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荣｜草叶之歌：惠特曼与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

《我们的歌：沃尔特·惠特曼与民主的斗争》，[美]马克·埃德蒙森著，谢志超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4月，288页，96.00元

沃尔特·惠特曼向来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难归类的诗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却最终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他歌颂肉体与欲望，却赋予民主以宗教般的神圣感；他以“一个粗人”自居，却写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具原创性的诗歌。马克·埃德蒙森的《我们的歌：沃尔特·惠特曼与民主的斗争》正是抓住了这些悖论，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既深刻又温暖的惠特曼研究著作。这本书不是为专家学者而写，而是为“期待在文学作品中获得快乐和指导的广大读者”而写。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惠特曼民主精神的最好致敬。

埃德蒙森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自我之歌》是一首关于民主的诗歌。这个看似简单的判断，实则触及了惠特曼研究的核心命题。惠特曼所处的时代，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制度层面的民主远非民主的全部。他追问的是，真正的民主精神是什么？民主制度下的男人和女人最好的日常生活方式是什么模样？这种追问将民主从一个政治范畴提升到了精神与文化的层面。

沃尔特·惠特曼

“惠特曼希望民主不只是一种实用的统治方式，还是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埃德蒙森的这句话精准地捕捉了惠特曼的野心。传统宗教所占据的精神领地，现在必须由民主来填补。诗人取代了牧师，民主承诺提供了类似于超越性信仰中的挑战与快乐。这是惠特曼对爱默生呼唤“美国诗人”的回应，也是他对美国实验最深刻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埃德蒙森并不回避惠特曼思想中的张力。民主需要个体与群体的平衡，需要自由与团结的兼得，需要自我肯定与谦逊的统一。惠特曼的赌注在于：一个人可以同时成为“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人”和“众多草叶中的一片”。这个赌注能否成功，既是《自我之歌》的核心戏剧，也是美国民主实验的核心问题。

埃德蒙森对《自我之歌》的文本解读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对“小草”和“太阳”这两个核心隐喻的分析尤为精彩。小草是惠特曼为民主找到的“大师级比喻”：没有两片草叶完全相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广袤的绿色草地。个体性与统一性在这里达成了辩证的和解。当惠特曼说“最小的嫩芽表明没有真正的死亡”时，他不仅是在谈论死亡问题，更是在暗示：作为一片草叶，你参与了比个体生命更宏大的事业。

与小草相对的是太阳。这个贯穿《自我之歌》的“反派形象”。太阳孤独、势不可当、具有权威性，是“王权和他希望取代的封建主制度的形象”。惠特曼对太阳的抗拒绝非偶然：在一个民主国家，崇拜任何形式的“太阳王”都是一种倒退的诱惑。弗洛伊德所说的“对权威的热爱”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惠特曼对此心知肚明。他的策略不是否认这种渴望，而是用小草的形象来替代太阳的形象，即用民主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来替代君主制的等级性。

埃德蒙森指出，小草隐喻的过人之处在于它的“双向性”。它既肯定多样性，又建立统一性。相比之下，德里达的“延异”只肯定了无限的多样性，却未能提供统一性原则。惠特曼的民主愿景既不是散漫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强制的同质化。这正是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性的原因。

惠特曼对身体和性爱的赞美是其诗歌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易引发争议的部分。埃德蒙森的处理既坦率又富有洞见。他指出，惠特曼的“我赞美我自己”首先是“赞美身体：肉体、欲望和感官”。这与爱默生形成了鲜明对比。爱默生赞美精神，有时似乎对“被锁在一个躯体里”感到沮丧；惠特曼则要歌颂肉体生命的快乐。

但埃德蒙森并没有将惠特曼简单化约为一个快乐主义者。他敏锐地注意到，《自我之歌》的核心动作是自我对灵魂的“邀请”，将敏感、温柔、富有同情心的灵魂带入日常生活的世界。自我与灵魂的结合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平等地结合”。这是惠特曼民主哲学在个体内心层面的投射，正如民主社会不允许一个人凌驾于另一个人之上，个体的自我也不应主宰灵魂，反之亦然。

