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人民网党史频道《外交战线上的"姐妹花"》、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延梅《龚澎外交生涯传奇人生》、《历任副部长及部长助理》、 乔宗淮《怀念我的母亲龚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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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8日，北京，外交部成立大典。
会议室里聚集着一批刚刚从数十年枪炮硝烟中走出来的人。
其中不乏身经百战的老干部，每一个人背后都挂着一段厚重的历史。
外交部长周恩来手持花名册，逐一向在场同仁介绍即将走上外交战线的干部人选，照例简洁，照例清晰，从不多一个字。
点到情报司司长一职时，周恩来停了一下。
他抬起头，对着满室的人说：龚澎同志你们认识吗，她是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夫人。
这句话，在场的许多人事后反复提及。
它的分量不在措辞，而在语气。
周恩来在这个场合专门提起一个人名，本身就是一种极不寻常的强调。
在座十几位正司级干部里，龚澎是唯一的女性。
那一年，她三十五岁。
1973年，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龚澎的子女乔宗淮、乔松都兄妹谈及其母时，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说这话时，距龚澎去世已三年。
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修辞，只有陈述的重量。
伟人在得知龚澎与乔冠华成婚之后，提笔写下了两句话："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这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伟人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时，得知两人是夫妻后所写，既是一句婚礼祝辞，也是对龚澎本人最直接的人物评价。
彭德怀，一个在百团大战中指挥数十万大军的将帅，从来不以溢美之词著称。
1938年秋，他在赴太行山的路途中与龚澎同行，一路交谈，随即决定将她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
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个将帅说出这句话，针对的是一名秘书——这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
三个人，三句话，三个不同的场合，方向几乎一致。
龚澎究竟做了什么，能让这三位出身迥异、性格各别的顶尖人物，在不同时间给出近乎相同的评价——这个答案，藏在她五十五年的生命历程里，而且，远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厚重。
【一】流亡横滨的将门之后
1914年10月10日，日本横滨，龚镇洲的妻子徐文在一间逼仄的出租屋里生下了她们的第二个女儿。
出生那天，正值中华民国国庆日，龚镇洲当即为这个孩子取名"龚庆生"，后又改名"龚维航"——这两个名字背后，是一个流亡异乡的革命者对故土最直白的寄托。
龚镇洲的出身并不普通。
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之后曾一同留学日本。
龚澎的母亲徐文，是革命先驱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这个家庭的血脉，与中国近代史的脉络本就深度交织。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龚镇洲遭到袁世凯通缉，带着妻子抱着年幼的长女龚普生，连夜登船，逃往日本横滨。
1914年同年10月，龚澎在横滨出生，从落地第一天开始，她的人生就与"流亡"二字连在一起。
1916年，袁世凯死后，龚镇洲一家才得以回国。
回国之后，龚镇洲先后被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广东虎门要塞总指挥，龚澎在广州度过了童年时光，1925年随家人迁居上海蒲石村，也就是今天的长乐路339弄。
尽管家境后来趋于平淡，龚镇洲仍坚持将两个女儿送进了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那是当时沪上最知名的教会女子学校之一，教学以英语授课为主。
龚澎和姐姐龚普生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这一基础，此后在她人生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龚镇洲对子女的教育并不局限于课业。
据记述，他时常将年幼的龚澎抱在膝头，告诉她"外国人还在欺负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你坚持努力，女孩和男孩一样，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这句话，龚澎一生都没有忘记，也一生都在用行动去验证。
1928年，龚澎与姐姐龚普生一同入读圣玛利亚女中。
五年之后的1933年，年仅十九岁的龚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大当时被列为全国顶尖学府之一，能进去的人，无不是天资出众者。
龚澎进去之后，不仅课业拔尖，还担任了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和财务部长。
她的外貌出众，谈吐得体，一时间"燕大校花"的名声在校园里流传开来。
然而这不过是她人生最平静的一段时期，一场风暴正在逼近。
1935年12月9日，北平。
在日本步步蚕食华北的背景下，北平学联组织了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这场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醒目的坐标——它是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在历史的断裂处，做出的一次集体抉择。
龚澎在这场运动中担任大队长，带头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就在同年12月12日，龚澎与姐姐龚普生在燕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建议，共同主持召开了一场外国记者招待会——
把学生爱国运动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这场招待会，是姐妹俩外交生涯的最初预演，也是龚澎第一次站在一个面向世界的发言台前。
那一年，她二十一岁。
1936年，经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陈矩孙介绍，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她将名字改为"龚澎"——"澎"字，取自她深为敬仰的革命烈士彭湃。
她说，她要像彭湃一样，掀起澎湃巨浪。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即赶赴上海，回到圣玛利亚女中任教，同时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从事地下党活动。
