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大陆仅存的军统总部女译电员王庆莲》、《王庆莲：最后的军统女译电员》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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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浙江江山。
三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戴笠故居展览馆门口，没有记者围堵，没有正式仪式，不过是几个老人约好了出来走一趟，看起来和寻常的老年结伴出游并无两样。
但这三个人不是寻常的老人。
他们分别是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大陆境内最后三个曾在国民政府军统系统任职的特工人员。
自1949年起，他们各自在沉默中生活了64年，没有联络，没有往来，像三块落在角落里的棋子，各自承受着历史掀起的后浪。
而将他们重新聚拢在一起的，是浙江江山的几位志愿者。
拍完合影，王庆莲独自走进展览馆。
她在一面悬挂对联的墙壁前停了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那副对联是民主人士章士钊所撰，专为悼念戴笠而写，上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下联：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她站在那里，读了很长时间。
这个老太太叫王庆莲，时年85岁，是大陆境内最后一位曾在军统局首脑机构工作过的女译电员。
从1943年以15岁之龄踏入军统局，到2013年重返戴笠故居，整整七十年。
七十年里，她见过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当过招待员，跟毛人凤说过话，在重庆最机密的译电科破译过数百条敌方密电，随后又经历了漫长的农村改造，直到1981年才得以平反，一点一点把破碎的生活重新拼回原样。
她看过太多东西，也被太多东西压在心里，多年来不曾轻易说出口。
晚年接受采访，她谈起戴笠，说了一句话：外界对戴笠的那些评价，她不是全都认同，但她的判断不是靠感觉，而是有依据的——具体来说，是两个她亲眼目睹的细节。
这两个细节，让在场的人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才渐渐意识到，为什么她在那副对联前，可以站那么久，久久不肯离去……
【一】浙西山区走出的少女
1928年4月，王庆莲出生于浙江江山，出身贫苦，幼年时父亲就去世，生活出现了很大困难。
父亲去世时她还不满一岁，母亲把她寄养在外婆家，只身外出打工。
尽管生活困难，母亲仍坚持让王庆莲接受了六年的教育，直到日本人进入浙南，把王家的房屋烧毁殆尽，王庆莲才不得不中断学业，靠卖香烟补贴家用。
那年她十几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整个家庭也几乎没有任何积蓄。
站在街头卖香烟的王庆莲，对未来没有太具体的期望，但心里压着一件事——对日本人的恨。
那栋被烧掉的房屋，是她家仅有的庇护，也是她学业中断的直接原因。
这根刺，她后来多次提起，始终没有淡化过。
1943年4月，军统局到江山招人，年仅15岁的王庆莲被母亲报名，结果只考了一次就考上。
王庆莲事后回忆，当时她根本不清楚军统是什么机构，只知道军统是要去打日本人的，便欣然报考。
这次招募并非公开进行。
当时是抗战时期，江山县仍然沦陷在日军手中，军统局的招兵买马也是秘密进行的，一共挑选了二十名年轻人，只有四名女性，最小的就是王庆莲。
为何军统会千里迢迢专程到江山来招募人手？
军统局总部重用江山人，一来是山头主义，蒋介石是浙江人；
二来还有个重要原因，江山县方言是一种几近失传的古吴语，仅浙江江山、福建浦城和江西玉山县的少部分人使用，与普通话基本不能交流，非常晦涩难懂，基本上要靠"翻译"。
如果再使用暗语，那除了他们自己人，别人全听不懂、不明其意，这样一来，就不容易混入卧底。
王庆莲不知道的是，军统是江山人的军统，戴笠、毛人凤、毛森，都是江山人，就连王庆莲的亲舅舅王威也是军统的。
这层关系，她当时一无所知，只是欣然地跟着母亲去参加了考试。
考试通过之后，王庆莲没有经历影视剧里那种系统严格的特工训练。
像王庆莲这批人，其实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和影视剧中一些所谓的临澧训练班、青训班都不一样，他们几乎是急匆匆地就被派到了重庆工作。
这个在考试之前都不知道"军统"为何物的小女孩，便在1943年6月，与同行的二十名少年少女坐着一辆大军车，从江山开始，一路穿过战火抵达到了重庆。
这一年，她刚满15岁。
当年6月8日，王庆莲跟着其他十九个人穿过封锁线来到重庆后，只有一半人被分到军统局译电科。
她和其他九人被送到军统磁器口基地的造纸厂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当时敌机长期轰炸重庆，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设在偏远的重庆郊外。
在磁器口这家造纸厂的密本股，王庆莲的工作是印刷和保管密码本。
工作环境偏僻，距离军统局本部的繁华相去甚远，但她踏踏实实做了将近一年。
经过一年的培训后，王庆莲被调回局总部工作，和其他老乡一样进入了译电科，她分在译电科华南股当复印员和译电员，股长是她的舅舅王威。
