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历史（25）——火种

文明兴起

楚骚幽怨地，沅水多逐臣。自屈原放逐于五溪，这里仿佛与贬谪结下了“不解之缘”，败走的部族，避难的流民，遭贬的政客，世代不绝，也正因为这些文人官宦者的流放，作为蛮荒之地的五溪逐步为外界所知。　　

这些曾经在五溪驻足的文人官宦，又以左迁和贬谪之人居多。五溪的贬谪生活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文人贬谪往往形诸于歌吟，尤以唐为甚。王昌龄的龙标之贬，刘禹锡的朗州之贬，都留下了数量不少的诗文。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生命的执着，理想的追求，都在观照五溪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中得以体现，这在客观上为外部世界了解五溪留下了文字上的记载。　

唐天宝六年（747年），王昌龄被贬龙标尉。他从江宁丞，再贬龙标尉，历经坎坷。天宝七年春天，从江宁乘船沿长江上行，经安徽、湖北，秋天到达湖南巴陵。在巴陵的朋友李十二、李越宾、刘谞、刘处士等为他的际遇而惋惜，纷纷接待安慰他。在巴陵与诸友人诗歌唱和后，转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往贬所龙标。王昌龄 （698— 757），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龙标即今天的怀化黔阳,三而环水，是湘楚苗地边睡重镇，素有“滇黔门户”之称。自汉以来，各朝均在此设立县治，汉立潭城，唐天宝初更为黔江、龙标。宋熙宁七年复置黔江。宋元丰三年始置黔阳。“杨花落尽子归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是王昌龄被贬谪到五溪的龙标县尉时，他的好友李白特为他写的诗。就是这首诗，把“五溪”和“夜郎”连到了一起，也就是这诗中的景色——飘零的杨花、啼血的子归、对月的伤感和“不如归去”的哀愁，勾起了人们对“五溪”和“夜郎”的无限遐想。里的夜郎指的是黔阳附近的新晃县和贵州东北部区域。巧合的是，几年之后，李白后而真的“随风直到夜郎西”一被唐玄宗流放到夜郎(乌江中上游)。

　　王昌龄在此为官七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尤以《芙蓉楼送辛渐》一诗最为世人所传颂，诗人咏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以“玉壶冰心”明志，后人以千古绝唱。同时由于他为治以宽，政善民安，至今尚流传有“苗女听歌”、“遮道迄诗”、“佳句退兵”等传说，史称“王龙标”。他在黔城留下一批珍贵的诗篇和诗论。芙蓉楼碑坊刻留有他当年的酬唱诗。　　

王昌龄在龙标任上，喜欢与朋友宴饮，惯於江楼送客。在龙标城东王昌龄为送客而建的临江楼，不知道宴饮过多少次、送走了多少人。王昌龄送了魏二、送了张四、也送了程六；送了狄宗亨、又送柴侍御；送了薛大赴安陆，又送了朱越；送了李棹游江东、也送李十五；送了崔参军往龙溪，又送吴十九往沅陵。让王昌龄的送别诗名扬天下的，却是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黔城生活了七八年，他所建的芙蓉楼是江南四大名楼（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之一，有“楚南上游第一胜迹”之誉。 王昌龄还在黔城建立了龙标书院，对五溪地区的文化有很大促进作用。王昌龄从龙标离任而去，迂回至毫州，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

　　唐代著名宦官高力士曾经流放五溪。高力士原名冯元一，今广东高州人，是名臣之后，因为牵连到谋反案件被阉入宫。后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从此易姓为高。二十四岁那年，他认识了唐玄宗李隆基，从此便与李隆基挂了钩。玄宗初期，高力士立下了不少功劳。历史上也留下了他手秉重权、颐指气使而被伟大诗人李白所傲视并让他脱靴的传说。　　

高力士在严词制止了李辅国的犯上后，也深深得罪了李辅国。不久李辅国就勾结唐肃宗李亨的皇后张良娣，瞒过唐肃宗私下诏书，将年迈的高力士强行从唐玄宗身边赶走，七十七岁时竟被贬流到偏远的黔中道巫州(其治所在龙标县,即今湖南省黔阳县黔城镇)。高力士在流放中写下一首诗——这是当今之世仅存的一首高力士写的诗《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　高力士借巫州的荠菜抒发心志，表明自己无论身在何处，亦无论自己在什么处境下，对唐玄宗都忠心不改。

