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张大元帅哀挽录》《东北王张作霖画传》《大城县志》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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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91年，奉天省营口县大高坎镇的地面上，一个少年正踉跄着往前走。
他身上的棉衣破了洞，棉絮从缺口处往外窜，鞋底已经磨薄到能感受到土路上细碎的砂石，走路带着一种饿了许多天之后特有的飘忽。
他叫张作霖，字雨亭，乳名老疙瘩，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
那一年，他十六岁。
父亲已经死了三年。
家里一无所有。
母亲王氏带着他和妹妹投靠镇安县（今黑山县）的外祖父，但外祖父那边能养活自家人已经不易，多几张嘴是实实在在的负担。
张作霖懂事早，不等人脸上挂出难色，自己先走了——出去讨生活，死活是自己的事。
他学过木匠，卖过包子，摆过货郎担，给人看过牲口的病，这些手艺都是沿路捡来的，都能换口饭吃，但都不稳当。
走到营口县大高坎镇这一带的时候，他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过一顿饱饭了。
大高坎镇不大，街面上行人稀疏，几家铺子半开着门，炊烟从某个院子里飘出来，带着粮食的气味。
就在这里，一个姓孙的寡妇，改变了他往后的一切。
三十六年后，这个曾经饿晕在大高坎镇街头的少年，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代表国家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最高执政者，号称"东北王"，三十万奉军拥于其后，整个东三省无人敢轻视"张大帅"三字的分量。
而最开始，不过是一块从贴身衣物里取出来的腰牌，和一个寡妇的一饭之恩。
【一】家道败落，从海城到大高坎镇的漂泊路
关于张作霖的祖籍，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说法。
一说祖籍山东。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记载："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
这份文献是死者家属委托他人代写的纪念文体，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另一说则指向河北。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
这通碑文由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八位处长署名，收录于《张大元帅哀挽录》之中，主张河北说。
张学良生前多次自称祖籍是河北大城县，《大城县志》中也确有相关记载，称张氏祖籍为大城县赵扶镇冯庄。
无论出身山东还是河北，到张作霖曾祖父张永贵这一代，已是闯关东的一员，最终落脚于奉天。
到了祖父张发这一代，家族在当地已置有田产，勉强称得上小有家底。
然而，这点积累到了张作霖父亲张有财手里，败得干干净净。
张有财嗜赌如命，欠下的债越堆越高，家里能换钱的东西被一件件变卖出去。
到张作霖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已经是赤贫之家，家里几个孩子连私塾都进不起。
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张作霖出生于奉天海城县西九十华里外的北小洼村。
他在家中排行第三，上面有大哥张作泰、二哥张作孚。
从懂事起，他就跟着大人放牛、放猪、打柴。
1887年，也就是他十二岁那年，村里私塾里传出朗朗书声，张作霖扒着窗户偷听。
塾师杨景镇发现他之后，见这孩子天赋不差，记忆力好，就破了规矩，让他免费旁听。
这段读书时光只维持了三个月。
1888年，父亲张有财在一场赌博纠纷中被赌徒打死。
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为父报仇，过程中开枪走火，误伤人命。
二哥张作孚一人顶下这件事，被投进了大牢。
张作霖只能带着母亲王氏和妹妹，逃离小洼村，一路往镇安县（今黑山县）赵家庙村投奔外祖父。
他当时不满十四岁。
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年多。
外祖父那边本就紧巴，多几口人吃饭不是长久之计，张作霖明白这个道理。
后来，母亲王氏改嫁兽医吴老二，张作霖跟随继父学习相马、医马、骟马手艺。
1889年前后，他开始自己出去谋生——学木匠，当货郎，卖包子，给牲口看病。
这些活计没有一件是正经行当，但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干。
从镇安县一路往南，往东，往营口方向走，他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天，找不到活干就继续走。
1890年前后，他流落到营口县大高坎镇一带。此时他大约十五六岁，身上没钱，兜里没粮，连讨饭都已经精疲力竭。
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孙寡妇。
【二】大高坎镇的一饭之恩，与那块改变命运的腰牌
