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寻：猫女（附创作谈和同期作者马舞短评）丨天涯·青年作家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青年作家小辑

编者按

文学的生机，永远藏在青年写作者新鲜、赤诚的笔端。长久以来，《天涯》始终关注文学新人，以 “新人工作间”“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青年作家小辑” 等方式，推介新人新作，并依托公众号新人互评、年度回访，以及直播等形式，持续追踪青年创作者的写作路径，为新生文学力量搭建平台。

2026年第4期 “青年作家小辑”，集结郁栎筵、吴寻、马舞、非非、李柳杨五位青年作者，他们的小说纯粹真挚，极具探索性。郁栎筵《海边的小男孩》与吴寻《猫女》向内扎根，以家庭、家族为叙事底色，描摹时代浪潮下普通人迂回辗转的生命境遇，细腻道尽个体与亲缘、岁月的羁绊。马舞《消失的大圣》、非非《落地窗》与李柳杨《卖诗》则望向理想与现实的交界，笔下人物奔赴精神世界，又落地烟火人间，在犹疑中寻得与生活和解、回应自我的答案。青年写作从不囿于单一叙事，而是一边回望现实烟火，一边远望精神旷野。

近期，我们将陆续推送2026年第4期 “青年作家小辑”全部小说。推送这个小辑的小说时，还是按照惯例，采取闭环互评的方式，即后一位作者评前一位作者的小说，第一位作者评最后一位作者的小说，形成闭环。同时，也诚邀邀读者一同走进这些青年作家用文字构造的精神世界，见证文学新声破土生长。

吴寻创作谈

故事开始了：喵……

记得《天涯》杂志的编辑加我微信后，给我发的第一条消息是，你这篇小说有没有原型？我说，有，是我家里的事。他说，好的。

《猫女》这篇小说是写我姑姑吴琴，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女大学生，与家庭乃至命运抗衡的故事。好玩的地方是，小说中吴琴有一只猫。我也不知道这只猫是怎么浮现出来的，但有了这只猫，故事变得有趣起来。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把吴琴的故事写成小说，迟迟未动笔。可能是在等一个时机，或者等一种小说的结构。记得开始动笔写《猫女》，是在2023年的4月份，我在一家媒体机构上班之余，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写完初稿。

拿给身边的人看，包括我老婆，他们都毫不客气地跟我说出真话：不怎么样。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多，我开始进行漫长的修改。这个过程就像装修，本质上是在装修我的记忆。关于吴琴以及我们家庭的记忆，是阴暗的、惨淡的、凋敝的，如同那时我家的老房子。我有义务把它们装修得亮亮堂堂，让更多读者走进来观摩、品味、思考。

有时候觉得我像一头老牛一样，不断咀嚼那些记忆，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般，出现在睡梦里，也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瞬间。我长时间被记忆控制，我为记忆而生。关于吴琴的记忆更像是一根针，扎进我脑袋里，时不时疼一下子，这也逼迫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把它拔出来。

小说可能就是这个方式。

漫长的修改过程，我也流了无数次眼泪。尽管我虚构很多情节，可它的内核无比真实，如汹涌的巨浪一次次把我打翻，不得不停笔。

吴琴和奶奶斗了一辈子，起初我同情吴琴，怨恨奶奶。但对奶奶的怨恨让我一度误入歧途，导致小说难以推进，如果写这篇小说只是为了控诉一个人，那注定没法写好。作为小说写作者，我不能仅仅做个审判两人恩怨的判官。

意识到这一点，我把视线从吴琴身上挪开一点，放到奶奶那边，于是整个故事变得顺畅了，立体了。我也突然明白，自己的记忆并不代表绝对的正确，记忆往往会被某个极端观念扭曲变形。我感受到，笔下的奶奶也想发出自己藏在内心深处的声音。

一个写作者应该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笔不是刀，不应赋予它过大的权力以至于让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完全失语。

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过于老旧，在当前时代是否还有价值。尤其被不断拒稿的时候。但又如何呢，如果它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外在的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

我始终相信一点，一位作者若是能写出一个极有信念感的小说，和他当时的处境是有很大关联的。我写吴琴的故事，本质上是在写我自己。那个在一线城市打工，拿着微薄的工资，上不去，下不来，长时间悬停在一种艰难处境的人。

这么说显得有些矫情，哪个普通打工人不是这样呢？但它却是这个故事诞生的触发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我把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另一个时空里的吴琴身上，故事便开始了。喵。

马舞短评

驶向更大的自由

小说《猫女》拥有一个极具艺术电影感的开篇：一个浑身雪白毛发的女人，如动物般攀爬在翠绿的梧桐枝杈间，冲着碧蓝天空发出苍凉且怪异的吼叫。这个远离大地、停在树枝间的动作，很自然让我联想到卡尔维诺的经典《树上的男爵》。

