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臧否学人

引子

陆扬对黄永年先生的评价：

我觉得就唐史的研究以及和陈的学术论点的关系而言，黄永年和岑仲勉是不相同的。黄先生是我相当佩服的学者，我觉得他基本和唐长孺很相似。借用唐自己很贴切的形容，他们二人和陈的学术的关系是所谓的“教外别传”型。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对中古历史的认识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后受陈的影响或和陈的论点发生论争。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不大会因陈而转移。这当然在唐先生身上更明显些。黄永年唐史方面的著作虽不是很多，但往往重要。比如他讲“泾师之变”的文章，我认为是中国学者写中晚唐政治史中极少数精粹的文字之一。而且我相信是陈寅恪写不出来的。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从陈对唐代政治的认识框架下很难推出该文中的种种线索来，而且该文对历史过程的涵盖很周全。黄的文字在其他方面也有此特点。有时他虽然是在讲文献，但时刻注意到史料的历史内涵。比如他在《唐史史料学》里，就常常指出某种史料中体现的历史层面。他对唐长孺的欣赏是很显然的。几年前他在台湾《新史学》上一篇讲门阀的短文里，就直接说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是唐讲大族升降的四篇论文。这本身是高明的见解。其他文字中引唐的见解也很多。所以黄永年的文章表面看来常像是对陈的翻案文章，其实不是。此外他说话也很有勇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讲古文献是提到中华书局大唐西域记的校注本，认为序写得不好。我想这大概在国内没有任何其他学者敢提出这种批评。我很想了解他的这种批评的具体依据，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看法。当然黄永年先生在唐史方面涵盖的面不如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宽广。这很大程度上因为黄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无法做研究的环境下。同时再有学识天分的人，也不能独学而无侣。而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前，唐史界和魏晋南北朝学界的区别正在于后者有一批水准很高的学者，可以互相呼应，虽然学术环境普遍不佳，终究可以造成风气。而前者虽有大师陈寅恪，却没有这种呼应，以至于陈氏的见解的影响也一度沉寂。所以我猜想对黄而言，陈不是要追随或打倒的对象，而是棋逢对手（worthy opponent）式的对话人。

正篇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不知怎样，但批评他的某人却是不学无术的，在复旦，人很讨厌，老了一部书还像书吗？”（这里的某人指蔡尚思，他的文章《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发表于《书林》杂志1986年第一期。）

“书倒是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装懂，他要编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头脑不清，是年老了，还是年轻时就不清，不懂文字学，搞什么《说文约注》，内行看了发笑，连吴梅村诗都不懂。”（这指张舜徽先生了，张先生著有《中华人民通史》《说文解字约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实在不懂有啥好处。”

“来先生学问平平。胡先生精于甲骨，惜范围太窄，为人乃是所谓君子……韩先生跳不出教科书的框框，所为也多教科书一类，学生超过他，如杨际平。岑先生，小考证，大了便出错，如对两税法的研究就错得一塌糊涂。”（“来先生”可能指来新夏。“胡先生”指胡厚宣。“韩先生”可能指韩国磐，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纲》等。“岑先生”指岑仲勉。）

“谢先生人很好，但他的学问有其先师梁任公的遗风，不深。周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贺先生的考证，童先生讲是不行的。”（“谢先生”指谢国桢。“周先生”指周一良。“贺先生”可能指贺贺昌群。“童先生”指黄永年先生的岳父童书业。）

“得读尊著《脂麻通鉴》，认为是此文丛（按，指《书趣文丛》第一辑）中上品佳作，较唐振常、朱维铮辈高明多矣。”（《书趣文丛》第一辑收入唐振常《饔飧集》及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

“看季羡林之《牛棚杂忆》则认为太浅薄，殊与此君之盛名不相称耳。”