马克·埃德蒙森

埃德蒙森对诗歌中段“自体情色场景”的分析尤为精彩。他坦然承认这是惠特曼在描写手淫，并指出惠特曼在此表现出的“痛苦”和“愤怒”。这位“开放的被大众所接受的诗人”，对自己的快乐竟有着强大的抵抗力。埃德蒙森的分析没有陷入猎奇的窠臼，而是将这一场景理解为惠特曼对读者的一种邀请。“如果我愿意坦率地自我暴露，读者，你不愿意为我做些类似的事吗？”这种解读将诗歌的修辞策略与民主的信任伦理联系了起来。

这本书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对惠特曼内战期间在华盛顿医院志愿工作的叙述。埃德蒙森令人信服地论证，惠特曼不只是用语言，更是用行动完成了《自我之歌》。在医院里，他成为他在诗歌中所预言的那种民主个体。

这些章节充满了令人心碎的细节。惠特曼为士兵们买冰淇淋、写家书、坐在垂死男孩的床边为他扇风。他不用上帝和宗教来安慰他们，尽管他尊重士兵们的信仰。他只是在那里，倾听，陪伴，提供最实际的帮助。这是一种近乎圣徒般的人道主义实践，但惠特曼并不圣洁。他自恋、虚荣，有时低声下气地爱着一个名叫汤姆·索亚的年轻士兵。正是这些人性的瑕疵，让他的善行更加可信。

埃德蒙森指出，惠特曼在医院里解决了《自我之歌》留下的一个核心问题：谁在说话？他是一个需要被仰视的“至高无上者”吗？在医院里，惠特曼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谦逊地服务于他人，将自己视为“众多中的一员”。他告诉我们，民主的“英雄”可以如何举止得体，他们可以谦逊，可以为人民服务，可以成为“伟大随意性的一部分”。这种谦逊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在肯定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肯定所有人的价值。

埃德蒙森将惠特曼与林肯并置，指出两人共同体现了伟大与谦逊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民主文化的最高理想：你可以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同时，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你可以是最伟大的诗人，同时认为自己与他人别无二致。

惠特曼对传统宗教的态度是其思想中最具挑衅性的部分之一。埃德蒙森的处理既大胆又细腻。他指出，惠特曼既不盲目接受传统宗教，也不走向无神论。他的策略是将宗教传统“博物馆化”，将其纳入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同时宣告民主时代的来临。

惠特曼对耶稣的处理尤为关键。他将耶稣去神化，让他成为一个普通人，但同时将他视为“第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耶稣宣扬众生平等，打破了罗马文化和犹太文化的等级结构。惠特曼要做的是将耶稣从有组织的宗教中“解救”出来，让他成为民主游行队伍中的一员。耶稣不再是被崇拜的对象，而是先行者。他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但我们现在必须自己前行。

埃德蒙森引用理查德·罗蒂的观点：“惠特曼认为，我们美国人最有诗意的天性，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国家自我创造的完整实验：第一个只取悦自己的国家——甚至不需要取悦上帝。”这是对惠特曼宗教观最精辟的概括，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它不需要外在的神圣背书。上帝不再是发号施令者，而是“惊喜”。我们在世界的奇迹中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没有理由耗费一生去探究他的本质。

这种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激进的意味。在一个宗教冲突层出不穷、世俗主义与信仰主义激烈对峙的世界里，惠特曼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既保持对神秘的敬畏，又将伦理重心落在此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埃德蒙森的写作立场值得注意。他坦言：“我和很多文学评论家不同，我对沃尔特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他不太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刻沃尔特能为我们做什么。”这种实用主义的批评姿态使这本书区别于传统的文学研究。它不追求中立的“客观”，而是明确站在肯定惠特曼的一边。用埃德蒙森的话说，他“理想化了”惠特曼。

这种姿态既有力量，也带来问题。力量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惠特曼思想的当下相关性。在一个民主似乎“永远处于被击败的危险境地”的时代，惠特曼关于平等、包容、友爱的愿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聆听。问题在于，这种理想化是否遮蔽了惠特曼思想中的某些棘手方面？

