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我国银行业的演变历程与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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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二十三讲 我国银行业的演变历程与现代化发展

陈雨露

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南开大学校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上升到更高战略地位。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又以“六个强大”，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系统阐释金融强国的核心内涵，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战略部署，“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建议。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其发展历程既充分折射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演进历程，又深刻揭示了我国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一、我国银行业演变历程及其突出特征

中国银行业的演变，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主导下，逐步走向与市场规律深度融合的现代金融制度演变过程。

（一）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

1949年前，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从传统票号、钱庄向现代银行制度转型的漫长过程。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银行，标志着中资现代银行业的开端；此后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民国时期的“北四行”“南三行”等相继出现，近代银行体系逐步形成。由于外资银行、官僚资本银行和地方金融势力并存，叠加战争、通货膨胀和财政金融失序，近代银行业始终缺乏统一稳定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早期金融实践，1932年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48年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建立了初步统一的货币机制，为开创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定坚实基础。

1949年至1978年，中国银行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银行体制和计划金融体制的结合。在百废待兴、发展资金极度稀缺的历史条件下，建立集中统一的银行体系是现实的必然选择。人民银行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改造私营银行和钱庄，在全国建立起垂直领导的组织体系，通过“统存统贷”将全国信贷资金纳入国家计划统一调配，形成了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职能于一身的银行体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职能，形成以国家计划配置资金的“大一统”银行体系。该体系有利于在资金稀缺条件下集中金融资源，支持“一五”时期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但银行既管理金融又经营业务，缺乏独立核算、风险约束和竞争机制，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后多元化资金需求。

（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1979—1992年）

1979年至1992年，是中国银行业从“大一统”体制向多元化金融体系转型的关键时期。银行改革的主线是打破单一银行体制，重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工体系。为了承接相应业务，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恢复成立。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并承接原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分工的基本框架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的另一条主线，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出现。1987年，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此后，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股份制银行陆续设立，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机构也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银行业由过去单一行政化体系，逐步转向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

（三）第三阶段：党的十四大至十八大（1992—2012年）

1992年至2012年，是中国银行业制度框架加速现代化的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为：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发展商业性银行等。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承接国家重点建设、进出口支持和农业农村发展等政策性金融任务；原国有专业银行则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型。

1995年后，银行业改革逐步从机构分设转向经营机制改造。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相继出台，分别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和商业银行的企业法人地位。1998年前后，信贷规模管理逐步让位于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商业银行开始强化资本约束、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确立防风险、强监管主线；国家通过设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并在2003年前后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推动大型银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在监管体系方面，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原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监管职能被分离出来，银行业监管进入专业化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一方面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加强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影子银行等领域监管。到2012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已经基本完成从专业银行体系向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转型，形成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并存的多层次格局。

（四）第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主要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作为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系统加快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大力推进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中国银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金融工作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在风险治理方面，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六个稳定”，继续将“稳金融”列于第二位。在监管框架方面，2018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2023年又在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反映出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向更高层次统筹监管演进。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银行业更加突出结构优化。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并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

总体来看，2012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变化，是从“有没有现代银行体系”转向“能不能建设高质量现代银行体系”。银行业发展的主线，已由机构扩张和规模增长，转向稳健经营、精准服务、风险防控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制度完善。

二、我国银行业取得的发展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

（一）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1.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综合实力跃居全球前列

我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长期保持平稳增长，综合实力大幅增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达494.7万亿元，居世界首位。全球1000强银行中，143家中资银行上榜，前10位我国占据6席，显示出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国际影响力。结构上，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国有六大行总资产约229万亿元，占全行业约46%，发挥主力军和压舱石作用；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和民营银行分层分工，全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区域和客户群。

2.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持续优化

金融服务经济的质量，关键在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目前，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占比超过60%，表明银行体系仍是我国实体经济融资的主要供给方。同时贷款结构持续优化，重点向科技、普惠、绿色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整个“十四五”时期，这些领域贷款保持两位数增速，高于整体贷款平均增速，其中科研技术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年均增长27.2%、21.7%。这一时期，净息差持续下行，银行业主动让利实体经济，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服务收费等方式，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融资负担，助力宏观经济企稳回升。

