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新X陈楸帆：离开潮汕的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故乡

这是今年7月19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出潮入海》新书分享会。两位潮汕籍作家李梓新和陈楸帆在主持人，来自澎湃新闻的罗昕的提问下，一起聊起各自和故乡的关系。对谈实录有删节。

《出潮入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罗昕

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今年《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以后，大家对于潮汕会有更多的好奇和想象。这两位写作者他们很有意思，一个来自潮州，一个来自汕头，很多人以为潮汕就是一个地方，但其实不是。今天，我想先请两位嘉宾介绍和描述一下你们的故乡。

李梓新

大家好，我是李梓新，我是一个在上海居住了超过20年的潮州人，身份证也是上海的了。但这本书大家也能看出我对潮州的这种家乡眷恋之情还是很深的。我中间到英国读书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现在也住在上海。

潮州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如果是以老城来说，它有很多很多的巷子，这些巷子是大家会喜欢去探索的。中间有一条最大的街，现在叫大街，小时候唯一一条街就只有这条街了，以前叫太平路，现在那里有点商业化了。潮州还有一个西湖，也有中山路，中山路就在西湖的边上。可以在西湖徜徉，也可以喝茶，有各种粿类的点心、牛肉火锅。这本书里面讲到的抽纱，在西湖边有个地方能买到，《给阿嬷的情书》里南枝有几件衣服是抽纱的。我家里原来就是做抽纱的，民国的时候，我的曾祖做过这方面的贸易，祖父、爸爸、妈妈都做这方面的工作。

陈楸帆

大家好，我是汕头人。大家可能一听到汕头就会想起经济特区，我跟经济特区是同龄，我们都是1981年出生的，经济特区成立之后大约10天我就出生了，是真正的同龄。大家如果关注潮汕这几年的文旅热点，就会知道一个小公园，1860年汕头开埠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通商口岸，所以那块有很多南洋风格的骑楼。附近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中间有一个中山亭，边上是好多条路，整个街区呈放射状。我小时候就住在离中山亭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现在那里变成了一个打卡热点。

有时候回去我会很错乱，这里经历了好几次的翻修，有时候修得新一点，有时候修得旧一点，现在又把它恢复成原来那个样子了。我现在去到那里，要努力回忆我小时候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也在上海，住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我现在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也可以说是新上海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上海的朋友坐飞机去潮汕，吃吃喝喝过个周末。他们经常问我，潮汕除了吃的有什么好玩的，我真的很难告诉他们。一方面我也出来很多年；另一方面除了我们传统的文化，包括我写的英歌舞，包括梓新说的美食、喝茶，其他旅游景点或者说可以去消费体验的东西，我没太想出来。

但我父母家还在汕头，他们住的地方很有意思，在桑浦山上。桑浦山其实是汕头、揭阳和潮州三座城市的交界，整个可以说是潮汕平原的最高点，当然最高点也没多高，就几百米。为什么这座山有意思？因为山上有好几座庙，而且可能从宋朝的时候起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山顶上有一块巨石，上面写着铸钱洞，据说当年下南洋的人，如果他坐船回来，远远看到这块石头，他就知道我回家了。所以现在很多时候，我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看到那座山，那块石头，我就觉得我回家了。

今天“出潮入海”这个主题非常有意思，我们俩都是离开家乡很多年。

罗昕

对于潮汕人一直有蛮多的讨论。讨论有褒有贬，有说潮汕人很传统，很注重传宗接代，重男轻女。也有说潮汕人下南洋，很有经商头脑，很会赚钱。还有人说潮汕人很团结。想问问两位，你们心目中潮汕人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外界的很多评论是误解吗？

