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①李喆：《战时国民党军士兵的副食获取与驻地军民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1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②李宁：《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携行干粮生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战时伙食标准》，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陆军暂行给与规则》，抗战末期颁行 ⑤（美）保罗·洛根上校（Paul P. Logan）：《中国军队口粮营养调查报告》，1945年，后经蒋介石批准于1945年2月28日作为国军口粮修订标准
1944年，西南联大教授吴晗走在某后方城镇的街道上，目睹了这样一幕：
"在大街上，在小巷里，到处都可以看见骨瘦如柴、行走艰难的兵士。有的巴着一根竹棍支持他的体重，有的实在走不动了，躺在林荫下、土堆上……有时你也可以看见一连串的担架兵，两个抬着一个竹箩，箩中端端正正坐着一个病兵。"
这不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这是正在服役的现役士兵。他们不是输给了子弹，是输给了饥饿。
在那个年代，国军内部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这话是讽刺，也是实情。
而这句话里最沉的那块，不是嫡系中央军，不是黄埔军校的学员，是那数以百万计、顶着"国军"旗号、却从来不曾被好好对待过的杂牌军。
他们端着一口破碗，碗里装的是什么？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件事。
[一]【纸面上的标准：那份"看起来不差"的官方食谱】
要说清楚杂牌军吃什么，先得搞清楚规定上写的是什么。
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颁布了一份《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明确规定每名士兵每天应得的口粮：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
看这份单子，还真不算太寒酸。
有主食、有肉、有菜，搁1935年的民国普通老百姓饭桌上，这已经算是过日子过得不错的水准了。
但问题在于，标准是标准，执行是执行，这两件事从来就是两回事。
按照正式规定，伙食费的发放走的是军政部每年颁行的《给与规则》，由军政部制定标准，按区域物价水平分级拨付各部队，再由各部队自行采购副食。
然而从执行那天起，这套机制就存在一个根本漏洞：主食由后勤机关发放现品，相对有些保障；副食却长期以发放"副食费代金"的形式交由部队自行采买。
代金制最大的问题，是价格跟着物价走。
战时通货膨胀，物价年年飞涨，而拨付下来的副食费代金往往跟不上物价的涨幅，越来越不够用。
这套机制，自1940年起就开始越来越吃力。
到了1941年6月，问题已经严重到要上达天听的地步。
蒋介石亲自手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明确要求"前后方各部队，其副食费应设法增加……且其副食必须有相当滋养，使新兵不致因营养不良而体力日衰"。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关心士兵，但仔细一琢磨，意思其实是：上面已经知道士兵吃不好、吃不饱，营养不良这件事，是有案可查、有据可循的。
军政部随即反应，电告各部队从7月起"每人每月增加副食费二元"。
这次增加按照不同区域物价水平分级发放，其中川、康、滇地区标准最高，增加额度为4元。
然而这点增加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
根据重庆地区的物价记录，1944年重庆本地生产商品价格较1941年上涨了整整30倍，外省商品上涨更高达46倍，增加2元、4元的副食费，面对这样的物价涨幅，几乎形同虚设。
更棘手的还有一个数字——1943年1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通货膨胀之下，一名二等兵的月薪换算成美元，按官方汇率计，仅剩约0.075美元。这个数字不够他在重庆买一碗面。
现实就是这样，规定的标准从一开始就是一张画在纸上的饼，吃不到嘴里。
那么，实际上分到士兵手中的究竟是多少？
抗战期间，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主食分配，通常为每人每天9两米。
而按军事学家的估算，一名士兵在作战期间每日需耗费4000至7000卡的热量，即便是非激战状态下的训练和驻扎，每日消耗也在3000卡以上。
以此标准折算，一名士兵每天所需口粮（含主食与副食）不能少于1.5公斤。9两米折合约280克，连一半都不到，更别说副食了。
规定里那4两罐头肉，那2两干菜，很快你就会看到，它们去了哪里。
[二]【从规定到碗里：中央军和杂牌军的两个世界】
同样顶着"国军"旗号，不同部队之间的伙食落差，却是天壤之别。
先说嫡系中央军，再说杂牌军，两者一对比，差距立刻就出来了。
抗战期间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是当时国军里为数不多能吃上一日三餐的部队。
据记载，蒋介石曾亲自下令：第五军必须保证三顿饭，不得缩减。
也就是说，即便是这样一支受到最高层特别关照的部队，吃三顿饭这件事都需要最高统帅亲自背书才能落实，其他部队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至于在印度接受美英补给的驻印军，那又是另一个世界。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训练期间，美英方面为其提供的伙食超过国内任何一支部队。
每名士兵每天有三份野战食品，包括牛肉罐头一个、饼干、麦片、红茶各一包；营地大锅饭则有米饭、洋葱、土豆、卷心菜等多种蔬菜，每顿还配热汤和白面包。
驻印军的新一军、新六军，连以上军官享有四菜一汤的待遇，普通士兵每日有猪肉4两、牛肉4两、蔬菜半磅、大米20两。