孙寡妇的丈夫早年去世，留下一份田产，她一个人当家，逢春耕秋收，需要雇大量短工帮忙。
孙家在大高坎镇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院子不小，家里设有独立的后院，进出需要凭腰牌，是当地大户人家惯用的管理办法。
张作霖第一次到孙家门口，不是去讨饭，而是混进了一群短工里面蹭饭吃。
他看见孙家正在给短工开饭，趁乱排进去，领了一份饭，没被人发现。
第一天如此，第二天又如此。
这样连着混了好几天，终于被孙家的管事盯住了——这个少年从来不干活，只在饭点出现，领了吃的就消失。
管事一声令下，几个工人围上来，把张作霖拉到院子外面狠揍了一顿。
孙寡妇那天恰好在附近，听见外面动静出来查看，见到几个大人围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拳脚相加。
这少年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声不吭，没有求饶，也没有嚎哭，只是死撑着不倒。
这一点让孙寡妇停住了脚步。
她让工人住手，问清了原委，转身吩咐厨房拿来饭菜，亲自端给张作霖。
张作霖已经饿到头晕，接过来几乎是狼吞虎咽，连吃两大碗才停下来。
孙寡妇告诉他，没找到活干、没饭吃的时候，可以来这里领饭。
张作霖当场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认孙寡妇为干娘，发誓日后若能出人头地，必定回来报答这份恩情。
孙寡妇还给了张作霖一块可出入孙家后院的凭证，方便他日后过来领饭不被工人拦截和驱逐。
张作霖在孙家住了几天，之后离开大高坎镇，返回外祖父家一带继续谋生。
孙寡妇对他许下的那些誓言，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她帮这个少年，从来没想过要他日后回报什么。
然而那块腰牌，以及那几碗饭，就此在张作霖记忆深处扎了根，此后无论他走到哪一步，都没有忘记。
1890年代初，一个饿晕在大高坎镇街头的少年，身上除了一腔不服输的劲儿，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人将来会成为什么——而命运在他身上，偏偏藏着一条难以预测的走向。
【三】从兽医到甲午战场，他在乱世里找到了方向
离开孙寡妇之后，张作霖继续漂泊，捡起了兽医这一手艺。
这个手艺看起来不起眼，却在那个年代有一种特殊价值——马匹是重要的生产和军事资源，懂得给牲口看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饭吃。
而且，当时东北各地盗马贼横行，马匹买卖的水很深，兽医经常被各种来路不明的人找上门，这让张作霖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见识了很多寻常百姓接触不到的世面。
这段经历让他学会了一件事：看人说话，见机行事，在任何复杂的环境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财主于六看中了张作霖的手艺，于是提出合伙开办兽医桩。
于六年纪偏大，小妾年轻貌美，名叫二兰子。
二兰子欣赏张作霖精明能干，多次私下接济钱财，后来提出想要和张作霖私奔；
张作霖感念于六收留、合伙之恩，不愿做出背叛朋友之事，断然拒绝；
二兰子由爱生恨，设计圈套，把张作霖骗入内屋，撕破衣衫大喊被非礼。
于六进屋见状暴怒，也不问原委将张作霖脱光衣服绑在野外大树上，准备冻死他。
镇上开大车店的常则春路过，于心不忍，上前劝解，解开绳索救下张作霖。张作霖拜常则春为干爹，长期落脚常家。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打乱了整个辽东的秩序，同时也给了张作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时他在营口一带，听说清廷正在募兵，便去应募，投入清军宋庆所部毅军。
宋庆，字祝三，山东蓬莱人，是晚清军界颇有名望的老将，所部毅军以纪律尚算整肃著称。
张作霖进入毅军后，起初只是普通士卒，后来因为擅于驾驭马匹，被将领马玉昆赏识，提拔为骑兵哨长。
甲午战争期间，毅军转战辽南，在复州、盖平、海城一带与日军交战。
这段经历对张作霖来说极为关键——他第一次近距离见识了真正的战场，明白了什么叫组织、什么叫纪律、什么叫令行禁止，也亲眼看见了清军的腐朽与混乱如何一次次葬送了战局。
1895年3月，甲午战争清军全面溃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
张作霖随军移防，在部队的一片乱局中选择脱离队伍，返回奉天一带。
他带走了在军中的一些经验，也带走了对这个乱世的基本判断：清朝撑不了多久了，乱世里要活下去，靠别人不如靠自己拉起一支人马。
1895年，他回到广宁县南乡赵家庙村，娶了当地地主赵占元的次女赵春桂为妻。
赵春桂就是日后少帅张学良的生母。
这桩婚事给了他一个在当地落脚的根基，岳父赵占元在财力和人脉上也给了他实际的支持。
回乡之后，他继续以兽医为业，同时开始在村子里有意识地结交人脉，积攒人望。
1896年，他经冯麟阁（后改名冯德麟）介绍，在广宁县加入绿林董大虎匪部，正式踏入乱世的另一条道路。
但张作霖在董大虎部中待得极不舒服——土匪的活法是杀人劫货，对普通百姓下手，这不是他想走的路。
几个月后，他离开了这个群体，回到赵家庙村，另起炉灶。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北方，沙俄趁机派兵大举入侵东北，盛京将军出逃，各地官府几近瘫痪，东北大地上土匪蜂起，村庄连连遭劫，百姓无处求援。