李梓新

这个问题蛮难的。如果说特质，我想起我说过，潮汕人爱喝茶，这个是客观存在的。每天要三泡茶，客人来了要换新茶，所有的生意事情都在茶杯里。

陈楸帆

关键喝了还睡得着。

李梓新

喝了凤凰单枞比较容易肚子饿，所以还要配很多小吃。我觉得这种茶文化很有意思。我们说“茶三、酒四、踢桃二”，喝茶三个人，喝酒四个人，玩两个人最好。喝茶一直是三个杯，客人来了也不增加杯子，用清洗的方式解决。茶是一种比较缓慢的文化。但是潮汕人又有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又分地区，我觉得靠海岸线更近一点就更猛一点，特别潮阳那一带，《给阿嬷的情书》讲的就是潮阳的故事。黄光裕、马化腾他们都潮阳籍，他们更勇猛。潮州是府城，我们就还好。

回溯前人的下南洋，那时候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很恶劣，为了生存就要冲出去。陆地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冲了，已经到了最边上了，怎么办呢？我们想象一下七千年前的人，利用木头的船都能去到今天的波里尼西亚。到了明清的时候，朝廷有海禁，但是有些时候也会稍微放松一点，比如说与泰国有大米贸易需要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如果在这里生活不下去，或者有人犯了事，就跑去南洋。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签署了《通关条约》，一开始要在潮州开埠，潮州人民抵抗，就开在了汕头。汕头在海边，没法抵抗，劳工就越来越多，这说明这种勇猛有历史的原因，也因为生活所迫。今天我们这种走出算勇猛吗？比不上吧。但是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潮汕人，还挺神奇的。

陈楸帆

我很同意梓新说的。比如我中学的同学，特别明显，分两种人。一种人不愿意去远的地方，可能因为家里有矿或者能子承父业，比如说电力系统、移动系统、各种医院，包括律师政法体系的，可能都想要让孩子沿着这条老路，这是比较传统的一种。

我当时的想法是能考多远就考多远。我们属于运气比较好的，考上了能跑出来。但跑出来也是特别纠结的心态，因为一方面想要挣脱身上的标签，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一开始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潮汕人。别人问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广东人。为什么？因为当时对潮汕有很多不好的刻板印象，包括走私、重男轻女、宗族等等。那时候我内心有一种抗拒，不希望被归类为某一类的潮汕人。但这也是你自己慢慢去和解的一个过程，慢慢你会觉得潮汕人也是复杂的、多元的，很难用某一类的标签很简单地用几个词去概括的这样一个族群。但像梓新说的，我后来去了跨国企业，去到美国、东南亚、法国，遇上一些人聊起来，发现彼此祖上都是潮汕人，很有意思。他现在身份已经是美国人、法国人、泰国人了，但一聊起来，发现我们都有一个能说潮汕话的阿嬷；一说起来，好多话都是一样的。这个是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他们能把这些东西保存得这么好？我们能从梓新这本《出潮入海》里得到一些启发。

罗昕

这本书是有渊源的，我给大家说说后面的背景小故事。李老师在2023年的时候申请了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这个专业很有名，因为出过像石黑一雄、麦克尤恩这样非常有名的大作家。他那时候已经是44岁了，44岁的时候，他重新成为了一名学生。他开始用英文写潮汕。所以想请李老师和我们聊聊当时的选择，背后的一些心路历程。

李梓新

我2002年就在人大新闻系毕业了，那时候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去南方报业，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去了南方报业。很多同学已经在考托福、雅思，我当时不为所动。后来我很快漂流到了上海《东方早报》。对于媒体的写作，我是带了一些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我觉得媒体写作很重要，但媒体的写作对于个人的关照就少了一点，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对大众表达自己很感兴趣，我做了“三明治”写作平台，一直在帮助大家去表达、写作、出版等等，这个事做了有15年了。

那个时候，因为认知的局限，我还没法完全脱离媒体的思维框架想大众的写作。到了2020年，我想用英文写作，就决定写潮汕。当时觉得用一个陌生的语言写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好像挺有趣的。也有点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意思在里面。

