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百度百科·王庆莲词条（军统女译电员生平详述，含1943年入局至1981年落实政策全程记录）；百度百科·戴笠词条（1897—1946年，军统局实际领导人，浙江江山县人，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身亡）；维基百科·戴笠词条（中文版，含军统局建立、抗战功勋及1946年3月17日遇难始末）；《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王庆莲口述、邓娟整理，原载《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光明日报文摘报电子版收录；《访戴笠故居的军统老兵：他不像电视剧中阴险毒辣》，凤凰历史，2013年12月（记录2013年9月22日王庆莲参观戴笠故居及相关口述史料）
2013年，浙江江山，初秋的午后，阳光正浓。
一间陈设简单的小屋里，桌上摆着半包烟，屋角放着一把旧藤椅。
坐在椅子上的，是一位85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背脊已经不那么挺直，但眼睛还是亮的，看人的时候带着一股劲。
来看她的，是一批专门走访历史亲历者的志愿者和记者。
他们知道这位老人的来历——她叫王庆莲，是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译电员，民间习惯叫这个机构"军统"。
她1943年进局，1946年离开，在军统局本部的核心机要部门待了整整三年多。
这三年，她所在的地方是整个军统最机密的地方之一，见过的人，都是这个庞大情报机器最顶层的几位。
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批军统留在大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到了2013年，能找到的、还有过军统局本部机要工作经历的女性，只剩下王庆莲一个。大陆，最后一个。
来访者坐下来，老人开口了。
她说，这些年外界把戴笠写成什么样的都有，她看了很多，心里不大认同，但她不靠感觉说话，她有自己的依据——是两件她亲眼见到的事，就是那两件事，让她觉得外头的很多说法，不够准确。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那两件事，究竟是什么？
[一]【一岁丧父，15岁进了重庆：一个浙江穷家女孩的军统之路】
王庆莲这辈子的轨迹，说到底，是被家里逼出来的。
1928年4月，她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一户普通农家。
刚满周岁，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无路可走，只好回到娘家住，靠着打零工把日子撑下去。
家里没有男丁，在那个年头的农村，这就是最难的处境。
外婆家也不富裕，几口人挤在一处，收入微薄，勉强果腹。
母亲一边劳作，一边硬撑着让王庆莲念书，念到小学六年级，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里，这已经算是少见的了——毕竟很多女孩连小学都没念完就得下地干活。
等到小学念完，麻烦来了。
日本人打进浙南，把王家原本就不多的家当烧了个精光，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留下。
家里彻底没了进项，王庆莲只好出去卖香烟，靠这点小生意帮母亲凑些吃食。
这么熬到1943年，她才刚过完15岁的生日，身上没有一点积蓄，前途茫茫，没有任何出路。
就在这一年的4月，转机来了——或者说，命运的第一个拐点来了。
军统局来江山县招人。消息传开，很多家里过不下去的人家都把孩子送去报名。
王庆莲的母亲听到消息，瞒着女儿，替她悄悄报了名。
等王庆莲知道的时候，名字已经填上去了。
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军统局的待遇不错，每个月有固定薪水，进去了至少吃得上饭，不用再跟着家里受苦。
至于那是个什么地方、进去了要做什么，母亲大概也不太清楚，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里能养活孩子。
考试很快就来了。
王庆莲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去考了，没料到一考就过了。
她能考上，原因之一大概是她念了六年书，在当时的农村女孩里已经算是文化程度相对高的了；另一个原因，则是她是浙江江山人——这一点，在当时军统招人的标准里，分量很重，稍后就会说到为什么。
那年6月8日，王庆莲和一批同期被录取的年轻人，一共20个人，其中4个女孩、16个男孩，坐上军用大卡车，离开了江山县，一路颠簸着向重庆进发。
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乡。
她不知道前方等着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一走，会是多少年后才能再回来。