1938年初，卢沟桥事变爆发已近半年，上海沦陷，龚澎决定离开，她取道香港，辗转奔赴延安。
那条路，并不好走。
【二】延安磨砺，太行山上的人才
1938年春，龚澎抵达延安，成为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
马列学院是当时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核心机构，学员中有不少日后在党政军各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龚澎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因为英语能力出众，时常被单独抽调承担翻译工作。
1938年7月，在延安举行的一次有外国朋友参加的纪念集会上，伟人亲点龚澎担任翻译——这是她第一次为伟人出任英语翻译。
此后，这样的机会不止一次。
她的翻译工作被评价为准确、冷静、不失语境，语言在传递时几乎不损耗信息量。
1938年10月，龚澎结束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
就在从延安出发前往太行山的途中，她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相遇。
这段路途不短，二人一路交谈。
彭德怀是出了名的直脾气，轻易不表态，但在与龚澎这一路相处下来，他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将她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而不是按原定计划送往《新华日报》。
彭德怀后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句话，后来成了许多人回忆彭德怀与龚澎这段渊源时最常援引的一句。
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龚澎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直接在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将军的领导下承担工作。
在太行山区的这段时间，是她将理论与实务结合起来的阶段。
她不仅处理文书秘书事务，还参与部队与各方来访者之间的沟通联络，积累了大量实际的人际协调和信息处理经验。
也是在太行山，龚澎结识了从德国留学归来、同样在秘书处任职的刘文华。
两人相恋，于1940年8月1日结为夫妻。
然而婚后不满一个月，两人便因工作需要分离。
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人才，中央组织部点名让龚澎前往重庆。
龚澎服从了组织安排。
她离开太行山，离开了刚刚成婚不足一个月的丈夫，只身奔赴重庆。
1940年9月底，龚澎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被分配至外事组工作，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
这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起点，也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传奇的开端。
彭德怀当年说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接下来在重庆发生的一切，将把这句评语一步步变成可见的事实。
【三】重庆岁月：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1940年12月，龚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新闻发言人。
那是一个舆论高度紧张的城市。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集聚了40余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以及来自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美联社、德新社等国际新闻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
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外籍人士达1192人。
美国的《时代》《生活》《读者文摘》，英国的《每日邮报》《泰晤士报》，以及《悉尼晨报》《巴黎晚报》等著名报刊，在重庆均驻有记者。
这些记者需要新闻，需要信息，需要能够和他们对话的人。
他们当中不少人来时对中共抱有强烈偏见，而国民党宣传机构的信息失真又让他们对一切官方发布保持戒备。
这一背景下，龚澎的出现，给了他们另一个选项。
她每天出现在位于重庆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发布消息，通报解放区敌后抗战情况，揭露国民党制造的各类阴谋，同时向他们传递中共的基本立场与方针。
她以英语流利、思维缜密、反应机智，很快成为那个记者站里最被关注的身影。
外国记者们对她的评价，留下了不止一份记录。
美国记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1943年以国务院文官身份在重庆见过龚澎，后在日记中写道："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不只是费正清。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参与撰写者约翰·麦尔比，也在事后表示，龚澎改变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原有偏见。
另有外国记者坦言，"因她的魅力而发狂"，还有人暗自对她表示倾慕。
不过这些评价，从来不是龚澎真正在意的部分。
龚澎更在意的，是每一个信息能否精准传出去。
她在担任周恩来外事秘书期间，每隔几天就会把从外国记者处了解的情况整理成简报，附上自己的分析和建议，供周恩来参考。
同时，她还承担了大量笔译工作——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的重要文章和伟人、周恩来的公开讲话翻译成英文，精益求精，每一份稿件都反复校准，随后快速编印，分送到各路外国记者手中。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这是国共关系中最危险的时刻之一。
龚澎与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主动走访各国使馆和外国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大量核实过的事实揭露事变真相，阐明中共立场，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的声音。
这是她上任以来面对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危机，她没有回避，直接迎上去。
在重庆期间，她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有一次她患了痢疾，立刻有外国记者主动把她送到美国海军医生处治疗；
她姐姐龚普生从昆明寄来一箱药品和衣物，也是几名美国记者一个接一个地辗转传递到重庆——他们如此操心，只是为了避免通过邮局寄出，留下龚澎是共产党员的收件痕迹。
这个细节，折射出她在这批国际记者中赢得的信任有多深。
1942年7月29日，其父龚镇洲在桂林病故。
不幸的是，尚未走出丧父之痛的她，却再次遭到打击。
由于几个月没有收到刘文华的信，在战争环境下她不能不敏感。
