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诺奖经济学家论战折射欧洲焦虑心态

国际经济学界近段时间爆发一场重量级的跨大西洋论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围绕“美欧经济差距是否持续扩大”隔空交锋。从辩论情况看，阿吉翁的团队不仅是在进行一场经济学专业论战，更流露出浓厚的情感色彩，表现出对欧洲大陆整体竞争力下滑的深深焦虑。

究竟在激辩什么

这场论战可以从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2024年发布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说起。这份欧盟官方顶层文件直言，欧洲创新停滞、生产率掉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今年5月，克鲁格曼发表文章认为欧洲并未真正掉队，民众生活质量相对美国保持稳定，过度渲染欧洲竞争力危机只会推动不必要的激进自由化改革。阿吉翁随即和法国人安托南・贝尔若、西班牙人路易斯・加里卡诺形成研究团队，发表文章系统论证欧洲经济相对美国持续下滑的现实。随后双方多次撰文补充论据，其他多位经济学家也加入辩论，使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了7月。

两位诺奖经济学家及其各自团队依托同一套宏观底层数据推演，最终却得出天差地别的判断。想要解释这场激辩是极具挑战性的。简单地说，双方分歧的关键点是，克鲁格曼选择的核心标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比较每年的人均GDP。按此衡量，过去几十年来欧洲的指标稳定维持在美国的75%左右，不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在克鲁格曼看来，欧洲并非生产效率不足，而是社会主动选择更少工作、更长假期、更早退休，美欧民生差距稳定，欧洲无需过度悲观。美国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产业等技术进步会向全球外溢，欧洲无需复刻美国硅谷式创新体系。

阿吉翁团队对克鲁格曼的测算方法提出系统性批判，认为更准确的方法是消除通胀因素后比较人均增长。按此衡量，1990年以来欧洲生产率相对美国持续下滑；如果法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拥有与美国相同的生产率增长，其今天的GDP将高出18%。阿吉翁团队的政策主张直指结构性改革：欧洲必须整合泛欧资本市场、降低创业管制、大规模增加公共基础科研投入、搭建自主算力与芯片产业链，否则将在未来丧失全球产业话语权。

归根结底，二人评判体系着眼于完全不同的维度。克鲁格曼锚定个体居民当下的生活质感，侧重闲暇时长和公共服务供给，回答“普通人当下过得好不好”；阿吉翁则看重国家长期综合硬实力与战略自主空间，紧盯经济总量、全球产业份额、前沿技术发展，探讨“一国如何在全球博弈中掌握主动权”。个体本位与大国竞争两种视角，导向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政策选择。

背后藏着集体焦虑

作为美国学者的克鲁格曼，无需承担欧洲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可以天然倾向温和乐观的判断。但阿吉翁作为法国经济学家，视角自带欧洲本土的现实危机感。不仅阿吉翁的团队都是欧洲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也获得欧洲主流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因此，这场论战事实上成为欧洲焦虑的集中释放：

首先，与美国的创新生态鸿沟越拉越大。美国已构建起政府战略、华尔街资本、硅谷科创企业联动的闭环创新体系。SpaceX、OpenAI、Anthropic这类投入周期长、研发成本高的硬核科创企业，可通过上市募集千亿级资金，持续承担反复试错的高额成本。反观欧洲资本市场则是四分五裂，各国监管规则不一，风险资本供给匮乏，银行体系又偏好低风险传统行业，本土科技初创企业很难成长为全球行业龙头。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持续拉大，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信息通信等高生产率赛道布局严重缺位，本土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效率也远不及美国。

其次，深度老龄化持续压缩欧洲劳动供给。人口结构是在克鲁格曼的分析中被弱化、在欧洲学界却被高度重视的一个关键变量。即便按照克鲁格曼的理想假设——美欧单位工时劳动生产率持平，但欧洲劳动人口占比持续收缩，其GDP总量和全球份额较之美国依然走弱。同时，老龄化还推高养老金、医疗刚性财政支出，挤压基础科研、产业补贴预算，进一步削弱创新投入能力。对比美国依靠移民与相对更高的生育率维持劳动力韧性，欧洲人口基本面正在形成长期拖累。