到了译电科之后，王庆莲才真正进入了军统局最核心的工作层。
【二】重庆译电科的三年
译电科是军统局本部最机密的部门之一。
军统局所有给外勤单位的指示，以及外勤单位向军统局送的情报，除重庆单位外，都得通过译电科传送，所以戴笠把译电科的工作全交给江山人来主持，各省情报站以及军统局的公开单位都由经过培训的江山人担任译电工作。
进入译电科的王庆莲，正式成了这个高度机密科室的一员。
译电科的人员工作时间都十分规律：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又两小时，雷打不动。
整个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这个小小科室的人进行翻译。
翻译的过程繁琐又枯燥，译员们需要将得到的数字做减法，再从各种不同的密码本中一个字一个字获取信息。
王庆莲的直属上司，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
姜毅英籍贯浙江省江山县，1940年任中校译电科长，1941年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破格晋升少将机要组组长。
姜毅英是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的得意门生，初任军统厦门电台的报务员，因工作勤奋、译电业务熟练，升任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任译电科长，后来译电科改机要组。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察得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绝密情报。
凭借这一次的功劳，她成为军统中的女少将。
这个上司，王庆莲又敬又怕，既钦佩其能力，私下里又与她多有摩擦——这一点后来深刻影响了王庆莲在军统的结局。
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是王庆莲的舅舅，华东股、华北股、密本股的股长也是老乡，整个译电科的人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不容易泄密。
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由老乡构成的科室里，王庆莲很快找到了节奏。
股长是她的亲舅舅，但是他对她很严格。有时没有翻译好，就会被打回加班重做。
她在工作上有着同龄人少有的数字敏感。
王庆莲在军统工作期间，破译日寇密码达到800多种，虽然没有亲临过战场，依然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能力出众的上司影响下，读过书的王庆莲进步飞快，还升到准尉军衔。
然而工作之余，王庆莲并没有用规规矩矩来约束自己。
她是整个科室最爱打扮、最爱热闹的人。
军统不允许女特务浓妆艳抹，涂口红也不被允许，年轻时期的王庆莲爱美，涂口红，穿旗袍，常常因触犯规章制度而被通报批评。
军统要求部下穿着整齐，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浅蓝色的旗袍。
王庆莲倒是穿旗袍，但她的旗袍被她专程请人改得更加修身，这显然已经超出了规定的范畴。
这样的批评里通常看不到王庆莲的名字，因此，她假装通报不是针对她一个人的，而是提醒全体女特务的。
可是姜毅英偏偏每次都会提醒她，外面又张贴了通报批评，王庆莲非常生气，赶紧跑出去，把通报撕下来。
工作和纪律层面的压制，并没有妨碍王庆莲在重庆过得相当滋润。
每个星期，王庆莲都有半天的休息时间，这时她就会跑到电影院看电影——《出水芙蓉》、《马路天使》、《十字街头》……
都是当时热播的电影。
后来，王庆莲还迷上了跳舞。
为了晚上不上班，她在白天拼命完成工作，晚上就偷偷跑到胜利大厦的舞厅。
之所以要偷偷的，是戴笠要求军统人员不得进舞厅。
比她大11岁的王豪当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主演了《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警魂歌》等抗战题材电影，算是重庆的名人。
在舞厅里，王豪请王庆莲跳舞，王庆莲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不会跳舞，于是王豪就用了一个晚上教会了她跳交际舞，一双白皮鞋都被王庆莲踩黑了。
总的来看，军统的规矩多，纪律也严格许多，但从王庆莲的回忆来看，她在局本部工作期间，也不算受束缚，因为薪水丰厚，少年天性的王庆莲私下里生活上也很悠闲，比如外出去看电影、跳跳舞什么的。
就这样，从1944年被调入译电科华南股，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段在重庆的时光成了王庆莲此后几十年不断回望的一段记忆。
王庆莲说自己在重庆当译电员那几年，吃喝玩乐都经历过了，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话她晚年说起来，语气里没有炫耀，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在数出自己人生中极少数真正舒展过的日子。
而在这三年里，她与戴笠多次近距离接触。
戴笠每周一的例行讲话，她参加过；中美合作所的"四一大会"，她在现场做过招待员；蒋介石到场的几次集会，她也就坐在那个场合里。
正是这些近距离的观察，让她后来形成了一个外人难以理解的判断......