我用英文学了创意非虚构写作，收获很多。这本书可以说算是学习的成果，特别是风格、语言、叙事方式等方面。很多部分我是先用英语构思再写的。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没觉得年龄是太大的限制，主要是如何能在日常这么多繁杂的事物当中，仍然回到学习的环境。我知道这是非常宝贵和奢侈的，也需要家人的支持，这点我非常清楚。

罗昕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我会跟着他走。这里面写到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空间。比如说李老师写小时候关于潮州的一些回忆的时候，我会疯狂地代入，包括供祖先。我是福建福州人，我们也会供，在家里供。也有一些细节，是和我的记忆是无缝链接的，这是一点。当我看到比如他写在英国学习的那段时间，我也很振奋，觉得不错，三四十岁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这种感觉特别好，非常有趣。当他写到祖父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当时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当时在做什么，它会让你不断地有一些思路和想法冒出来。也问问陈老师，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陈楸帆

我是受梓新的激励，在读一个港大的博士。一边教书一边读，以教带学，教学相长，还蛮好的。

这本书有两部分，两条线索。一条是往前，往自己的童年历史家族史这块走。这块我读得非常的投入。汕头跟潮州虽然是两座城市，但基本上很接近，习俗、食物，甚至书里描述抽纱厂的宿舍、厂房，我都非常熟悉，感觉我也回到了我的童年。梓新对方言特别敏感，他能够把潮汕话里面的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词，把它抽取出来变成文字，你会发现原来它蕴藏着这么深的诗意。比如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他说他妈妈的“记池”特别好，这是我们潮汕话。说记忆力是一滴滴的，是一个池塘。我妈妈也是记忆力特别好，她能够把所有人的手机号码都背下来。她原来是出纳，所以对数字特别敏感。所以这个词在我们生命里经常出现，但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出潮入海》让我特别怀旧，让我又对这个文化有重新的认知和归属感。

另外一条线是讲他的求学经历。在异国他乡，在英文的环境，他怎么样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实际的困难，包括跟同学的交流、老师的交流，包括写作主题如何选择，等等。因为不是母语写作，会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怎么样在这种环境里把它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个是特别让人有感触的。《出潮入海》这本书就体现了潮汕人的一种特性：一方面是向前追溯，一方面是向未来或者向外去拓展。两者是非常完美的结合。

李梓新

这本书是用一种陌生的语言，向更陌生的读者在试图描述潮汕，这个探索的过程我也放在书里面，因为我觉得是很值得记下来的经验。可能这样的描述过程中，就像楸帆刚才说的，体现了我们是怎么出怎么入的探索过程。

罗昕

李老师，因为你是先用英文写，回国以后再用中文写。大家也很好奇，用英文和用中文写同一个地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种语言的转换会不会让你对潮汕有更新的认识和理解？

李梓新

我还记得我的毕业作品，第一句是说“Needle、pattern、thread（针、纹样和线）”。抽纱跟写作类似，都是编织的过程。我为什么会想用这个来开头？我为什么会把这三个词并列，因为我觉得英语的写作需要建立一些自我的意识。我们说的pattern 或者thread，其实在建立在我对过去这根线索的描述，幻化成各种各样的纹样，就像我们的人生。这种隐喻或者说意向，在英语里面需要先建立起来。在中文里面，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写我爬上一个阳台想要看抽纱宿舍，想要获得更高的视野，但是也有一点点做坏事的胆战心惊。这是对当时特别漫长的小城市无聊的一种对抗，我们小时候很缓慢的，未来真的特别远。

这种沉浸式的描述，当然也受英文的影响。但我觉得中文的读者先从这个进去会好点。确实学习英文写作会丰富我在写作时的一些选择，风格的选择，不同的一些方法。

罗昕

我在看书的时候，看你的描述也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接下来问问陈老师，他今年也带来了新作，就是《英歌沸腾》，这是一部少年科幻系列。这个系列里有关于潮汕的书写，“英歌”就是潮汕非常有名的英歌舞。也想问问陈老师，对于写潮汕您有什么心得？

