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那一年我十八，兜里揣着爹的信和三十五块钱，从乡下一路倒火车到了林芝。姑姑家在老棉纺厂的家属院，我只在五岁那年见过她一面，印象里是个爱笑的女人，扎着麻花辫，往我手里塞过一把水果糖。
院子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墙皮斑驳，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纸箱。我顺着门牌号找到四楼最东边那户，木门紧闭，贴着褪色的春联。敲了十几下，没人应。
对门探出个脑袋，是个戴花镜的老太太。“找王秀兰啊？搬走啦，上个月就搬了，说是跟儿子去成都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的行李袋滑到地上。三十五块钱，除去车票，还剩十二块。回不去了，爹把家里的猪都卖了，凑的路费，让我来投奔姑姑学手艺，说是城里有个照应。
“小伙子，你……”老太太上下打量我，“你先进来坐会儿？”
我摇头。楼道里好歹有个顶，能遮露水。
那一夜是我这辈子最长的夜。九月的林芝已经有了凉意，我靠着墙壁坐下，膝盖蜷到胸口。楼道里的声控灯隔一会儿就灭，我得跺一下脚才能让它重新亮起来。后来懒得跺了，就那么黑着。
半夜下起雨来，楼道窗没关严，风把雨丝斜斜地吹进来，打在我脸上，凉得人打颤。我数着雨声，数到不知道多少万下的时候，天边开始泛灰。
有个邻居出来倒垃圾，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又有个穿工装的男人下楼，也没说话。我像个物件，缩在墙角，他们从我身边经过，脚步匆匆，去赶各自的日子。
天彻底亮的时候，楼道里有脚步声上来。很慢，一步一步，像在数台阶。我抬起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夹着个本子。
他在我面前停下来。我这才看清，他眼睛很亮，不是那种打量流浪汉的眼神，更像是……好奇。
“你是王秀兰的侄儿？”他问。
我愣了一下，点头。
“她走之前跟我说过，说乡下侄子可能要来。”他在我旁边蹲下，也不嫌地上脏，“我姓周，住三楼。她托我照应着点儿，你要是来了，让你先……先别慌。”
他说着翻开那个本子，我才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他看我好奇，笑了笑：“我是厂里的会计，平时爱写写东西。昨晚我在窗台上看见你了，就想下来跟你说一声，又觉得大半夜的，怕吓着你。”
他从兜里掏出两个包子，还热着。“先吃。你姑姑留了钥匙在我这儿，她说你要是来了，就先去她屋里住着，等她安顿好了给你写信。”
我接过包子，一口咬下去，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其实也不是哭，就是眼睛自己往外冒水，止都止不住。十八岁，头一回出远门，在陌生的楼道里蹲了一夜，以为自己被全世界忘了。
周叔拍了拍我的肩，也没多说什么。等我吃完了，他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递给我看。上面是几行刚写的字：
“1988年9月17日，清晨。一个年轻人坐在四楼楼道里，靠着墙，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我在三楼听着动静，知道他来了。我想起自己十八岁的时候，也是这么坐着，等一个人开门。”
他看着我：“你这一夜，我写进故事里了。以后你回头看看，就不觉得苦了。”
我站起来，腿麻得站不稳。周叔扶了我一把，从兜里摸出那把黄铜钥匙，递到我手心。
钥匙还带着他的体温。
那天上午，我打开了姑姑家的门。屋里落了一层灰，但床铺还在，桌上扣着半瓶没喝完的醋。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把空气中的浮尘照得像碎金。
我放下行李，走到窗前往下看。周叔正坐在三楼的阳台上，又在写什么。他抬起头冲我挥了挥手，像我们早就认识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那本子上写的不光是我的事。整栋楼里的日子他都记着，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老人走了，谁和谁在楼道里吵了一架又和好了。他说这栋楼迟早要拆，可他记下来的那些，拆不掉。
我在姑姑家住了一个月，等她来信说成都那边安顿好了，让我过去。走之前我去跟周叔道别，他把那一页关于我的故事撕下来，折好，塞进我口袋。
“拿着，”他说，“往后不管去哪儿，你都不是没人记得的人。”
那页纸我到现在还留着。纸边都卷了，字迹也淡了，可我偶尔翻出来看，还能看见那个十八岁的自己，在1988年的楼道里，等来了一束天光和一把温热的钥匙。
有些门不会永远关着，有些人隔着几层楼，也能听见你坐在黑暗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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