她只记得，卡车开走的时候，母亲站在路边，一直望着，目光追了很远很远。
[二]【江山人的军统：一个用家乡话做密码的机要世界】
重庆，1943年的夏天。
王庆莲和同伴们到了重庆，但没有立刻被送进局本部，而是被先行分配到重庆郊外磁器口的一处造纸厂。
这处造纸厂挂着民用企业的名头，实则是军统局密本股的所在地。
密本股的工作，说白了，是印刷密码本——那些军统译电员用来翻译电文的工具书。
战时重庆时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为了保护密码本的安全，密本股专门设在城郊，远离市区的轰炸目标。
王庆莲等人刚进来，文化底子薄，就先在这里做打印工作，算是在边缘位置过了一段时间的"实习期"。
这一待，就是将近一年。
直到1944年4月，王庆莲才被正式调回军统局本部，进入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译电科，是整个军统局本部最机密的核心部门之一。
外界很多人以为军统搜集情报，靠的全是外勤特工在街头巷尾活动；实际上，大量的情报来源于截获、破译敌方电文，而这些电文全部要经过译电科处理。
所有华南地区发来的电报，从代码数字到可读文字，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那道工序，都在这里。
军统局本部的组织架构，在1943年4月时，设有八个处、一个秘书室，另外单独设立译电科。
局长、副局长之下，有帮办辅助处理日常事务。
译电科归于秘书室管辖，但因为业务特殊，实际上几乎独立运作。
戴笠对这个部门的重视程度，从人事安排上就能看出来——机要室原本只是秘书室下属的一个小科，后来业务量激增，被直接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足见戴笠对这个部门的看重程度。
王庆莲进的就是这个部门。
而这个部门里，用的大多是一种很特别的"加密方式"——江山话。
军统局的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凤，都是浙江江山人。
戴笠用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重要岗位，优先选江山老乡。
原因说来简单：江山话属于吴语的一支，音调系统复杂，外人基本听不懂，无意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在对保密要求极高的机要部门里，这种特性格外有用。
再加上同乡之间彼此熟悉底细，戴笠觉得信任成本更低，出奸细的风险更小。
于是，军统局整个译电科，从股长到普通译电员，几乎全是江山人。
华南股的股长，是王庆莲的亲舅舅，叫王威。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都是江山老乡。
整个办公室里，大家平时说话用的都是江山话，外地来的人进来，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王庆莲在这个圈子里，天然就有归属感——周围全是家乡人，说着熟悉的口音，这在一个以严苛纪律著称的机构里，算是一种少见的温暖。
译电员的工作是枯燥的，也是高度紧张的。
每天的工作分三段：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2小时，共计10小时，任务紧张的时候还要加班。
电报到手，都是一串串数字，不能直接读，要先做减法运算，再对照不同的密码本逐字翻译，有的密文结构复杂，做出来要费很大力气。
王庆莲文化底子薄，一开始常常出错，被舅舅打回来重做；时间长了，才越来越熟练。
不过，在这段岁月里，王庆莲并不觉得苦。
她后来在多次采访中说，军统局里的那三年，是她"最快乐的日子"。
吃得上饭，穿得暖，还有工资，每周还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可以去看电影、逛街。
对于一个从小长在贫苦农家、见过日本人把家园烧光的姑娘来说，这样的日子，已经是她从未想过能过上的好日子。
[三]【严苛的律令，活泼的少女：王庆莲在军统的真实生活】
进了军统局，第一件让王庆莲难受的事，不是工作，是不让打扮。
军统有一条明确规定：女性工作人员，不准涂口红，不准擦胭脂，不准穿奇装异服。
戴笠对仪表的要求是整洁端庄，而不是艳丽出挑。
王庆莲这个人天生爱漂亮，进军统之前就喜欢打扮，进来之后猛然发现这条路被堵死了，心里着实憋了一阵子。
不过，"憋着"并不等于"守着"。
年轻人的天性，哪里压得住。
王庆莲后来承认，她在重庆期间，大大小小的舞厅几乎都去过。
军统有规定，不准工作人员进舞厅，她基本上没怎么遵守过。
她的舞步，是一位叫王豪的电影演员教的，刚开始学的时候笨手笨脚，把对方的白皮鞋都踩黑了，对方也不计较，后来越学越顺，慢慢就着迷了。
每逢晚班不上，她就会偷偷溜出去，在胜利大厦的舞厅跳到很晚才回来。
她也爱看电影，每周半天的休息时间，她第一件事就是往电影院跑，《出水芙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这些在重庆院线放映的片子，她看了个遍。
但军统的纪律毕竟不是摆设。
有一次，王庆莲的上司、译电科的实际主管姜毅英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记了大过。