3.普惠金融服务持续加强，金融覆盖率不断扩大

我国银行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明显提升。基础金融服务实现广泛覆盖，数字普惠深入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持续拓展，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成效明显。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城镇已实现银行机构全覆盖，乡村覆盖率达97.9%，建成近80万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行政村基本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稳步增长，2026年一季度末达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持续优化，普惠小微授信户数已超6000万户，覆盖约三分之一经营主体。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获贷率分别提升至50.3%和57.6%。2026年一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在机制与模式创新上，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联动的小微融资协调机制有效运转，商业银行通过“双基联动”合作贷款、“拎包银行”等方式切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4.银行业对外开放形成制度型开放格局，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中国大幅减少外资准入数量型门槛，全面取消银行保险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金融业对外开放从“要素流动”向“制度型开放”‌迈进。外资银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华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在连接中外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及推动金融创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截至2025年6月，全国共有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外资法人银行41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115家，覆盖27个省级行政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已全部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其中13家成立法人银行。‌‌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和全球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11年以来，工（2011）、中（2011）、农（2014）、建（2015）、交（2023）五家国有大行先后入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资银行全球布局持续深化。比如，2025年末中国银行集团拥有533家境外分支机构，覆盖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4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025年境外机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12.1%和6.9%，境外业务利润贡献度接近28%。中资银行国际化既承接中国企业出海和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也在国内净息差收窄背景下拓展了收入来源。2015年上线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离岸人民币清算提供了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国银行业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度持续提升。

5.行业监管体制机制日渐完善，风险防控能力大幅增强

我国银行业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管体制和机制，逐步构建起结构合理、功能完备、运转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监管体系。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百万亿级资产管理行业步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制度建设同步推进，“十四五”期间共发布各类监管规制171件，基本建立起贯通宏观审慎（含全口径跨境融资）与微观审慎、覆盖银行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金融法草案、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已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2023年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设立，加强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完成机构改革，“四级垂管”架构有效运转，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全面强化。风险化解方面，中小银行“减量提质”稳步推进，高风险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较峰值大幅压降，部分省份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贷款拨备率3.07%，资本充足率15%，各项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监管体制演进体现出从分业监管走向功能监管、从合规监管导向走向风险监管导向、从事后处置走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逻辑超越。

（二）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1.坚持党中央对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资本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的内在倾向。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从根本上规制这一倾向，确保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回顾银行业改革发展历程，每一次重大结构性突破，都在党中央战略决策和统一部署下完成。将党的领导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银行业行稳致远的关键。“十四五”时期，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组建，金融监管“四级垂管”架构的完善，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金融系统贯彻执行，形成了协同高效的金融治理新格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是中国银行业区别于西方银行业的根本特征。纯粹市场逻辑容易使金融资源简单地向高回报领域集中，难以自动流向最需要服务的群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对市场局限性的必要超越，使金融服务成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十四五”时期，这一价值取向在普惠金融覆盖、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养老金融等方面得到具体落实。银行业持续下沉服务重心，边远地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农户等群体得以更多地分享现代金融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救济的链条；养老金融加快布局，满足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上述实践的共同逻辑，是将社会公平有效内嵌于金融制度安排之中。

3.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决不能脱实向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自由化推动一些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持续扩张，金融深化超过一定阈值后，资本开始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我国银行业也出现过信贷结构偏移，资金经由影子银行通道聚集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弱化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服务实体经济确立为银行业发展根本宗旨。“十四五”时期，银行业围绕“五篇大文章”优化信贷投向，建立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等，引导资源从低效过剩领域向高效短缺领域流动，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制度安排矫正市场信号失真，将银行经营激励与实体经济真实需求重新锚定。

4.坚持将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既有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又自带风险基因。我国金融体量和复杂程度今非昔比，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好风险防控，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这揭示了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金融脆弱性源于期限错配、杠杆运作与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期容易滋生过度扩张和风险隐匿，下行期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2008年后，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失范、影子银行野蛮生长、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交织，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紧迫任务。“十四五”时期，银行业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处置了一批突出风险点，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小银行通过吸收合并、市场化解散等方式减量提质，高风险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幅压降；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红线；房地产风险处置通过融资协调机制和“白名单”项目支持，有效阻断风险传染外溢。实践表明，维护金融安全既要在风险显现时果断应对，更要构建抑制顺周期行为、约束过度冒险的长效机制。

5.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在于推动金融体系更好匹配实体经济真实需求。我国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业在支持大规模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也存在机构同质竞争、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等问题。“十四五”时期的深化改革有效改进了上述问题。在机构体系上，形成大中小机构差异化定位、协同发展的格局，通过“减量提质”提升整体效能。在公司治理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权责透明、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持续完善。在经营机制上，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内部管理和成本管控能力增强。在对外开放上，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外资准入不断放宽，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支付体系持续完善。在数字化转型上，金融科技深度应用，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智能风控等走在世界前列。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银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适配、更稳健的金融支撑。