陈楸帆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科幻创作，那其实科幻创作在很多人心目中离现实远一些，至少离当下的现实要更远一些。我跟梓新有点相反，我虽然上的是中文系，但是我们进学校第一节课，第一句话，老师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们一个年级可能有一百来号人，最后真正变成所谓作家的只有我一个。而我写的在当时来讲是特别上不了台面的科幻文学，进不了课堂，也上不了教科书，更不用说被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一直是一种边缘非主流的地下写作的状态。

为什么写科幻，这几年我有了更多的反思。我是想让大家把书写的内容跟我这个人本身尽量拉开距离。我怕某种被窥探、自我暴露的感觉。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会觉得真正的写作财富其实是个人的一些经历。当然写科幻的过程也会把很多东西融入进去，貌似写的是外星球，貌似写的是外星人、机器人、AI，但其实写的都是人，是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我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写潮汕，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从写一个电子垃圾的小镇，那是我家乡附近一个叫贵屿的小镇，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科幻岛，叫做荒潮。这本后来被翻译成了很多语言，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我开始觉得，家乡可能是每个写作者都绕不过去的原点。不管你走得多远，最后都得回到这个原点来重新理解家乡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要怎么样去理解你跟家乡、故土、文化血脉的联系，你要重新出发。这些年我就会更主动地把一些潮汕的元素融入到科幻中。

当然跟梓新写实的、非虚构的不一样，我会把它抽取出来。比如说英歌舞，把它放到一个外星球外太空，它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因为是给青少年看的，它讲的是一个少女要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她要学习英歌舞。我们知道，在传统英歌舞里，都是男性主导的，这几年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我的书里，她要去学习这样一种传统的、古老的习俗和礼仪，通过理解传统，帮助她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帮助她重新建立起对整个族群、整个星球更深刻的理解。通过科幻把潮汕文化进行重新的阐释，所以我把它叫做潮汕未来主义。这是最近我在很多讲座里都会提到的，为什么大家一想起潮汕都要想到几百上千年前，都是古老的东西。潮汕就不能变成一个酷的、时尚的、更年轻的、向未来发展的一个美学形态？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潮汕就是应该能够自由的生长，甚至有一些野性在里面的。

罗昕

想再追问陈老师一个问题，李老师是用非虚构，你是用虚构的方式，你有想过用非虚构来写潮汕吗？

陈楸帆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尤其我读完《出潮入海》，我有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追问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那辈走得比较早，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而且那时候我太小了，很多记忆都比较模糊。所以我需要做很多田野工作，把这段记忆重新挖掘出来，这也是梓新这本书给了我启发。

罗昕

不管是哪一位读者看了这本书，可能都会唤起一个冲动，回家问一问爸爸妈妈，问一问还在的祖父辈，问问家里面的故事。李老师，您有想过之后用虚构的方式写吗？

李梓新

真的有过。刚才楸帆说中文系不教写作，但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国外很久了，可追溯到1880年左右。我觉得写作还是需要学习的。我学了非虚构之后，也接触了一些小说课程，有一门课程叫“非虚构小说”，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国外很流行的创作概念。当我们依据真实的事情来写，如果不设限，给我们一些创作空间，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我确实有这个计划，可能等我50多岁吧。

罗昕

当你在写《出潮入海》的时候，你会去想象它的读者是潮汕人还是什么人吗？

李梓新

读者不只是潮汕人，但肯定是能看懂中文的人。如果我用英文写作已经初步让同学和老师接受，那我再用中文写，就更不会限制它被接受的范围。我把它当作对自己很重要、要想表达自我的一本书。我写的时候，《给阿嬷的情书》还没上映，潮汕有一点点火，但没有那么爆，大家也没有期待一本书读懂潮汕什么的。我在书里就是写好我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写到的，比如我写了我们扫墓的风俗，写了表哥在泰国，写了很多风土人情，是自然融入进去的。我肯定也遗漏了大量的细节，比如说英歌舞，我没有很细地写，只是插了几张图。我在写的时候，没意识到英歌舞这么火，没觉得一定要放进去。每本书有它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线索。如果这本书能引起读者对潮汕更多的兴趣，把这本书作为一个引子和入口也很好了。