姜毅英这个人，王庆莲形容与她"关系不大好"——两个人的性格水火不容。
姜毅英是军统里资历最深的女性，1941年12月，她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察得知日军将于当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凭此功劳被戴笠破格提升为少将，成为整个军统历史上唯一的女少将，主管机要组的全部工作。
她性格强硬，要求严格，对下属的管教一板一眼，容不得玩闹。
而王庆莲偏偏就是那种最会玩闹的人。
两人的关系紧绷了很长时间，到后来，姜毅英甚至当众威胁说，要把王庆莲"关起来"——军统局的确有关押内部人员的权力，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个地方，不只关外面的犯人，局内的违规者也可以被送进去。
王庆莲知道这不是玩笑话，心里开始有了退意。
不过，在这一切之外，有一件事让王庆莲的军统生涯显得格外不一样——她有机会，近距离地见到了戴笠，而且不止一次。
她见到了很多别人没见过的细节。
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她日后那两个"不认同"外界评价的具体依据。
但关于那两件事，先不急着说。
还有一段背景，值得先交代清楚——王庆莲是怎么离开军统的，以及离开之后，等着她的是怎样一段岁月。
[四]【她说，她见过两件事——而那两件事，外面没几个人知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重庆到处都是欢呼声，军统局的人也都知道大局已定，分批准备转移南京。
王庆莲原本应该跟着大部队走，却被姜毅英以"工作表现不好"为由扣押下来，一直到1946年7月，才被允许去南京局本部报到。
这时候的军统，已经开始走向尾声。
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在南京郊外岱山遇难，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军统局随后在那年6月完成改组，秘密核心部分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出任局长。
王庆莲在南京报到之后，很快就意识到局势的变化——戴老板不在了，姜毅英越来越难相处，她在这里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1946年8月，姜毅英和新婚丈夫去度蜜月，暂时离开了，王庆莲抓住这个空隙，把辞呈直接递到了毛人凤手上，理由是"年纪小，妈妈不放心"。毛人凤问了几句，批准了。
她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没有欢送，没有仪式。从此，军统和她，就这么断开了。
1949年，局势再度翻转。
毛人凤去台湾前，托人带话问过她，要不要一起走。王庆莲没有答应——舍不得母亲，舍不得家乡，就留下了。
可这个选择，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王庆莲因为曾在军统局工作过，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
尽管她早在内战爆发前就离开了军统，尽管她从未拿过枪、杀过人，尽管她在局里做的不过是翻译电文这一种工作，但这些解释，没有任何人认真听进去。
她和丈夫被一起发配到农村接受改造。
那是长达二十三年的岁月。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关押、审问——这些事，王庆莲一件没落，全部经历了。
据她后来讲，改造期间，她的丈夫和孩子就住在离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但一家人却不被允许相见。
有一次，一个帮她换衣服的大娘看见她身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忍不住掉了眼泪，王庆莲反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哭，习惯了，被人看见还要挨打。
这段话后来被记者整理进文章里，许多人看到那里，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熬过了二十三年的改造、五十三岁才获得平反之后，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出了那句外界始终没想到她会说的话——
她说，外头对戴笠的评价，她不能全认同。
不是凭感觉，是凭两件她亲眼见到的事。
两件事，就是两件事，说清楚了就说清楚了，她从来不多说一句，也从来不少说一句。
那两件事到底是什么，每一个听说过这段话的人，都想知道——
而当那两件事真正被说出来之后，许多人重新翻出那段历史，重新看了一遍又一遍，才慢慢明白，为什么一个女人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依然会在晚年坐在那把旧藤椅上，平静地说出那两个字：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