这五条经验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关系：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价值取向，服务实体经济是立身之本，防控风险是永恒主题，深化改革是动力源泉，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系统逻辑。

三、我国银行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在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下，“十五五”期间我国银行业现代化发展面临时代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银行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时代机遇

1.以“五篇大文章”优化信贷结构是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科技金融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推广知识产权质押、投贷联动等新模式；绿色金融契合“双碳”目标，绿色信贷、转型债券正成为新增长点；普惠金融借助数据风控覆盖小微、乡村振兴等长尾客群，践行金融为民并培育新增长点；养老金融伴随第三支柱扩围和适老化升级，市场空间巨大；数字金融贯穿始终，成为优化信贷结构的基础能力。由此银行可摆脱对房地产、地方基建的过度依赖，构建均衡、可持续的信贷资产组合，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2.以数字化实现降本增效与风险管理升级，是银行业构筑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随着数字金融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进一步释放了银行的规模与产业链优势。降本增效方面，产业链数据透明化与人工智能大幅压缩了获客及管理成本，供应链金融的规模经济效应显现。风险管理方面，基于企业动态行为数据和大模型，信用评估从依赖静态抵押物转向实时经营能力评估；区块链以主体与交易双重确权，打破了对核心企业信用过度依赖，将融资延伸至产业链末梢。同时，随着API生态嵌入产业场景，智能投顾降低了财富管理门槛，催进了服务模式革新。数字化正成为银行业分化的分水岭，具备规模效应和数据生态的机构将占据明显优势。

3.财富管理金融正迎来“黄金十年”发展期，这是居民财富积累与结构转型共同催生的历史性机遇。我国人均GDP近1.4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壮大，社会正从“储蓄时代”迈向“财富管理时代”。房地产财富效应减弱，存款搬家趋势明显，权益类、混合类产品需求上升，高净值客户跨境配置需求增长。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铺开，第二、三支柱加速发展，银行凭借账户优势有望成为养老金融重要入口。银行依托理财子公司、基金投资顾问、跨境理财通等牌照，可整合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私人银行业务形成服务闭环，盈利模式将从息差收入向管理费、投顾费及超额业绩分成转变。

4.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银行业开辟了新的战略发展空间。统一大市场打破了地方保护，使异地展业、跨行结算、统一授信更加畅通，头部银行可拓展至全国客户，区域银行则深耕本地产业链形成差异化优势。要素流动加快促成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合一，供应链金融、动产融资等迎来规模化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下，内循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县域消费，为中西部银行带来增量市场；外循环要求银行提升跨境结算、汇率避险及境外融资能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数字人民币跨境试点也为中资大行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我国银行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若干挑战

第一，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除全球债务、能源供给、AI科技泡沫等重大潜在风险外，国际支付清算系统被用作制裁工具，使金融基础设施的政治化风险从理论变为现实，揭示了中资银行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性。与此同时，资本监管、绿色金融标准、数字货币监管等议题正成为国际金融治理的新规则场，发达经济体凭借先发优势主导规则制定。上述外部制度环境带来的结构性挑战，有赖于国家层面的战略统筹与制度保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是化解这一风险性的战略路径。同时，也要求银行业自身在合规能力与全球治理参与上实现实质性提升。

第二，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传统增长模式经受挑战，效率提升面临结构性压力。随着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抵押物和短期财务指标为核心的传统信贷逻辑，与科技企业的价值创造方式难以适配。与此同时，净息差已降至历史低位，依靠信贷扩张和利差收入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此情形下，银行既要转变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也要重构自身盈利模式，但两者均面临深层制约。传统风控体系难以识别和定价技术资产，研发长周期与银行短期资金结构存在期限错配，信贷供给与科创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缺口难以弥合；数字化转型则受制于数据权属不清与共享机制缺失，大中小银行间的能力分化持续加剧；财富管理转型所要求的资产配置能力与银行长期积累的信贷风控能力存在本质差异，能力跃迁难以短期完成。