面对龚澎的询问，周恩来神情凝重，终于告之实情：刘文华在前线征战途中，因患急性盲肠炎得不到及时救治，被夺走了生命，年仅三十岁。
周恩来得到消息时正值龚父病故，因不忍让龚澎再受刺激，所以一直隐瞒。
周恩来把刘文华弥留之际口述的遗书转交给龚澎，遗书最后几句写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
龚澎看到此处，再也控制不住，转身跑回宿舍，躲进被窝痛哭。
她没有请假，没有停工。
邓颖超去宿舍看过她，周恩来找她谈过话，给了她支持和鼓励。
之后，她把自己埋进工作里，这是她唯一知道的方式。
1942年末，才子乔冠华来到重庆，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也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龚澎。
两人一见如故，谈文论史，相互欣赏，从此再未分离。
朋友们戏称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1943年秋，两人在重庆曾家岩50号3楼完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
同年9月，伟人来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
谈判期间，龚澎全程担任伟人的英语翻译，无论是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还是接见各路外国记者和国际友人，都是龚澎在一旁陪同。
也就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伟人第一次见到了龚澎的丈夫乔冠华。
得知两人是夫妻，伟人当即称赞：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10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撤回延安。
临行前，他安排龚澎与乔冠华夫妇前往香港，继续开展对外宣传工作。
此后，龚澎化名"钟威洛"，以此身份向港英当局登记，主编中共首份外文期刊——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赶在1946年除夕推出创刊号。
这份刊物不仅向全球华人和国际人士报道国共战争的真实进程，更成为当时中共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重要阵地。
龚澎在其中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栏目中大量文章出自她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龚澎与乔冠华抵达香港之前，龚澎已是传播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人——
这本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四】从情报司司长到外交部卡位，那份震动全场的绝密情报
1949年10月1日，龚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身着宽大旧军服，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9月，她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筹备开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随后出席了开国大典。
同年11月8日，外交部情报司成立，周恩来专程在成立典礼上向全体同仁介绍龚澎其人。
1949年12月26日，35岁的龚澎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即后来的新闻司前身）第一任司长，成为外交部历史上第一位女司长，也是那一届正司级干部中唯一的女性。
接手新闻司之初，龚澎立即着手建立新闻发布工作的基本机制。
她在司内倡办了《临时通报》《快报》等内部刊物，系统汇编国际舆论动态，供外交部各司及高层决策参考；
1957年之后，这批刊物被统一更名为《新情况》，为此后外交部的决策工作提供了持续不断的信息支撑。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对新中国的外交格局形成了根本性冲击。
战争进行期间，龚澎在情报工作上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贡献——据其子乔宗淮事后披露，朝鲜战争期间，龚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中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点，经过周密部署，成功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一批内部文件。
这批文件对中方研判美军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及影响，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参考依据。
伟人得知后十分重视，亲自在龚澎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时隔十余年，伟人再次提及此事，仍对龚澎的工作赞许有加。
1955年，龚澎组织外国记者赴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和采访，由此促成拍摄了后来荣获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
1956年，英籍作家韩素音经龚澎的引荐和推动，在得到批准后首次来华采访，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段渊源让韩素音此后每年都来中国，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往来。
然而就在这段黄金期后，一个变故突然到来。
1958年4月，龚澎被下放至北京周口店工作，历时近一年，至1959年1月方才恢复，重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职位。
1959年1月至1963年11月，龚澎再度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1960年，她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此次周恩来亲自提名，由她出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这是对她第一次日内瓦会议表现的直接回应，更是一种明确的信任。
1964年9月，龚澎主持组织了陈毅副总理与300余位中外记者的大规模见面会，这是当时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外交新闻活动之一，从筹备到执行，均由龚澎统筹，现场运转有序，国内外舆论反应热烈。
1964年10月，龚澎正式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主管新闻司工作，新闻司司长一职由秦加林接任。
她是外交部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部长助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比任何人预想的都更出人意料——而那件事，直接改写了她此后所有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