就在这种极度混乱的局面下，张作霖看准了时机。
他向岳父赵占元和当地乡绅李龙石提出一个想法：办一支保险队，专门负责几个村子的安全，收取保险费，替老百姓抵挡土匪。
两人当场同意，出钱出力，帮他拉起了二三十个人的小队伍。
这就是张作霖往后一切故事的真正起点。
【四】那个决定奉天命运的夜晚
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村拉起保险队，起初只有二三十人，负责附近几个村落的治安。
这支队伍和当时东北各地鱼龙混杂的民间武装有一个显著不同：守规矩。
张作霖对手下立下明确要求，不准扰民，不准抢劫，进了哪个村子，收了谁的保险费，就得把那个村子的安全担起来。
这个规矩说起来简单，但在那个年代的东北，能真正做到的民间武装寥寥无几。
正因为此，保险队的名声传得很快。
周边村庄的乡绅和百姓，主动找到张作霖，请他来"罩"自家村子。
张作霖的保险区域不断扩大，最高峰时，覆盖了二十多个村庄，从几十人的小队扩展到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地方武装。
然而，扩张也带来了麻烦。
当时辽西一带，与张作霖的保险队并存的还有另一股势力——匪首金寿山。
金寿山一向把中安堡一带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张作霖的保险区不断向外延伸，直接触碰了金寿山的地盘。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
1901年腊月三十，除夕夜。
这是张作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死大关。
金寿山早已暗中安排好，在除夕这天趁张作霖疏于防备、队伍过年之机，联合了当地的俄军马队，突然对赵家庙保险队发动夜袭。
这一夜，张作霖几乎把所有的本钱都赔了进去。
他率众仓皇突围，带着残部苦战，打到最后，身边只剩下八个人。
他带着剩余的八人，从赵家庙一路逃到台安县桑林子村，随后辗转躲进八角台（今台安县）。
正是在这次出逃途中，他的长子张学良于1901年4月17日出生于台安县张家窝堡村。一代枭雄的儿子，诞生在父亲最落魄的逃亡岁月里。
接下来发生的事，足以证明张作霖是一个在绝境中仍能保持清醒的人。
他跑到八角台，找到了当地团练长张景惠。
张景惠此人原本是卖豆腐出身，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人马和资源，但他自知没有张作霖的气魄与能耐，见到张作霖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把自己的全部人马都交给他统领。
两股力量合流，张作霖重新站稳了脚跟。
此后不久，张作相率部来投，汤玉麟也带着人马归附，队伍又重新壮大起来。
1902年，在举人刘春烺的极力劝说下，张作霖开始认真谋划招安一事。
他观察到一个关键的时机：奉天省地方官员正在筹划招抚各地民间武装，以补充官兵之不足，同时防范俄国继续增兵东北。
这是一个双方都有需求的窗口。
张作霖随即使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段——他探听到盛京将军增祺的三姨太正从北京乘车返回奉天，便提前在新立屯附近设伏，将车队拦截，把人和货物一并押送到新立屯街上。
但他的处置方式出人意料。
他没有胁迫勒索，而是把增祺三姨太安置在上宾房间，言辞谦恭，自我举荐，声称自己愿意归顺官府，效忠朝廷。
第二天，他不仅把缴获的物品全部原数归还，还备了一份厚礼，亲自护送三姨太的车队离开新立屯。
增祺三姨太回到奉天，果然在增祺面前为他美言。
1902年11月9日，张作霖率二百余人，被东边兵备道张锡銮和新民府知府曾韫正式招安收编，编入新民府巡警营马队，任帮带，相当于副营职。
从一个在街头混饭的流浪少年，到被清廷正式授予官职，张作霖用了整整十二年。
而这仅仅是开始。
招安之后，张作霖深知手中这点本钱太薄，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证明自己的价值。
奉天境内匪患横行，其中最难啃的一块，是辽西巨匪杜立三。
杜立三出身土匪世家，父亲杜宝增、三个叔叔乃至母亲都是当地有名的悍匪，势力盘根错节，连官军都拿他没什么好办法。
而在张作霖被招安之前，他和杜立三之间还曾有一段恩怨——他的人被杜立三追着打到了十七户村，几乎落荒而逃，后来通过第三方从中斡旋，才勉强结成了拜把子兄弟。
现在，张作霖要把这个拜把子兄弟亲手除掉。
他先是以结义之情为名，派人去告诉杜立三：奉天总督府派人来招抚，给杜立三的官职比自己还高，请他速来新民府商议。杜立三生性多疑，和家人一商量，觉得这极可能是圈套，拒绝赴约。
张作霖见一计不成，转而找到了杜立三最为尊重的叔父杜泮林——也就是他自己认下的义父。他请求杜泮林写信劝说杜立三接受朝廷招安。杜泮林写了，信中话说得情真意切，杜立三看完之后深受触动，决定亲身前往。
1907年7月，杜立三在赴约途中被张作霖设伏擒获，当日处决。
这一战之后，张作霖在奉天官场和军界的名声彻底打开，赵尔巽开始重用他，他的仕途自此走上快车道。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局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之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局，已经在暗处悄悄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