罗昕

虽然我不是潮汕人，但书中很多细节会让我觉得它写的就是我。这是这本书特别打动我的一个点。想问问楸帆，《英歌沸腾》是少年科幻，你会去想象它的读者不只少年吧？很多成年人读起来也会很有感受。

陈楸帆

我们在深圳做过一场活动，是好奇象图书馆的发起人，他比较挑书，自己先读了书，读完之后他觉得里面讲的是这个时代的共性，包括人的生命力这个话题。为什么英歌舞这么火，这么出圈？是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的。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大家在向往着什么，期待着什么，大家想从英歌舞里面获得什么样的感受、体验和能量。这个东西是我最想表达的，它绝对不只是潮汕本土的东西。就像刚才说的，潮汕自古是一个迁徙的族群。我做过基因检测，我有四分之一的北方汉族血统，但我还有一点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南岛人的血统。这个很有意思。英歌舞它其实最早可能就是古中原——不管是宋还是汉——的一种习俗。随着流亡到南部的文官武将来到这边，又跟当地原住民的习俗相融合，变成了一种舞蹈。它是战舞，它又是祈祷的仪式，它还是一种集体凝聚的力量。它能唤起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思考——青少年也好，成年人也好：我们到底跟这个时代，跟我们的族群、家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跟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很多小朋友问，为什么“英歌”会“沸腾”？我说因为水从液态到气态是一个临界的状态，我们在现实里面要寻找到这样一种临界的状态是需要投入很多的好奇心、想象力和热情的。你去做一件事情，要让自己沸腾起来。我觉得在科技时代，能够“沸腾”起来的能力是很稀缺的一种能力，尤其在接下来的AI时代，这个可能就是更稀缺的。能“沸腾”起来的人，能做成一些事情，才能“出潮入海”。

罗昕

你们都是18岁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我也是这样，我是考到武汉，离开了福州。书里有写到梓新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写到了父母，写到了姐姐。大意是说，18岁以后，很长时间没有长时间和自己的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同一个城市。说他们是恒星，我是行星，这话也是我的心声。所以想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我们长大了，到了外面的城市生活，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和故乡的关系呢？有没有某一个场景或者瞬间会明显觉得“我是一个异乡人”？

李梓新

我刚到北京读了一个学期，回家说梦话已经用普通话了，被我妈发现了。第二个瞬间是，去牌坊街那里吃饭或者买东西，说潮州话没人理我，那里已经变成了游客的地方。还有一个，从北京回去有时候会穿长风衣，在潮汕没有人穿长风衣的，这个也是蛮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乡人的时间点。

陈楸帆

现在有时候回汕头，和同样都是出去的同学一起交流，说着说着就开始变成普通话频道了。因为你发现很多词已经没有办法用家乡话来表达了。比如说人工智能这样新潮的词汇、专业词汇，用潮汕话讲好像有点土，很别扭。可能现在下一代的人，他们都不太会用方言去交流了，因为学校里是用普通话教学的。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最骗不了自己的，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和口味。我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以为全中国人民吃的都是潮汕菜，去到北京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受苦受难”，那种感觉很奇妙。你可能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你最怀念的那口是什么样的味道，这个东西可能不会变。甚至年纪越大，会越想念那种味道，那个味道可能是母亲做的饭菜的味道，或者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东西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界定。