【三】南京、离队，与无法预料的结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军统局的人分批次乘飞机从重庆迁往南京，王庆莲却被单独留下了。
留下的原因，是姜毅英。
姜毅英以王庆莲平时工作表现不好为由，不准许她回南京，王庆莲就此直到1946年7月才到达南京局本部。
被扣在重庆等待的这段时间，王庆莲心里积累的退意越来越重。
她的直属上司姜毅英以"工作表现不好"扣留她，王庆莲因此心生退意，反正她最恨的日本人已经打跑了。
到达南京之后，摩擦并没有停止。
到达南京后，在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王庆莲不敢再像以前在重庆时那样目无法度，而是老老实实工作，但是常常还是被姜毅英批评，甚至还会把她关起来，让她反思自己的行为。
就在这个时候，1946年3月17日，一件震动整个军统系统的事情发生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因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上海。
但这时上海的天气也不适合飞机降落，只能改飞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飞机飞得很低，先撞在一棵大树上，才冲到不到200米高的山上。
在一声巨响之后，接着便是一片大火，因带的汽油很多，在雨中一直燃烧两小时左右才熄灭。
机上共有10人，无一生存，个个烧得焦黑，身首肢体均残缺不全。
戴笠之死民间历来有"戴机撞岱山，雨农死雨中"之说，意为戴笠的飞机撞上岱山，戴雨农却死在了雨中。
戴笠坠机处的岱山又名戴山、困雨沟，因此民间有说戴笠之死为天意。
戴笠死后，军统内部陷入混乱，毛人凤接管局务，整个组织的走向急剧改变。
彼时戴笠已死，军统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继任的毛人凤不会过多在意普通职工的去留。
王庆莲抓住了这个空档。
第二个月，王庆莲趁姜毅英和新婚丈夫去度蜜月的空挡，打了长假的报告，直接送到毛人凤手中。
毛人凤问她为什么要走，王庆莲说我年纪小，妈妈不放心。
毛人凤就批准了。
就这样，一纸准假文书，让王庆莲彻底脱身。
这一去，王庆莲和军统彻底"失联"，开始了她想过平凡人生而不得的下半辈子。
回到江山老家后，军统局在准备溃逃台湾之前，特意联系了王庆莲，询问她是否要一起去，王庆莲当然表示拒绝，并声称母亲的病离不开自己的照料。
留下来，并不意味着平安。
解放之后，王庆莲主动向组织坦白自己的身份，到了1951年，当时24岁的王庆莲再次成为审查的对象。
正当王庆莲为不用远走他乡而欣喜时，她的境遇忽然开始急转直下，在当地成分划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王庆莲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被划为了"反革命"。
53岁时，王庆莲终于收到了平反的通知，她与丈夫相拥、喜极而泣，从此，王庆莲成了国家正式退休职工。
从1958年被下放，到1981年平反，整整23年，王庆莲在农村度过了她人生中最漫长、最灰暗的一段岁月。
最初的改造生活异常艰苦，她已经习惯了城里舒适的生活，但在乡下的艰苦环境让她难以适应。
她要在清晨天不亮时起床工作，直到天黑才得以休息。
而且，她只能住在简陋的牛棚等家畜栖身之地。
但后来她的心态逐渐放平，并认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消极，并努力地配合改造。
平反之后，王庆莲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感谢国家，在乡下工作的23年，国家一直给她计算工龄，退休后还可以领取退休金。
【四】她说，外界对戴笠的评价，她不是全都认同
2012年前后，王庆莲接受了多位记者和志愿者的采访。
她谈了很多——谈重庆的舞厅，谈姜毅英，谈磁器口造纸厂，谈自己被扣在重庆等着回南京那段憋屈的日子，谈毛人凤叫她"娜妮鬼"（江山方言，意为"小姑娘"）。
谈到戴笠，她的态度出人意料。
85岁的王庆莲看到老上级戴笠，还是肃然起敬。
而采访者追问时，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在我印象里，戴老板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有人说的阴险毒辣。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但我接触过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这个评价，和外界流传的形象差距极大。
她说，她这么说，不是在替戴笠辩护，也不是凭着情感记忆说话，而是有依据的——两个具体的、她亲眼目睹的细节。
在那些采访记录里，关于这两个细节的具体描述，被她讲述出来的那一刻，所有听到的人都沉默下来，原本热闹的采访现场，空气陡然凝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