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出癌症晚期,卖掉500万的房子飞往美国申请安乐死,躺上到病床上,护士突然冲进来递过一份文件: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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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林女士,您确定要继续吗?"

艾米莉站在床边,声音很轻,像是怕惊碎什么。

她是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姑娘,金棕色头发扎在脑后,眼睛是很浅的蓝绿色,总带着一种职业性的温柔。

"继续。"

林秀梅闭着眼睛回答,声音平稳,像是在说今天不用加餐。

艾米莉停顿了一下,轻轻用磕绊的中文说:"好的,我去准备。"

房间不大,米白色的吊顶,窗帘是淡灰的麻布料,窗外是一片冬日的松林,绿得很深,像浓墨泼上去的那种。

午后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细细的光条,一动不动。林秀梅的手背上扎了留置针,胶布贴得很平整,手放在白色床单上,安静得像一件摆放整齐的遗物。

她没有想太多,脑子里干净得出奇。

六个月前坐在橙色塑料椅上,看着灯箱上CT片子里密密匝匝的白色阴影,郑医生说了"胰腺""肝脏转移""六到八个月",那些话像从很远的地方漂来,她点了点头,走出医院,在停车场站了五分钟,然后给朋友发了一条消息:最近胃不太舒服,估计是老毛病。

那是她当时唯一想说的话。

她的丈夫陈建安走的时候是秋天,四年前,肺癌,最后抓着她的手挤出四个字——"太痛了"。林秀梅不想那样死,这是她从橙色塑料椅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就想清楚的事。

她的儿子陈宥轩已经三年没有联系她了。

她想,他不在,也好。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去死,一个人把事情收拾干净,不打扰任何人。

就在这时,门猛地被推开了。

周安妮冲进来,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鞋跟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她是这个中心的中文翻译护士,上海人,平时说话慢条斯理,此刻却气喘吁吁,用沪普混杂的腔调喊出来——

"停!先停下!"

林秀梅睁开眼睛,看着她。

周安妮把信封递过来,手都在抖,封面朝上,左上角印着几个字,清清楚楚:某医院病理科。

林秀梅从没在那家医院看过病,她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

她伸手,接过信封。



那是六个月前的事,但林秀梅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她吃了一碗泡饭,就着一小碟腐乳,因为腹痛已经断断续续两个月,油腻的东西吃下去会顶,她就改成了泡饭,一直吃到去医院的那天。

那个疼痛一开始不重,右上腹有时候会隐隐地发,像有人用指节轻轻抵在那里,钝钝的,不剧烈,但烦人。

她以为是老胃炎犯了,去附近的药店买了两盒奥美拉唑,吃了没什么变化,背后也开始有一种放射性的酸胀,夜里会因为这个翻身,睡不沉。

她耗了两个月,实在觉得不对劲,才挂了郑医生的号。

郑海明是消化内科的主任,林秀梅的老同事的爱人曾经在他手里看过胆结石,说这人经验很丰富,不大爱多说话,但能看到点子上。

林秀梅挂他的号等了三天,进诊室的时候他正在看上一个患者的报告,没抬头,"坐",她就坐了。

她把症状说了一遍,他问了几个问题,语速不快,问完让她去做增强CT和PET-CT,同时开了一张血液检查单,包含一组肿瘤标志物。

林秀梅接过单子,没有问太多。

等结果的那几天,她去参加了老教师的年末聚会,二十几个人,订了一桌本帮菜,喝的是本地产的干红,口感涩,不算好,她还是喝了两杯。

徐萍坐她旁边,给她夹了一块糖醋排骨,说你最近气色不太好,多吃点。她说嗯,把那块排骨吃了。

散场的时候,她在弄堂口买了一串糖葫芦,边走边吃,山楂裹着厚厚的糖壳,咬下去嘎嘣一声。冬天的夜风冷,她把领口拢了拢,一个人走回去。

那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腹腔里正在发生什么,走得很随意,在路口等绿灯的时候还想,明天早饭要换点花样,泡饭吃太久了。