罗昕

我们福州那边有一种食物叫线面，如果你没有马上吃，它会越长越多。因为我是大年初二生的，所以年三十我要吃，初一的时候要吃，初二的时候我还要吃。因为对我们福州人来说，这个面就是各种重要的日子，包括要离开家了，都要吃的东西。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吃线面，但是我发现，我来上海之后，每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特别想吃那口线面。胃它不会骗人。

刚刚也说到一个话题，当我们现在回到家乡，会发现家乡跟我们记忆中的样子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仅是潮汕，福州这几年也成为一个蛮火的旅游目的地。很多朋友问我，你们福州哪里好玩，哪里好吃？我说不清楚，我说你们看点评可能比问我更靠谱一些。你们俩有这种发现的时候会感到失落吗？

李梓新

我太太不是潮汕人，她问我推荐，我就说潮汕这些店都是晚上出来摆摊的，你查不到。而且，我们小时候很少在外面吃饭。

陈楸帆

你跟我一模一样，我太太也不是潮汕人。她说我怎么觉得小红书上说的那些好吃的东西你都没带我吃过，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有这些东西。

李梓新

后来我自己会注意收集，我现在看小红书都会做收集，做攻略，有关注。

罗昕

你们现在对自己的家乡会有那种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吗？

李梓新

有，熟悉还是很熟悉的，你还是很想去那些最熟悉的街道和地方，希望它不会太被网红化改变太多。网红化每年都在增长一些，地盘在扩大，这个很明显，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老城区就变得很网红化。但是抽纱宿舍这个地方，属于离开街区两三公里的新城，当然也已经有了二三十年的历史，现在反而变成一个吃饭最地道的地方。有景点的地方饭不好吃，吃饭好的地方没景点。再有就是乡村了，现在潮州就呈现这三种状态。

陈楸帆

潮汕的变化确实挺复杂的，现在行政区划的变化也很大。我也想知道在这样一个内外变动的夹击下，潮汕本土的一些东西会越来越走向网红化，还是说它能够又回去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就在做非常本土文化的项目。很艰难，但慢慢地一点点做，而且都是年轻人在做，这是本土的力量。

过年的时候，在澄海火帝庙的祠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来的有文艺青年，有乡亲父老，大家一起聚在祠堂听一场小型的音乐会、演唱会，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如果这样的一些东西能更多一些，潮汕会更有吸引力。它的吸引力不是在那网红打卡点，那些烂大街的“我在汕头等你”。像你写的腐乳鸡翅，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道菜式，但现在变成特别网红的一个潮汕美食，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罗昕

我回家也是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三坊七巷、烟台山这样的福州热门景点，好多人，好可怕，好挤；一方面又很自豪，比如过年的时候看游神，我发现好多江浙沪的车牌，我会很热情地跟大家说，哪哪村马上就有一场了。

接下来聊下一个问题。之前跟李老师聊过，大儿子已经读大学了，小女儿在读小学，他们俩都不是在潮州出生的，也不在潮州长大。他们觉得他们的故乡在哪里呢？

李梓新

好问题，这个得问他们。不仅是潮汕人的后代，可能很多家庭是不同省份人结合，他们的孩子出生在上海，孩子如何认定故乡的。每代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孩子可能是第三文化的孩子，跟父母两个人的文化都不是一个文化。我的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但我儿子喜欢上海炒面，这算一种认同，但他同样也吃福建千里香馄饨。我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有一些闪现就很好。他们能够enjoy一些部分，一些小的部分，没有必要把他改造成一个百分之百的潮汕人。世界的文化是融合的，我儿子现在也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如果能在他的身上得到融合就很好了，我是以这个角度去看的。

陈楸帆

我表姐在国外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很努力地想让孩子说中文、粤语、潮汕话，但很艰难，因为语言环境不一样。想带他们去中餐馆，但他们都更想吃韩餐。身份认同是一方面，文化认同又是另一方面，可能接下来的时代，很难有一个单一身份的认同，他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认同。