　　而高力士与唐代史官柳芳五溪相遇还成就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段佳话。柳芳原在史馆编修国史，被贬到黔州后，仍笃志论著。高力士也流放巫州(今湖南省洪江市)，在黔州相见。因高对宫中事颇详，柳向他询问开元、天宝年间诸事，写成《唐历》四十篇。唐肃宗末年，柳芳因事被贬官到黔中（今贵州地区)，恰这时高力士也贬迁到那里，他们路上相遇，结伴同行。高力士对他讲了许多开元、天宝时的政治内幕，很多有史料价值，柳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但因他所编写的国史已经上呈了唐肃宗，不便再改动，所以他就用编年体重写了一部《唐历》，共40卷，把高力士提供的史料编写进去。

这部《唐历》是柳芳的私人著作，后来唐宣宗认为不错，就让监修国史的宰相崔龟从等写了30卷的《续唐历》。该书接柳芳《唐历》，止于唐宪宗朝。这样，《唐历》和《续唐历》就具备了国史的性质，成为一种编年体的国史。国史实际上成了后来编修正史的半成品，唐以后所修的《旧唐书》、《新唐书》等就是据此为底本改写成的。

　　在唐永贞元年(805年)，又一个诗人来到了五溪的下游地区。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洛阳，唐朝彭城（今江苏徐洲）人，贞元九年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顺宗时他和柳宗元等佐助王叔文实行了有名的“水贞革新”。由于旧势力根深蒂固，积重难返。新政仅如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一百多天，顺宗崩驾后，就被宦官，藩镇及在朝的大官僚扼杀了。王叔文王还惨遭杀害，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司马”被窜逐。　　

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作为参与革新的核心成员被贬为朗州司马。在这个失意的秋天，他满怀孤愤，壮志未酬，携家带口，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终于在是年初冬抵达朗州。而当时的朗州，刚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水浩劫。初来乍到，宿无居所，捱到第二年春天，刘禹锡才在城东招屈亭旁的一处简陋茅舍里，勉强安下了家。这一住就是十年。　　

唐代的朗州，就是汉代的临沅，今天的常德，曾经的武陵郡治所，沅水下游的中心城市。　　刘禹锡33岁到朗州，43岁被召回京(元和十年)。朗州十年，是他23年贬谪生涯中，时间最长、处境最差、变故最多、心绪最闷的时期。他所任的朗州司马，是一个闲散的副职，所谓“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伤。”又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可见刘禹锡的一生，受尽了打击和迫害，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他忧愤并加，苦难同当，倍受蛮乡炎天瘴气、瘥瘵病患之苦;饱尝孤独幽栖、丧妻悼亡之痛。

　　从此，刘禹锡开始走上了“穷愁著书”的道路。史载：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又云：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涧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刘禹锡在流寓朗州十年期间，经历了从“应怜一罢金闺籍，枉诸逢春十度伤”，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的思想转折，从而对武陵的秀山碧水、风土民俗产生了浓厚的眷恋之情，并且凭借自己的灵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绝妙诗句。当他再鉴赏武陵时，只见“鹰至感风候，霜余变林麓。孤帆带日来，寒江转沙曲。戍摇旗影动，津晚橹声促。月上彩霞收，渔歌远相续。”更有“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窗映树鹧鸪鸣。”和“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难怪“日暮江南闻竹枝，南人行乐北人悲。自从雪里唱新曲，直到三春花尽时。”

　　五溪许多房子没有“门槛”，原来“有门槛”的人家是当地人，“没门槛”的人家是流放到这里的官宦之家。“没门槛”之家竟然成了五溪的一个景观，由此可见历代官员流放五溪之多。李白流放夜郎时，还写了“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夜郎万里道，西土令人老”、“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等倾诉当时心曲的诗句。就是李白的这些诗句连同他寄给王昌龄的诗，造成了后人对五溪和夜郎的凄凉印象。

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魏了翁因与权相史弥远等人有矛盾，遭到排挤陷害，被贬靖州。在这里他建立了靖州鹤山书院，这是继他在老家四川蒲江之所建的第二座“鹤山书院”。魏了翁(1178年-1237年) ，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大臣。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历任国子正、武学博士、试学士院，以阻开边之议忤韩侂胄，改秘书省正字，出知嘉定府。史弥远当国，力辞召命。起知汉州、眉州。嘉定四年(1211年)，擢潼川路提点刑狱，历知遂宁、泸州、潼川府。嘉定十五年(1222年)，召为兵部郎中，累迁秘书监、起居舍人。宝庆元年(1225年)，遭诬陷后黜至靖州居住。