这些数字，对于国内战场上的杂牌军士兵来说，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驻印军士兵在几个月训练内，普遍增加了二十来斤的体重，有了体力，有了精神，打起仗来自然不一样。
正是基于这个后勤保障，驻印军在缅甸战场创下了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的战果，以少胜多，在中国军队的作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驻印军的伙食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准，根本原因是由美英方面直接保障，整套供应链绕开了国军自己的后勤体系。
美军将领史迪威甚至专门立下规矩，要求中国驻印军的军饷由美军军官按照花名册一个一个亲自发到士兵手里，严防截留。
理由不言而喻——如果走国军自己的后勤渠道，这些物资能剩下多少，谁都不敢保证。
相比之下，同样参加滇西作战的滇西远征军，伙食就大打折扣了。
在国内作战的滇西远征军，其伙食与国内其他战场上的国军没有太大区别，军官克扣军饷依然普遍，士兵一日三餐难以百分之百保证。
结果是，滇西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伤亡达到67000余人，而驻印军在缅甸战场的伤亡仅为1.8万人。两个战场，同样面对日军，伤亡数字的差距，一部分就落在了饭碗里。
再看国内各路杂牌军，情形又更差了一截。
[三]【各路杂牌军的碗：川军、滇军、桂军，谁的饭碗最惨】
抗战期间，国军杂牌部队的数量庞大，构成复杂。
从地域来分，有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等等，各路人马的来源不同，装备不同，供给来源也各有差异。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比起中央嫡系，他们的待遇全面落后。
先说川军，这是抗战中人数最多、伤亡最重的杂牌军之一。
1937年9月7日起，川军分两路纵队从川北和川东开赴前线，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率领下的二十二集团军，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
这支部队出川前的物资状况，堪称抗战杂牌军的一个缩影：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单被一条、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
而出川前，国民政府承诺补充的武器和装备根本没有到位，薪饷待遇只及中央军的一半。
更糟糕的是，川军出川后立刻被分割投入各个战区，蒋介石将从川北出发的二十二集团军划归阎锡山第二战区。
结果阎锡山对这支远道而来的子弟兵几乎不管不问——不补充御寒的冬衣棉被，最后连粮食都停止供给，还指责川军"抗战不足，扰民有余"。
等到太原失守后，山西进入冬天，穿着单衣单裤的川军士兵实在受不了，发现一处阎锡山的军火仓库无人看守，便自行取用了部分衣物和装备，结果被阎锡山抓住把柄，直接告到军委会，要将川军赶出第二战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同样拒绝接收，表示："阎老西不要的烂队伍，我也不要。"
在连粮食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这批川军士兵吃的是什么？
史料记载，他们只能靠就地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而且吃的就是最粗糙的杂粮——需要自己磨，磨完了再煮，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筹粮和推磨上，根本无暇顾及操练和防务。
直到1938年元旦，邓锡侯、孙震带部队来到徐州，见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才终于得到了补充服装、粮食和500支新枪。
李宗仁后来感慨道："川军弟兄们，你们穿草鞋、着单衣，走出剑阁、跨过黄河……你们是国军的骄傲。"
这句话，听来令人动容，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川军的处境之惨。
再看滇军。
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参加完南京国防会议后，在28天内将云南省正规军主力整编为第六十军，辖182、183、184三个师。
六十军的装备粮饷，全由云南省地方财政供给，人事任命也是地方决定，虽然接受了国民政府的番号，但本质上依然是滇军。
1938年4月，第六十军被投入台儿庄战场，与日军主力鏖战20多天，三个作战师总伤亡达18844人，参战人数35132人，战斗损失超过50%。
在这样的高强度消耗战中，后勤供给严重不足，地方财政能支撑的物资越来越有限，士兵的口粮也随之缩水。
驻扎云南、广西一带的国军（包括部分滇军）还发明出一种特殊的副食做法：把芭蕉的根剁成小块，在水里泡三天，再切丝炒了来吃。
这种东西，用今天的眼光看，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救荒食品"，但在当时，却是许多士兵每餐唯一的副食。
再看桂军（新桂系部队）。
桂军由李宗仁、白崇禧领导，在抗战前军费基本靠广西省地方财政自筹自给。
1937年统一于国民政府旗号之后，主要由军委会拨补，但因非蒋介石嫡系，仍需省财政自行贴补一部分。
1937年1月起，中央每月补助广西军费40万元，按当时广西出兵的规模折算下来，每名士兵能分到的补助极其有限。
淞沪会战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顽强坚守，给日军造成4万余人的伤亡，自身也损失了2万多人。
如此高强度的消耗，后勤供给却极其有限，士兵能吃上什么，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这些杂牌部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越是没有靠山、越是被分散部署到四面八方，吃饭就越是个问题。