家乡的话，要看怎么定义。我有个朋友是外交官的孩子，他从小每隔四年就换一个地方，从小就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言中成长，甚至朋友几年换一茬。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算是什么人，当然中国人这个身份是非常强的一个文化标签或者身份的认同，这不会变。但是你要问他觉得自己属于哪里，这种归属感他很难回答。很多人现在问我你在哪里，这取决于你哪一天问我，我能告诉你一个确切的答案。大部分时间我都很难答得出来。这可能慢慢会变成一种常态，大家都是一种流动的状态。

罗昕

现在不仅是新上海人，也是有新北京人，就是到不同城市去生活的异乡人，大家也都很努力地想要在新的地方跟自己建立联系。包括我也是这样，我希望我能够跟上海这个城市之间建立一种很紧密的关系，这种情感的连接，这个对我可能也特别的重要。有句话大家经常说，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你们看来这个心安有什么条件？比如说是要成家、立业还是要别的什么？

陈楸帆

这个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有家人的地方就算家，这是比较简单的答案。我觉得家就是你一直惦记着要不断回去的地方，有家人在的地方才算家。

李梓新

我同意，讲到小家，当然是家人在一起。但如果说我跟城市的关系，我算是一个城市爱好者，会去感受每个城市的一些特性。我19岁离开潮州，第一个去的外地城市是北京，对我来说北京在我19到23岁那四年就是非常大的能量场。在大学时，读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对积点没那么在意，最重要的是北京这个大的熔炉，大的社会。我的老师、同学都很优秀，做了很多奇奇怪怪好玩的事情。2000年我在一个韩国游戏网站打工，是一个北大的潮汕同学介绍我去的。2001年一个国家足球队的翻译做了一个公司，我在那儿打工，特别好玩。在潮州是不太有这种机会的。那些时候会感受到那种能量，起起伏伏，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后来我到了广州，很快又到了上海。我还到港大工作了一些时间。到现在我们搬了二三十次家，上海一直是大本营，但也保留着开放性。如果接下来觉得哪个城市对创作、对生活更好，可能也会继续移动。

罗昕

你们两位都有写作，也会在写作中和自己的家乡做一个对话，这个过程和我们分享一下。

李梓新

每个人都要与自己的来处对话，对自己的来处了解多一点点。我也借由这个机会去回访自己的父母包括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者那个时候自己家乡的情况。

书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来处，甚至可以给你的孩子看，他们现在不愿意看或者看不懂没关系，总有一天他们会跟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父辈感兴趣一样，那时候再来看。我们已经能够比我们的父辈留下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父辈在文化程度或者各方面意识上，没办法留下这么多东西。你问他们，他们就会说没什么，这也值得说吗？我们现在有这个意识，可以保存更多，这种延续感会更好。

陈楸帆

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你一旦要很严肃地跟你的父母谈，让他们去回忆一些东西，他们什么也想不起来，但吃饭喝茶的时候感觉能讲的故事又很多。我觉得跟故乡的对话，更多的可能是来自回忆，来自记忆里的故乡。但可能跟当下的故乡又有一种距离感，因为我们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和跟家乡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现在等于是回过头来重新去接续上新的版本的家乡，你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理解它。我现在还在处理原来的，读《出潮入海》这本书很多的回忆开始涌现出来。我在想，原来我还记得这些东西，我觉得梓新的记忆力特别好，他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我感觉是不是我一生下来就已经18岁了，就去到了北京？我怎么对之前的事情毫无印象，好像是失忆了一样。我就想我得回去重新再挖掘童年的回忆，一些细节，一些生活的关系，我得把这些东西先挖掘出来，像考古一样，然后再理解。这部分能对应到当下很多的状态，一些为人处事、一些思考、一些选择与之都有关系。这也很有意思，你是经由写作来跟自己、跟家乡去形成更深层的连结，这个特别重要。

罗昕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虽然是异乡人，但其实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会去找到那个点，精神原乡或者是什么，你得有它，有它在你会特别安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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