，元气大伤。
出狱后的顾竹轩，没有再像从前那样争强好胜，整个人低调了不少。
这一低调，赶上了更大的风浪。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突袭，一二八事变爆发。
闸北是苏北人最密集的聚居地，炮声响起，最先受苦的就是这里的老百姓。
顾竹轩带着天蟾舞台的人手参与救助伤兵和难民，闸北保卫团组织起来，维持地方秩序。
五年后的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再度燃起战火，天蟾舞台两次被改作难民收容所，顾竹轩自费租借长江客轮，组织苏北籍难民返乡，数以千计的人从这里上船，渡江回家。
这些事情，做的时候没有人问他图什么，他也没有解释。
那时候他所处的上海滩，讲的是义气，不是立场。
但立场这件事，到1937年之后，已经躲不开了。
全面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只留下一块孤岛——租界。
原本就在灰色地带生存的帮会，面临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日本人要用你。
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出面找过顾竹轩，说得很明白，要他出任伪政权的要职。
顾竹轩当场拒绝，一个字都没商量。
日本人记了这笔账，开始找各种机会打压他，他的生意受到干扰，日本宪兵队隔三差五上门查，连他的内弟张健飞都被抓走关了一阵。
对于这样的压力，顾竹轩的应对方式很简单——不低头，但也不硬碰。
他的转变，来自另一个方向。
顾竹轩有一个侄子叫顾叔平，原名顾乃铨，是他大哥顾如藻的第三个儿子。
这个年轻人的经历和他完全不同：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正规教育，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去了苏北，跟着新四军在根据地活动。
顾叔平隔段时间回上海，会到顾家坐一坐。
他带来的消息，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这个老帮会头目的看法：新四军进了村，不从老百姓家里拿东西；帮老乡种地，帮人看病，打日本人打得比谁都狠。
顾竹轩是苏北人，心里对家乡有感情。
他赈过灾、收容过难民，知道苏北那片地方的老百姓有多苦，听说有人真心替那里的穷人撑腰，他认这件事。
顾叔平第一次带着任务上门，是要顾竹轩帮忙护送一对夫妇离开上海，去延安。
这对夫妇叫喻屏，是中共华中局派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走的是经上海转道北方的秘密路线。
顾竹轩不仅安排了安全的藏身之所，还花了大价钱买通日军机关的中间人，弄到了一张由上海去太原的特别通行证，还写信给正在北方演出的京剧名伶李桂春，请他沿途关照。
事情最终败露，日本宪兵搜遍了天蟾舞台和迎春坊老宅，没找到实质证据，但还是把顾竹轩关了三天。
出来之后，没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也没说过什么。
那之后，他和苏北根据地的联系，越来越深。
[三]【往根据地送的那些东西】
从1943年开始，顾竹轩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输送物资，成了一件持续而隐秘的事。
当时日军封锁了上海和苏北之间的通道，药品、物资被列为禁运物品，一旦查出，后果极严
但顾竹轩控制着上海的部分码头，手下的人遍布港口和巡捕房，这些资源，成了一条能让物资悄悄流出去的通道。
据曾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资的行商事后回忆，有些禁运物资，往往通过顾竹轩的关系，由设在浦东的日商三井洋行煤栈码头偷运出吴淞口，辗转送到苏北根据地。
那些药品被装在货箱里，夹在其他商品当中，靠着顾家在码头的人手，一批一批出了上海。
这件事的风险，顾竹轩不是不清楚。
日本宪兵队盯着他，国民党特务也在旁边看。
他在上海的买卖、在租界的产业，随时可以成为被清算的理由。但事情一直在做，没有停。
1943年秋，苏北根据地有几个地下党员需要藏匿，顾竹轩和顾叔平一起，把人安置在寺庙里。
日本人信佛，一般不去搜寺庙，这个安排既安全又稳妥。
新四军干部因病到上海来开刀就医，也是住进顾宅，再通过顾竹轩的关系联系上海的医院。
这些事一桩接一桩，积累下来，已经不是普通的"仗义相助"，而是持续的、有组织的援助。
顾竹轩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他对政治理论没有多少兴趣，也从来不用这些大词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他对事情的判断，一直是江湖式的：这个人值得信，这件事该帮，就帮。
但到了1945年，他做了一件让整个青帮都震动的事——
不是送物资，不是藏人，而是把自己的儿子送出去。
这件事背后的经过，远比外界知道的更复杂，也更沉。
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马斌的妻子林立病重，患了严重的甲状腺肿症，苏北根据地的条件无法完成手术，组织决定把她送到上海来就医。
承担护送任务的，还是顾叔平。
林立抵达上海后，先住进顾宅，顾竹轩通过关系，安排她进了上海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用的是他在医院里的关系，住的是条件最好的病房，找的是最靠谱的医生。
林立在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出院后，又在顾宅休养了十多天，才慢慢康复。
林立要回苏北根据地了。顾叔平来道别。
就在这个时候，顾竹轩开口，说了一句话。
他请顾叔平，把他年仅十五岁的小儿子顾乃瑾，一起带回去。
[四]【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开口，在所有围绕顾竹轩的记录里，都只有这么简单的几个字。
顾竹轩请顾叔平将自己年仅十五岁的小儿子顾乃瑾带去参加新四军。
没有更多。
但越是简单，越是沉。
你得想一想，那是1945年3月，仗还没打完。苏北根据地和上海之间隔着日军的封锁线，隔着随时可以要命的盘查，隔着一条几百公里、走错一步就是死的路。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从来没有吃过苦，从小就在天蟾舞台里长大，耳边是锣鼓戏曲，眼前是华灯繁华。
顾竹轩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也是整个苏北帮的头，手下多少人，多少产业，多少身家。
他这一辈子，在上海滩什么风浪没见过，什么人没打过交道，但他这一刻，把十五岁的儿子，交给了侄子，托付给了那条通往苏北根据地的路。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算计，是一个在刀口上活了几十年的人，做出的最干净的一个动作。
外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也没有人知道父子两个在分开之前，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
顾乃瑾离开上海那一天，混在一支从苏北过来的队伍里，悄悄出了城。
当时上海的日军特务遍地，国民党的眼线也盯着各路帮会。顾竹轩的儿子去了苏北根据地这件事，一旦走漏风声，不用问，顾家上下都要完。
而他，就那么让儿子走了。
顾乃瑾走后，天蟾舞台那些灯还每晚亮着，台上的戏还在唱，顾竹轩照旧出现在经理室，照旧处理帮里的事，照旧和各路人物打招呼。
没有人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不同。
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孩子在哪里。
当苏北根据地的寒风吹过来，当上海的霓虹还在转，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帮头，就这样在这两件事情之间，守着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