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虽然伙食也谈不上好，但至少在体制内享有优先权；杂牌军则处于食物链的末端，粮饷时常断档，副食更是奢谈。
[四]【粮食发下来了，为什么士兵还是吃不饱】
好，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军粮统筹，规模并不算小。
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一省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
这是个什么概念？换算过来，足够数百万部队吃很多年。全国总动员、举国出粮，粮食的总量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那么，那些粮食究竟去了哪里？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叫"克扣"。
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吃空饷、虚报人数，这是系统性的问题，从征兵环节就开始了。
曾任国军征兵师管区补充团团长的赵玑回忆：新兵每天定额吃24两糙米饭，副食费2角。"开饭时，每班围着一圈，咸菜一盘，一锅盐开水作汤，限15分钟用餐完毕。伙食由连队事务长管理，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新兵吃不饱、穿不暖，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个个黄皮寡瘦，愁容满面。"
曾任征兵师管区司令的周建陶也有类似记录："每日两顿饭，也是常吃不饱的。米里都掺有沙子，大秤称进，小秤称出。团级干部打一个折扣发到连里，连级干部再克扣，壮丁每日只能吃到十几两带沙子的糙米饭。"
注意这里的细节：大秤称进，小秤称出，层层克扣，一路折损，真正到士兵碗里的，已经不足应有分量的一半，而且还是掺了沙子的糙米。
从征兵官开始，这条克扣链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
曾任征兵团管区司令的李昭良坦言，他搞钱主要从征集费上下手——按规定每征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他只实际发出约8角，剩下的1.2元全部收入私囊。
渭南9县每月征兵最少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
这只是征兵环节的"规矩"。到了部队层面，克扣军粮同样是公开的秘密。
粮食从征发到配给再落实到每一个士兵，中间被截留了多少，谁都说不清楚，也没人去追究。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
但随后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粮食质量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里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一锅饭什么都有，士兵们苦中作乐，给它起了个名字："八宝饭"。
这个名字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就算这样的"八宝饭"，在战场上连续激战时也很难吃上。
白天日军空中火力极强，伙夫送饭只能趁着黄昏，一天送一次。
这还是好的情况——没有的时候，一整天什么都吃不上，也是常事。
二等兵抗战时期的月薪仅7元，而在1943年，重庆的物价已是1937年的174倍，7元钱，在1943年的物价里，已是一个荒谬的数字，连基本的生活都支撑不住。
副食的状况比主食更惨，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甚至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的饮食水平。
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其中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
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
1944年10月，魏德迈接任蒋介石总参谋长之后，专门就国军战斗力下滑问题进行了调研，得出的结论让他震惊：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
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在报告中写道，他曾亲眼看到国军士兵在短距离徒步行军中"便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甚至"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
就是这样一批士兵，在正面战场上与装备精良、后勤完整的日军对阵。
这场对决的结果，1944年已经写在了战场上。
从河南到湖南，从长沙到桂林，那些被半饥饿状态拖垮的士兵，在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节节败退，丢掉了146座城市，损失近60万兵力。
参战的第一战区副总司令汤恩伯直属卫队在撤退中被当地农民缴械，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脱；第一战区总司令蒋鼎文被人截获，化妆骑毛驴侥幸脱身。
然而，在豫湘桂会战的溃败之中，还有另一支部队——
那是1944年夏天，日军以5万人重兵合围衡阳，守城的是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全部守军约1.7万人。
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坚守，等待援军。
但是等了47天，援军始终没有出现。
弹药打光了一批又一批，粮食断了一次又一次，在这座孤城里，那些每天在半饥饿中坚持战斗的士兵，究竟撑到了哪一步，等到了什么……
这段历史，写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