结果出来那天,她一个人去的,挂了郑海明的复诊号。

他把CT片子插上灯箱,指着几处白色阴影,语气平稳,像是在解释一道不太复杂的题——胰腺头部有一处占位,形态不规则,边界模糊;肝脏发现多发结节,影像学高度提示转移;CA19-9的数值超过正常上限的八倍。

"结合临床表现和影像,考虑胰腺恶性肿瘤伴肝脏转移。"他最后说,"分期是晚期,预计的……"他顿了一下,"生存期,在六到八个月。"

诊室里很安静,走廊上有人在说话,声音从门缝里漏进来,含糊不清。橙色的塑料椅硬,林秀梅的背靠在椅背上,感觉不到硬,感觉不到什么,只是看着灯箱上那张片子,看着那些白色的阴影,心里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不是恐惧,是一种空洞的、辽阔的、接近于平静的东西。



她点了点头,问了一个问题:"化疗有没有用?"

"晚期的化疗,主要是缓解,不能治愈。"郑海明停了一下,"要做的话可以开始准备,但……效果因人而异。"

她又点了点头,拿起包,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了出去。

停车场的风很大,她站在一辆银色的轿车旁边,没有开车门,就那么站了五分钟,看着停车场出口的栏杆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然后她掏出手机,给徐萍发了一条消息:最近胃不太舒服,估计是老毛病。

徐萍秒回了一个表情包,让她多注意饮食,少吃辣。

林秀梅把手机放进口袋,开车回家,把米淘好,下了一锅白粥,等粥熬开的功夫,她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看着灶上的火,想了很久,想清楚了几件事。

陈建安走后的第一个月,林秀梅一直在处理各种手续。

死亡证明、遗产继承、单位的抚恤金、医院最后那笔账单,她一张一张跑,一项一项签字,在那一个月里,她觉得自己像一台运转中的机器,有任务,有步骤,有目标,只要没停下来,就不会想到别的。

陈宥轩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回来了,带着魏嘉怡,说是回来"料理一下后事"。

林秀梅做了一桌菜,四菜一汤,陈宥轩爱吃的红烧肉、蒜泥白肉、葱油豆腐、海带排骨汤,她从下午两点就开始准备,切菜的时候手稳,神情平静,像准备一顿普通的家宴。

魏嘉怡进门的时候提了两盒点心,包装是洋牌子的,很精致,在客厅随手放着。

林秀梅注意到她没有去书房,书房里摆着陈建安的遗像,那只是进门右转就能看见的地方,两步路,魏嘉怡没有走过去。

饭吃完,林秀梅在收拾碗筷,陈宥轩在客厅,手机放在茶几上,拿着遥控器随便按,没有在看电视,只是拿着。魏嘉怡坐在他旁边,低头刷手机。

林秀梅把碗洗了,洗完手,从厨房走出来,在客厅坐下,说:"嘉怡还没去看看你爸。"

她说的是陈建安的遗像。

这句话说得平静,像是一句普通的提醒。但魏嘉怡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她,脸上带着一种林秀梅熟悉的表情,那种被点到又不愿意认的神情。

陈宥轩放下遥控器,说:"妈,今天先不说这个。"

"那说什么?"

接下来的沉默维持了几秒钟,陈宥轩深呼吸了一次,开口,说他们这次回来,有件事要谈,关于爸留下的那四十万存款。

林秀梅没有说话,等着他说。

他说得不算太流利,有停顿,措辞斟酌了好几次。

意思是,那笔钱在林秀梅的账户里,他和嘉怡这边也有一些情况,西雅图的房子租约到期,正在考虑买房,首付差一部分,想用那笔钱先周转一下,以后会还。

林秀梅听完,没有立刻说话。

然后是魏嘉怡开口,说林秀梅一个人退休金也够花,那笔钱放在账上没什么用,不如先借给他们,又不是不还。

林秀梅看了她一眼,说:"我没说不给。"