魏了翁来到靖州时，尽管这里设州已有一百余年.但是仍然城小人稀，民风淳朴，这里的人们也爱戴这位朝廷贬来的直臣，他与此地官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附近州县的书生纷纷来求见请教，而“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岌来学”(《宋史•魏了翁传》)也颇有其人。靖州鹤山书院的建成极大的促进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久就有士子考中科名，魏了翁还特别举办了鹿鸣宴给予奖赏。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士大夫在遭遇屈辱的贬滴流放的时候，内心是痛苦悲凉的，但文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骨气使他们很快从个人的遭遇中解脱出来，积极地投身到所处的社会生活中，把中原文明种子播撒到当时尚未开化的武陵山区。他们倡导教化，开馆收徒，启迪明智，培育人才。这些流放到武陵山区的文人名士大多胸怀远大，愤世嫉俗，他们在流放期间写下了大量诗文，并建立学院，使五溪地区呈现出中国历史中。　　

对遭贬滴被流放的文臣武将和皇室成员来说，个人命运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但客观上却加强了中原文化与沅水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的交融发展。这些人员来自帝京，较长时间处于皇权中心或文坛前沿，均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比较开阔的胸襟抱负，也把先进文化带进这些地区。

　　王安石熙宁开拓南江蛮、诚徽蛮地之前，五溪地区多为蛮地，省界、蛮界的大体分界为:北端以溇水为界，慈利县东部为省地，西部为蛮地;沅江辰州所辖沅陵县、泸溪县、辰溪县和溆浦县为省地，南江地区和诚徽州地区皆为蛮地，唯东南邵州境内的资水流域以东之武冈县、邵阳县为省地。从地形看，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山地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居住之地，而沅江中下游地区的沅陵、泸溪、辰溪和溆浦等县如一把楔子插入五溪蛮腹地。　

神宗死后，宋朝廷起用司马光为相，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被全部废罢，经略湖南“蛮”地亦被迫停止。正如《宋史•蛮夷传》所云，时“朝廷方务省事，议废堡砦，彻戍守，而以其地予蛮”。原来所置州县，已有名无实。“渠阳、莳竹虽名州县，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进，并系夷界”。元佑二年(1087年)，废诚州为渠阳军，次年，废军为砦，隶于沅州。“渠阳既弃，蛮复大入钞略，覆官军，荆土为大扰”。元佑五年(1090年)，复以渠阳若为诚州，命杨昌达等知州事，诸若皆罢戍。崇宁二年(1103年)，改诚州为靖州。到宣和初年，靖州酋帅杨最实、杨进平“相继作过”，辰州之宋朝官兵奈何不得。

　　哲宗元祐年间，左司谏王岩叟针对开边后的国家边境形势进行了反思：“熙宁中，⋯⋯西则熙、河、兰、会、延州西寨，南则诚州、沅州，皆是贪虚名，受实弊，尽合弃绝，以安中国。陛下观国家未开拓边地已前，边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财赋如何，既拓之后，四者复如何，事迹相辽，甚易见也。此等去处，不知国家将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赡犹可，况不足自赡，尽烦中国之助。日久月长，恐心腹之民久而生怨，不为国家之福。”这段话对熙宁开边的效果提出了质疑。　　

两宋因为北部边事和国力所致，对于五溪的重新开辟，也只着重沿沅水干流向中上游南进，把开辟的重点放在水陆交通便利，自然条件比较好的沅水干流、河谷平原和支流几大盆地的锦、奖、溆、靖等州。在这里建立起朝廷直接派流官管辖的经制州县，在边远山区，因环境闭塞、社会进化缓慢，尚保留溪峒体制。朝廷只是间接管辖，由当地蛮酋世袭管理的羁縻州制。

　　就这样从这时起，五溪开始分化，一部分成为由朝廷直接管辖由流官管理，民族己经归服王化，比同内地的地区称为“省地”。而另一部分为少数民族所居的羁縻州县，还没有“开化”，这些地区有的土司能够直接管理（朝廷间接管理）叫“蛮地”；有的连土司也管不了，叫“生地”。.　　沅水流域的“省地”主要有有州城3座，即:辰州、沅州和靖州;县城10座，即:沅陵(附辰州)、卢溪、辰溪、溆浦、卢阳(附沅州)、麻阳、黔阳、永平(附靖州)、会同和通道　　从这时起“省地”的商人和商业开始活跃。“乾道三年八月，诏平溪峒互市盐米，价听民便，互市如故”。“商旅之避征税者，可以径达溪峒”。沅州“生界副峒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