“治敦煌者多偏于文书，壁画多治艺术者在研究，而此辈对历史、对文化史多门外汉，常书鸿及段某辈均此种水平。”（这里提隐去的“某辈”应是指段文杰先生。）

“7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登了章先生《金庸招不到博士以后》……这位培公有个毛病，即他喜欢谁，崇拜谁，你就千万不能够犯谁，否则必跳起来，强词夺理地来一通。”（这里是指推崇金庸小说的章培恒先生。）

“对三联版的黄仁宇著作及另一位现居美国的台湾秦汉史专家的作品不满。”（后面一位应该是指许倬云先生。）

“周予同学问不行，太滑头。”

“记得那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上午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是批判一个澳籍华人的观点。”（这里是指柳存仁先生。黄永年先生在谈《西游记》的文章中提过柳存仁先生的名字，但并未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是作文与讲话的区别。）

“陈寅恪先生学问甚好，但文章实在不好，不是内容而是笔法，北大王先生是他这一路，但始终跳不出陈先生的圈子。”（这里说的“北大王先生”应该是王永兴先生，著有《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附录

辛德勇笔下的黄永年先生

1982年初，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第一次和两位师兄去导师家里拜谒，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厅里，见到了黄永年先生。这一年黄永年先生招收了两位唐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名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但这一天我们入门拜师，史念海先生特地请黄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们的礼拜，分明是让我们执入室弟子之礼向黄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谨慎地和先生说：“我只能算作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盗用您学生的名义，出去招摇撞骗。”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说：“你就是我的学生。”（《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辛德勇自认是其（黄永年）私淑弟子，但又不敢以“黄门弟子”自居。有一次，他对黄永年先生说，自己不敢打着黄先生弟子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结果,黄永年先生生气了：“辛德勇，你就是我的学生。我认你这个弟子，你居然不认我这个老师？”（《甘当匠人的学人》）

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有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他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在我看来，从来不看电影，差不多意味着没有任何消遣和娱乐；从不洗澡，则更为不可思议，这意味着对饮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顾，只是一味读书写文章。怪不得先生给我们介绍如何利用图书馆时，讲得是那样明了，原来他的生活只是看书。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们交给这样的老师来调教，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不知会何等恐怖。（《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黄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持续读书多长时间。（《甘当匠人的学人》）

先生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却没有写过很专门的文章，原因只是童书业先生系以治先秦史为专长，先生不愿别人误以为他是在承受着岳父的荫庇。（《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随从先生读书没有多久，最初的严师形象，不知不觉中已经转换成为一位充溢着慈爱的长辈，每当私下里见面，便放肆地插科打诨，和先生开起了玩笑。先生评判学术虽很严厉，但对学生的考试和学业论文，却从不做苛刻的要求，只是循循诱导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学生们听课时往往都有些担心，考试成绩一出来，则是皆大欢喜。（《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我修养不好，很容易冲动，也很固执，有一次竟因事恶语顶撞先生，拂袖而走；还有一次与先生争执不休，毫不礼让，惹得先生拍案怒斥，厉声宣示要将我逐出师门。正是通过这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先生严厉外表之下异常宽厚的胸怀。事情过后，我依旧负气避开不理先生，都是先生主动找我谈话，没有训斥我的无礼，没有责骂我的轻狂，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导说：“辛德勇，你这样的脾气，一定要改一改，不然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不知要吃多少亏呀。”因为性格刚烈，先生自己曾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每当回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先生话语中饱含的关怀和期望。先生谈话风趣诙谐，但性情刚毅，轻易不表露情感。读研究生时，我因基础差，为多看些书，连续有两个春节，留在学校，没有回家乡东北。先生知道后，为消解我的孤独，就让寿成师兄来叫我到家里去过除夕。除了吃年饭，先生什么也没有讲，但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慈爱。1992年我离开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先生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请师母特地做我爱吃的锅贴，为我饯行。当时我饭量很大，烙出一锅锅贴，先生和家人都不吃，眼看着我独自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先生才放心地目送我去往车站。在西安随侍先生读书问学十年，留在心底里的最后一幕场景，就是先生看我吃锅贴的眼神。 （《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