陈宥轩神情微微松了一下,但还没等他说话,林秀梅又说:"只是嘉怡,你来了多久了,有没有想过去看看你爸。"

她还是叫陈建安"你爸"。

这句话落下去,魏嘉怡的脸色变了,说林秀梅这是在故意挑事,她进门就说那个,现在又提,就是想让她难堪。陈宥轩没有说话,脸色沉着。

然后那场久压着的话就开了口子。

陈宥轩翻了很多旧账,说得很仔细,像是准备了很久,或者像是憋了很久。

奶奶林秀梅的婆婆当年在亲戚面前说过的一句话、结婚第一年过年时座位的安排、有一次嘉怡发烧林秀梅没有主动过来探望、还有不生孩子这件事被家里的亲戚提了又提,每一次背后都有林秀梅的某句话或者某个态度。

林秀梅坐着听,一句话都没有打断。

等他说完,她站起来,走进卧室,把那本存折从床头柜里拿出来,走回客厅,把存折放在茶几上,推过去。



"密码是你的生日,四位数。"

陈宥轩低头看着那本存折,没有动。

"里面有四十二万,多的两万是你爸去年的稿费,他生前说留给你买书的,你拿去吧。"

客厅里很安静,电视还亮着,没有声音,画面上是一个旅游节目,蓝色的海,晃着光。

然后陈宥轩拿起存折,站起来,说:"妈,那我们先回了。"

他没有再说什么,魏嘉怡跟着站起来,那两盒点心还放在玄关,谁都没有再提。

门关上的声音很重,不是故意的,可能只是力道没控制好,但那一声"砰"在空了的客厅里显得很响。

林秀梅坐在沙发上,那个陈建安坐惯了的位置有一个凹陷,她没有坐那里,坐在旁边,把那两盒点心从玄关拿进来,放在茶几上,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后来她也没哭,只是觉得腰有点酸,起来烧了一壶热水,泡了杯茶,又坐回去,坐到茶彻底凉了,才去睡觉。

此后三年,陈宥轩的名字没有出现过。

确诊后的第一个月,林秀梅的外表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她每天早起,烧水,煮粥,吃药,那几粒止疼药她放在厨房橱柜的第二层,白色小瓶,剂量是医生叮嘱的,不多吃,不少吃。

上午有时候去菜场,买半斤豆腐、一把小葱、几颗番茄,和熟悉的摊主聊几句,说最近天气冷,说今年的橘子不如去年甜。

下午看书,或者去楼下的小公园坐一会儿,路过的老人有时候招呼她打牌,她摆摆手,说眼睛不好。

疼痛的时候,她吃药,等药起效,继续做手里的事。

陈建安走的那段日子,她在他床边陪了很久,陪着看见了那种死法——每一口呼吸都是代价,每一天都在耗损,最后那几周,他已经认不出来人,只是睡,中间偶尔醒,抓着她的手,嘴里说含糊的话,她有时候听不清,就点头,说"嗯,我知道,你说得对"。

那七个字——"太痛了,我不想要了"——是他最后一段清醒里说的,眼睛看着她,是认出她来的眼神,但眼睛里有一种林秀梅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是那种连"我"都快维持不住了的眼神。

她那时候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能做,只是坐在那里,手握着他的手,看着他。

她不想那样。

这件事她想得很清楚,比任何事都清楚。

她自己查了很多资料,查到了美国俄勒冈州的"死亡尊严法案",那是全美国最早通过这项法律的州,1997年。

申请的流程严格,需要两位医生独立审查,需要患者自愿表达,需要等待审核期。

林秀梅找到了一个专门做这类评估和服务的机构,发了英文邮件,对方回了邮件,附上了中文翻译版的申请须知。

她按照步骤来,视频评估,两轮医生审查,等待了九十天的审批期。

第八十八天,确认函发到她的邮箱,主旨是"Application Approved",正文第一行用加粗的字体写着她的姓名,下面是机构的官方签章和日期。

林秀梅看了很久,然后点开另一个浏览器窗口,开始查那套房子的挂牌流程。

那套房子是2005年她和陈建安两个人咬牙买下的,一百一十八平,花了将近九十万,是她当时半年没买一件新衣服、陈建安连续三年没出去旅游攒下来的钱,加上两边父母凑的,才够的首付。

