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观察丨“处”改“科”：挤掉的不只是头衔的虚火

据工人日报近日报道，江苏淮安、无锡、南通、高邮等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以“处”命名的全部改称“科”，以“科”命名的改为“股”，对应领导职务同步调整。此前，江西南昌于2020年率先出台规范性文件，要求市直党政群机关科级内设机构一律不得以“处”命名，明确“打掉虚名，回归法定”。多地联动，意味着这绝非孤立的地方试点，而是一次有组织的系统性纠偏。

一次机构名称，何以需要动用如此大的力道来纠偏？答案藏在这个词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本是货币学术语，指货币供应量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购买力下降、物价虚高。将其移植到机构编制领域，也非常贴切：一个正科级单位的内设科室，挂的是“处”的牌子；一位股级干部，出门被尊称“处长”。职级没变，名头却膨胀了一级甚至两级。这种只涨“名”不涨“级”的操作，在基层某些角落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淮安商务局原综合处更名为综合科，原财务处更名为财务科——看似只是换了一个牌子，背后却是几十年来机构编制管理长期失范的历史欠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象？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超的分析一针见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机构改革中，部分地方曾自行拔高机构规格，后虽在实体编制上被纠正，但“拔高一级称呼”的习惯却沿袭下来。这一“沿袭”，就是三四十年。

这三四十年，折射出的是一种虚荣心态。“名头高、有面子”，一位中部省份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实话实说，道出了其中真谛。招商引资需要“处长”出面，对上协调需要“处室”对接，仿佛称呼升一级，谈判桌前就硬气三分。这种心态，说到底是官本位思想的变种——不是用服务换认可，而是用名头撑门面。

更深一层看，名称失范暴露的是机构编制监管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盲区。长期以来，机构编制部门抓职数、抓规格、抓领导职数配备，是“硬指标”；名称使用、挂牌规范，是“软任务”。重实体编制、轻形式名称，结果是不规范的称呼在监管真空中逐渐固化，甚至反过来“倒逼”了某种扭曲的行政文化。当一个科的科长被叫成处长，当一个股的股长被喊成科长，受损害的不仅是行政层级的严肃性，更在日复一日的称谓惯性中，悄悄培育出一种“以名代实”的官僚亚文化。

此轮整治的深层意义，正在于此。多名专家均指出，机构名称是公权力的外在标识，擅自升格混淆行政层级、破坏组织严肃性，违反了行政组织法中“职权法定、机构法定”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处改科”不是简单的“正名”，而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在基层治理末梢的一次具体落地。它向各级机关传递的信号极其明确：机构编制的红线，不仅体现在职数多寡、规格高低，也体现在名称牌子、称谓用语上——任何形式的变通，都不再被允许。

当然，冷静地看，改名只是第一步。彭超等人提出的追问合情合理：名称规范了，架子是否依然故我？称谓到位了，干事创业的里子能否跟上？现实中确有隐忧：一些地方招商洽谈时递出的名片上印着“处长”，整改之后名片要重印，但见了上级部门依然点头哈腰；牌子上“综合科”换下了“综合处”，但科室内部的审批流程、办事效率，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形式主义有时比官僚主义更难对付，因为它有足够的耐心把自己伪装成“务实”。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处改科”折射的是中国基层治理走向法治的大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职权的法定化、机构的法定化、称谓的法定化，是这一体系不可或缺的底层构件。“处改科”与之对应，正是基层行政治理现代化必须补上的一课。它与近年来推进的“权责清单”“负面清单”“告知承诺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共同构成了一套从“名”到“实”的制度闭环：先正名，再清权，后规范，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行为中感受到边界的清晰、程序的透明、服务的可预期。

然而也要看到，这套闭环真正闭合，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名称规范了，谁来监督？称谓到位了，公众如何评判？下一步的改革，既要在公务员考核体系中加入“称谓规范性”的硬约束，也要在政务公开中纳入机构编制信息的可查询、可比对机制，让人民群众成为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唯有此，挤掉的虚火才不会在别处复燃，法定名称才不会在风声过后再度被“通胀”。

“处”改“科”，改的是一块牌子，看的是整个制度。挤掉的是虚火的称谓，检验的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色。这一步，已经迈出。

作者：张玲梅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