埃德蒙森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坦承惠特曼“不总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有时甚至不是一个好诗人”，他承认惠特曼对奴隶制问题的态度“复杂”，他对惠特曼对汤姆·索亚的单相思的处理也显示了惠特曼在亲密关系问题上的困境。但整体而言，埃德蒙森选择了强调惠特曼的“最佳状态”。

这种选择在方法论上是诚实的。这是一本“关于惠特曼能为我们做什么”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惠特曼是什么”的书。但读者可能会追问。当我们将惠特曼作为民主的导师来阅读时，他的某些令人不安的面向，比如他对“男性之爱”的颂扬与对同性恋身份的否认之间的张力，他有时流露出的排外情绪，他对“美国扩张”的热情，是否应该被纳入考量？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惠特曼式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他要求我们“爱邻如爱己”，要求我们将所有人都视为兄弟姐妹，要求我们在鞋底寻找他的踪迹。这是一种极高的伦理要求。埃德蒙森自己也承认，“难以想象，让人因为相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类工程会追随你，从而放弃对死亡的恐惧”。惠特曼是一位“要求很高的诗人”，这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局限。

《我们的歌》的写作风格值得一提。埃德蒙森采用的是平易近人的散文，避免了学术著作中常见的术语堆砌。他像是在与读者对话，而不是在向读者布道。这种风格与惠特曼的精神高度一致。惠特曼要的就是这种直接、坦诚、不带等级感的交流。

《自我之歌：惠特曼诗歌选集》

书中对《自我之歌》的逐段解读既有学理深度，又有情感温度。埃德蒙森不怕使用第一人称，不怕表达自己的困惑和不确定。当他说“我不确定我自己能否”完全接受惠特曼的愿景时，他是在邀请读者共同思考，而不是在宣布一个结论。这种写作姿态本身就是民主的实践。

这本书也是一部关于“阅读如何改变生活”的著作。埃德蒙森相信，阅读《自我之歌》可以让人“感激生活的美好”，可以让人“心存感激”而不是“担忧和恐惧”。这是一种古老的信念，文学具有塑造灵魂的力量。但在我们这个愤世嫉俗的时代，这种信念需要勇气来坚持。埃德蒙森有这种勇气。

《自我之歌》的结尾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我把自己献给泥土，再从我深爱的小草中长出，若你还需要我，在你的鞋底寻找。”埃德蒙森将这段话解读为惠特曼对死亡的超越，以及对民主永续的信念。你作为一片草叶死去，滋养大地，让新的草叶生长。只要你参与民主的事业，那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你就会活在它的未来之中。

埃德蒙森自己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他不是在故纸堆中打捞一个过时的诗人，而是在为我们激活一个仍然活着的惠特曼。他告诉我们，惠特曼“在前面等候着我们”，不是作为一个需要被崇拜的偶像，而是作为一个同行者。他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往真正民主幸福的道路，但路必须我们自己走。

这本书的标题“我们的歌”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自我之歌》从来不是惠特曼一个人的歌——它邀请我们加入，成为我们自己的歌。埃德蒙森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这歌声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可以响起，仍然可以“过滤并强健你的血液”。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那可能是它对惠特曼后期诗歌的处理相对简略。埃德蒙森明确表示他偏爱1855年版《自我之歌》，认为后期版本“散发出某种纲领性的气息”。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严厉。惠特曼的后期诗歌，尤其是《民主展望》和关于林肯的挽歌，是他民主思想的重要发展。但考虑到这本书的聚焦点，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总的来说，《我们的歌》是一部既学术又亲切、既深刻又温暖的惠特曼研究著作。它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惠特曼，也让我们更好地思考民主的可能性与挑战。在一个民主价值受到质疑的时代，惠特曼的声音——通过埃德蒙森的阐释——显得尤为珍贵。正如爱默生在1855年所说：“它拥有最好的优点，那就是巩固和鼓励。”这本书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