后来那片区域动迁,周边开发,地铁线路延伸,房价一年一年涨上去。挂牌那天,中介告诉她,市场价在五百万左右,她说行。

挂出去十八天,一对做生意的夫妻来看了两次,当月签约成交,扣税扣费,她到手四百八十二万。

那天下午钱款到账,她坐在阳台上,泡了一杯龙井,是陈建安生前存的明前茶,一直没舍得喝,那天她把盒子从柜子最里头拿出来,开了,冲了一杯,水温有点高,茶有点涩,她一口一口喝,喝到茶凉了,看浦东对岸的夜景亮起来,霓虹灯的光在江面上漾着。



款项的分配,她想了几天,分三笔:

第一笔,一百万,以陈建安的名字,转给他们当年任教的那所高中,指定用于设立困难学生助学金,每年评定,金额不限,以他的名字命名。她写了一封信附在转账凭证里,学校那边的老校长是她的老朋友,懂她的意思。

第二笔,五十万,拆成十几笔,打给通讯录里那些相交多年的朋友,金额不等,每一笔都附了一句话,有人收到的是"谢谢你当年帮我打那辆出租车",有人收到的是"你给我送的那盆绿萝我养了十二年,谢谢",有人收到的是"退休那年你请我吃的那顿饭我还记得,谢谢你"。

徐萍的那条附言是:"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肯在我难受的时候坐下来陪我的一个,谢谢。"

第三笔,三百三十二万,打给一个她关注了很久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基金,是一个由退休教师发起的公益机构,她在他们的公众号上看了好几篇文章,觉得踏实。

三笔转账做完,她的账户余额显示:2847.33元。

那三笔尾数凑不整,林秀梅看着那串数字,想了想,没再动它,那点钱够她在这边生活一阵子,够了。

波特兰比她想象的冷,落地的时候是凌晨两点,航站楼外面的风像一张湿纸贴在脸上,潮而寒,跟上海的冬天不一样,上海是干冷,这里是那种能渗进骨头缝的湿冷。

她订了一间民宿,步行距离可以到那个机构,房东是个台湾老太太,普通话说得带卷舌,留了一罐乌龙茶和一个电热水壶,还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wifi密码。

林秀梅放下行李,洗了澡,躺下,睡得很快,没有做梦。

第二天上午,她去报到。

那个机构名字很平,外观也平,门口种着几株不知名的常绿灌木,冬天绿着,看起来有一点过于努力的样子。

前台是个叫汉娜的女士,棕发,眼镜,讲话很慢,像是接受过专门的训练,每一句话都留出足够的停顿,给人反应的时间。

然后周安妮出现了,从走廊里走出来,穿着深蓝色的护士服,头发盘着,眼角有细纹,她看见林秀梅,用普通话说:"林女士,您来了,我是您的中文联络人,我叫周安妮,安妮是英文名,有什么不方便的直接跟我说。"

上海口音,说得自然,不生硬,林秀梅莫名松了一口气。

那天的流程很长,从上午到下午,评估、心理测试、家属意愿确认——这一栏她填了空白——然后是逐页签字,一本厚度将近两厘米的确认文件,周安妮坐在她旁边,一页一页翻,每一页都解释条款,语气认真,不催不急。林秀梅看得仔细,有一页问她是否了解该决定不可逆,她在那页停了几秒钟,签了名,字写得很工整,横平竖直,像给学生做示范的板书。