第三，高福利模式拖累欧洲长期增长潜能。短工时、长休假、提前退休是欧洲传承多年的社会福利传统，德法两国每年人均工作总时长远低于美国。即便劳动生产率差值保持稳定，工作时长缩减也会直接压低全社会总产出。克鲁格曼将减少劳动投入视作无成本的福利选择，欧洲学者则清醒认识到，充足闲暇是欧洲社会模式的独特优势，但也要以国家长期经济实力下滑为代价。

第四，来自美国的技术红利具有脆弱性。克鲁格曼的判断暗含一条关键静态假设：跨大西洋同盟长期稳固，美国持续向欧洲开放高端技术，欧洲能够长期共享美国的创新成果。但当前的现状恰恰是美欧政治分歧、贸易摩擦、技术壁垒层层抬升，这条核心假设事实上已然失效。

如果克鲁格曼的乐观论调成为欧洲社会主流声音，整个区域或将陷入被动依附的“躺平困境”：政府丧失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企业搁置本土自主研发，资本持续涌向美国科创企业，欧美经济差距加速扩大，如此等等。而阿吉翁团队在辩论中频繁使用“我们欧洲人”这样饱含情感的表述，足见其立足欧洲本土、发自心底的忧患意识。

地缘政治造成非对称冲击

除了欧洲内部的一些结构性短板，近年来频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也对美欧造成不同的经济冲击，成为加速二者经济分化的外部推手。

一是能源冲击不对称：欧洲承担巨额成本，美国总体反向获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对俄实施能源制裁，本土工业电价一度飙升至美国的3倍，天然气价格长期维持在美国的4至5倍。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倒逼欧洲一些高端制造企业关停本土厂区，赴美国、东南亚国家新建生产线，欧洲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危局令欧洲油气价格暴涨，推高输入型通胀，挤压企业研发投入与居民消费能力。与之相反，美国坐拥大规模的页岩油气与液化天然气出口产能，在地缘冲突抬升能源价格之际，美国能源企业可向欧洲高价供货，营收大幅增长，国内能源成本也相对平稳。

二是财政与防务负担不对称：欧洲挤压创新预算，美国反哺本土产业。地缘冲突催生军费、难民安置、对外援助等刚性大额支出，给高债务欧元区国家带来沉重财政负担，一些国家只能被动缩减基础科研、科创扶持资金，本土创新进一步被削弱。美国防务开支却形成某种程度的内部循环：对乌援助多以军工订单回流本国，军费扩张直接利好国内军工与高端制造产业。同时，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以巨额财政补贴定向扶持本土建厂企业，以此吸引欧洲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企业赴美落地。

三是资本流动与供应链重构不对称：欧洲资本外流，美国承接更多创新要素。全球地缘不确定性推动避险资金从欧元资产撤离，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美国市场；欧洲本土科创企业盈利减弱、估值走低，长期风险资本、顶尖工程师跨大西洋流向美国硅谷、得州算力集群。美国借地缘安全叙事推动制造业回流，试图将全球高端供应链向美国集中；欧洲受制于内部市场碎片化，面对供应链扰动一时无法统一搭建自主安全产业链。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欧洲不断流失资本、人才、高端产能，美国则试图集聚全球创新要素，这进一步放大大西洋两岸创新体系的差距。

总之，克鲁格曼与阿吉翁的跨大西洋论战，表面上是关于指标选择的学术分歧，深层则是两种经济发展观、国家竞争观的碰撞。其中，阿吉翁团队显然代表着欧洲经济学界的主流判断，更加贴合大国竞争的现实逻辑，似乎也更符合国际舆论对美欧经济比较的直观感受。（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