这一时期在“省地”内的沅水干流和各大支流的沿岸，兴起了一大批集市和市镇。其中以浦市、安江和洪江最为有名。浦市位于沅水中游的西岸，是辰州到达中上游地区的水路中间站，又居沅（州）麻（阳）盆地腹地，是水陆要冲之地，因此，“灯火千家，舟揖如蚁，商贾石集”，自宋代立市己成工商繁盛之巨镇。洪江:宋设洪江寨，处沅水干流与巫水交汇处，当绥宁、城步入沅水通道，又处“庆洪商路”的终点，地方志描述为“上通滇、黔、蜀，下达荆扬，舟揖往来，商贾辐辏，百货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因而发展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大市镇。沅陵窑头的陶瓷业，浦市的染织业和洪江的木材加工业最为有名。采矿业以麻阳铜矿开采和沅陵、浦市和会同等地的金矿开采最负盛名。　　

同时在一些驿站和交通线上也形成了小集市和草市。中国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中唐以后日渐兴盛，沅水流域的草市情况史料少有记载，但宋代辰州太守陶弼的《题石雾驿》“草市人朝醉，舍口火夜明。浅江入地泻，栈道出石行”一诗就对湘西沅水流域的草市，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草市的兴盛和繁荣。

　　然而，同处沅水流域的羁縻州即“土司地区”的发展却步入了另一种发展道路。 　　五溪山腹地的酉水和武水流域的溪州等地区，仍然依铜柱之故事而采取“羁縻而制的土司政策”。这种“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縻之制，虽然形式上统属辰州，但实际上这些羁縻州县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北宋时期，把这些地区通称为“蛮地”和“生地”。 　　

“羁縻州”成为不朝廷直接控制下的“蛮地”，避免了因朝廷的开辟所导致的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也不失一种明智之举。但由于“羁縻州”不受朝廷直接控制，因此不利于外来文化的输入，再加上统治者采取“分治政策”，“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如禁止“蛮地”和“省地”的交往。如:通婚、交易、甚至禁止食盐和牛输入“蛮地”，造成了土司“生地”与经制“省地”的隔离与封闭。　　虽然地方土司集一时政治之能事，营建了富丽堂皇，堪称“金銮殿”的土司城堡—老司城，各溪峒山间平坝也分布着各峒主寨长的治所，但仅靠山民进贡和简单的物物交换所形成的脆弱的“溪峒经济”，做不大。各溪峒间，虽互通声息，但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也很难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这种状况一直维系到“康乾”改土归流才有所改观。

　　“蛮地”大都分布在沅水支流的酉水和武水流域。这些地区，多位处武陵山脉，是云贵高原东缘台地向沅水河谷平原的过渡地带，多崇山大岭，奇峰异石，洞穴群生，石山林立，土地贫瘠。河流滩多流激，山高水险，虽有溪河谷地，山间盆地和高原台地，但多面积狭小，交通闭塞，地高气寒，土不宜生，其农耕居住和水陆之便，远不及沅水干流河谷平原和沅麻、溆浦、芷怀、安洪、靖州盆地的“省地”。这种地理上的差异，使得政治经济落后于“省地”。　

　“蛮地”位置偏居西北，虽有酉水、武水两水流经，但武水短小，腹地不宽广。酉水虽源远流长，腹地较宽，但区位过于偏处西北。，纵有西通川黔之利，但仅限于黔东北和川东南(今重庆市东南)的区区一隅。　　由于“蛮地”实行的是羁縻土司制，而且各羁摩州所领的大小溪峒分布零散，峒主寨长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他们在民族对抗上，虽有团结一致和抵御外族的共同利益要求，但很难形成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再加上大小山间平坝，山水阻隔、地形闭塞以及脆弱的溪洞经济，难以形成大的集镇，致使“生地”完全停留在“州为大土司城堡”，“各溪峒为小土司寨堡”的形态。

　　而在酉水和辰水之间的广大区域宋朝廷开边不能企及，而土司也难以染指，后来多为苗族聚居，宋元起称苗疆“生地”。这里在地理上又分为两个自然区：西北为腊尔山台地，台地海拔700米以上，环境较为贫瘠，有一些小盆地，但大多为山地，为“生苗”聚居区；东南部为溪河下游较为平坦，溪河边开有梯田，以沅水灌溉，为古“五溪蛮”中心区。这样宋代基本形成了五溪地区“省地”、“蛮地”和“生地”各自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