定下执行的日期是三天后。

那三天,她一个人走动。

第一天去了附近的一个玫瑰园,冬天的玫瑰园没有玫瑰,全是光秃秃的枝条,剪得很整齐,行列分明,像一排排还没有主题的标题。她在里面走了半个小时,没什么感觉,但是走完了才发现脚有点酸,就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去超市,买了一碗泡面,是上海某个牌子的葱油拌面,不知道怎么流通到这里来的,她在货架上认出那个包装,楞了一秒,拿了两袋。

回去用电热水壶泡,在台湾老太太留下的白瓷碗里搅开调料包,热气很足,葱油的香气在小房间里蔓延,味道跟在上海吃的完全一样,她想笑,笑了一下,然后把面吃完,把碗洗干净,放回架子上。

第三天她坐在民宿的小桌前,写了一封信,给陈宥轩。

她没有想太多,就写,写了很长,写到退休的那一年他还没走,她给他做的最后一顿饭是糖醋鱼,他当时嫌她加了太多醋,但还是吃了两块,写到陈建安走后她一个人搬过家具、换过灯泡、通过一次水管,没有叫过任何人,写到发现自己生病,写到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绝望,是因为这件事想明白了,她觉得她有权利选择一个干净的离开方式,不是逃,是她想好了之后做出的选择。

她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你不用来找我,也不用愧疚,你有你自己的日子,去过好。

然后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没有寄出去,因为她已经不知道他的地址。

第三天晚上,她把剩下的那袋泡面也泡了,坐在窗边吃完,窗外的松树在风里晃着,月亮很亮,那种高纬度冬天特有的清冷而辽阔的月亮,照在松林上面,像蒙了一层霜。

她看了很久,回到床上,睡着了。



执行那天,她六点半就醒了,比预约时间早了将近两个小时。

她在民宿的小卫生间里洗了脸,用那块台湾老太太备的薰衣草香皂,洗完,对着镜子看了自己一会儿。

五十七岁,头发里有白,额头上有纹,嘴角有两道轻微的法令纹,眼神清醒,不像一个要死的人,也不像一个能再活很多年的人,就是一张普通的、经历过事情的中年女人的脸,也没什么好看的,也没什么不好的。

她换上带来的一件干净的棉麻上衣,深蓝色,是她自己选的颜色,陈建安当年说她穿蓝色好看,她就一直爱穿蓝色。

到了机构,换上院服,躺上病床,护士艾米莉进来,给她扎了留置针,动作很熟练,角度精准,几乎没有痛感。

周安妮在走廊外待着,林秀梅知道,她说过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叫。

房间里的光很安静,百叶窗开了一扇,松林的影子透进来,在白色床单上晃着。

林秀梅把手放在肚子上,感觉到自己的呼吸,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很平稳,一点都不像最后的样子,但她知道这是最后的样子。

艾米莉端着托盘走到床边,她低下头,用那几个字的中文问她:"您确定要继续吗?"

"继续。"

她闭上眼睛,松林的影子还在她脸上,光碎的,轻的。

她脑子里浮出那只缺耳朵的熊猫,浮出七岁的陈宥轩蹲在厨房门口,"妈,今晚吃什么"——

然后门被推开了。

林秀梅的手指停在床单上,牛皮纸信封被她攥在手里,信封的纸有一种轻微的磨砂感,厚实,那种装正式文件才会用的规格。

左上角的落款,她又看了一遍:上海市某医院,病理科。

她用拇指摩挲那几个字,摩挲了一下,停住。

她从未在第六人民医院看过病,陈建安也没有,陈宥轩小时候生病都是去离家最近的区中心医院,她的通讯录里没有一个名字和第六人民医院有任何关联。

这个信封是怎么到这里的,谁知道她在这里,谁会把一份病理科的文件寄到波特兰的一家临终关怀机构来——这些问题一起涌上来,把她一向维持得很稳的那层平静,戳出了不止一个洞。

她颤抖着手拆开信封。

里面有两样东西,叠在一起。

最上面是一张纸,印着医院的抬头,是正式的报告格式,几行专业术语,字号很小,间距很窄。下面是一张手写的信,折叠整齐,用的是普通的信纸,却一下子扰乱了她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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