第三，在系统性风险防控方面，风险防控的制度基础与法治保障仍需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债务压力尚未完全出清，风险仍可能向金融体系传导；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薄弱、资本补充困难，改革化险需持续推进。从制度根源看，风险的积累与处置长期受到法制不完善的制约，现有金融法律体系缺乏基础立法，风险处置的权责框架不清晰，事前防范与事后问责缺乏有力的制度依托。与此同时，数字金融深化带来新型风险挑战，网络安全威胁常态化、模型趋同与算法黑箱等问题不断显现，而现行监管法律框架制定于数字金融兴起之前，监管工具与覆盖范围存在明显滞后，难以适应风险形态的深刻变化。

第四，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践行普惠金融与社会责任，推动金融资源配置更加公平仍面临现实挑战。小微企业与“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根本化解，农村信用体系薄弱、有效抵押物不足等老问题依然突出。数字技术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约束，但缺乏经营数据或数字化程度低的主体仍难获益，普惠总量扩大与结构性失衡并存的格局短期内仍将存在。养老金融供给滞后于老龄化进程，产品同质化、长期资金管理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多层次养老保障需求。绿色金融则面临碳核算标准不统一、伪造环保的“漂绿”风险与期限错配等多重制约。此外，金融机构以规模和利润为导向的逻辑，与普惠金融所要求的义利兼顾、服务基层的价值取向存在一定偏差，需要在考核机制、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等方面持续优化。

四、几点思考与建议

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要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具有适合自身国情的鲜明特色。一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决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八个坚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二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从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金融效率并重，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与可及性，防止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四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全面强化“五大监管”的同时，明确金融监管与发展相统筹的政策取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中资银行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

第二，积极发展科技金融，有力支持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原始创新投入不足，推动政策、市场、技术、人才等要素形成合力。二要健全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引导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和专属风控模型，提升识别科技企业技术价值与成长潜力的专业水平，改变过度依赖抵押物和短期财务指标的传统信贷逻辑。三要完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供给，围绕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不同需求，构建“贷款、债券、股权、保险、担保”协同支持体系，并以数字化转型形成适应轻资产、科技型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新模式。四要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更多中长期耐心资本流向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领域。五要强化政策协同和风险分担，完善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和尽职免责机制，防止科技金融异化为概念化、套利化融资，以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金融体系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三，要坚持立法先行，夯实金融法治根基。一要积极推进金融法立法进程，填补金融领域长期缺乏统领性基础法律的空白，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成熟改革经验转化为稳定的法律规范，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二要推动金融稳定法及时出台，构建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问责的全流程制度安排，压实股东、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各方责任，筑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制度防线。三要有序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修订，强化央行在流动性管理、系统性风险监测等方面的法定职责，并为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与跨境使用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四要加快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实现监管范围、监管工具和责任体系的系统性升级，强化穿透式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形成有力法律震慑。

第四，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植中国先进金融文化，造就一批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和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卓越金融人才。一要将信义为本、稳健经营、服务实体、义利兼顾等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按照“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标准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从源头筑牢道德底线与职业操守。二要加强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感，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行与风险挂钩的长效激励安排，完善违规行为的问责与职业禁入制度，实现优秀金融从业者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从制度层面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与操作风险。三要加快实施国家卓越金融人才专项培养计划，依托一流高校、大型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等教育实践平台，一体化重点培养既深刻理解中国国情与政策环境、又熟练掌握国际规则、金融科技、风险管理等前沿领域的复合型高端人才，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后备队伍保障。

（主讲人系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校长）

名词解释：

1.资本充足率：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它用来衡量银行在存款人资产受损前，能用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是评估银行稳健性的核心指标。

2.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是指游离于传统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之外，从事类似银行的‌信用中介‌活动，但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资格、不受存款准备金和资本充足率等严格约束的金融机构及业务体系。

3.转型债券：是指为支持适应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低碳转型领域‌的债务融资工具。它是绿色金融的有益补充，旨在解决传统高碳行业（“棕色资产”）因不符合纯绿标准而难以获得绿色融资的问题，支持其向低碳或零碳路径过渡。

4.金融顺周期性：是指金融变量（如信贷、资产价格、杠杆率）与经济周期‌同向波动‌并‌放大‌经济波动的现象。其核心特征是“繁荣时助推繁荣，衰退时加剧衰退”，形成正反馈循环，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生机制。

5.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两大支柱，二者在目标、视角和工具上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维护金融稳定的完整框架。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其核心理念是“整体稳定不等于个体简单加总”，关注风险的跨机构、跨市场传染及顺周期效应。微观审慎监管‌旨在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防止个别机构倒闭引发局部风险。其核心理念是“个体健康即系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