但柯西莫的树上之旅疏离而浪漫，而猫女的开篇则充满冲突。色彩、轮廓与感官信息的强烈对撞，给全文奠定了一种清透又哀伤的魔幻现实主义基调。

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作者和读者的目光始终透过少年“我”的眼睛，温柔而克制地停留在主人公吴琴身上。一个时髦、叛逆，骑着火红木兰摩托的女大学生，如何一步步被村庄和家庭困住，渐渐失去爱情和自由，最终异化为猫的形态，迎来寓言般的悲剧结局。

由人到猫的异化是小说最刺目的隐喻。一种精神崩溃的外化，同时也是与礼教文明和宗族逻辑的彻底决裂。究竟是什么让吴琴变成猫女，又是哪一双手最终将雪白的她从梧桐树下推下？你可以找到无数正确的主题，女性困境、城乡撕裂、宗族压抑等等，但读完全文，最贯穿胸膛的却是一种生命力的耗散和轮转。

不停出逃却总被困的吴琴，读着《红楼梦》被车轮碾过的王浩，有过抗争但最终放弃的吴川，冷眼旁观的阿花，甚至全文最大“反派”吴母，那种横冲直撞的旺盛生命力也跟随叙事渐渐磨损，最后耗散为一声虚弱的抵命和解。

这种宿命般的耗散让人唏嘘，也让人着迷。正如文中所说，麦子割完一季又长一季，日子能将一切抹平。但耗散的生命去向了何处？

全文最后，作者还是给出了一个温柔结局。少年“我”离开村子，看见吴琴骑着木兰向他驶来。虽然是幻象，这次吴琴不再是归乡，而是与少年合为一体，也与所有注视着她的读者合为一体，生命通过叙事联结，一齐驶向更大的自由。

猫女

吴寻

一

吴琴上树的那天十分平常，我和姐姐都在场，地点就在我家门口。那是一个无风的晴天，中午放学回家，我们站在沟对岸看到梧桐树下挤满人，沟岸上一排槐树的叶子一动不动，唯独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剧烈颤抖。阳光把树叶剪裁成手掌一样的轮廓，它们泛着饱满浓重的绿色，在空中毫无生气地挥舞，透过树叶间的缝隙，能看到树丛中闪着明亮的白色斑点。

接着，吴琴从那浓密的绿叶中闪跳出来，一瞬间，我们眼前出现一道耀眼的白光。她不再是原先的样子，浑身长满雪白的毛发，连头和脚也没落下。发力的时候，手掌和脚掌扭曲成动物的爪子一般。她从梧桐树的一根枝杈跳到另一根枝杈，动作十分灵敏，每一次跳跃，手脚都能精准地攀爬到树杈上。由于长时间未修剪，那指甲像刀子一般锋利，抠进鲜嫩的树皮中，流出晶莹剔透的绿色汁液。

跳累了，她身体匍匐在树上，背部随着呼吸起起伏伏，时而仰起脑袋，冲着碧蓝的天空，发出苍凉且怪异的吼叫声。停歇一阵后，她再次在树杈间跳跃起来，树叶终于经受不住这般摇晃，开始摇摇欲坠。而最先飘落的是吴琴身上那如雪般的毛发。

这不算什么稀奇事，自小我就知道，农村发生什么事都不稀奇。村里人相信日子能将一切抹平，就像地里的麦子，割完一季又长一季，没人在乎一穗麦子掀起的小风小浪。

吴琴是我们姑姑，相比于妈妈，那几年吴琴跟我们处的时间更长，对她的事记得可清。我和姐姐核实过无数遍吴琴上树的情景，试图确认不会再有什么差错，至今只有一个信息没能达成一致。姐姐记得吴琴上的是我那棵树，而我记得吴琴上的是她那棵树。

我家门口有两棵梧桐树，相距不到十米，它们是在我三岁那年栽下的，一棵属于我，一棵属于姐姐。原本爸爸只为我栽了一棵，吴琴认为这不公平，指责爸爸思想老旧，疼儿不疼女，所以她为姐姐栽了一棵。平时我们总是把两棵树弄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爸爸用一把瑞士军刀在我那棵树上刻上我的名字，吴琴照葫芦画瓢，在姐姐那棵树上刻上她的名字。

最初它们只是两棵一人高的小树，没几年便亭亭如盖。随着树干粗壮起来，树皮一年年脱落，刻在上面的名字也走了形，刀痕渐渐变浅，直到两个名字彻底消失。

吴琴到底上的是哪棵树，我们或许真记不清了，但有件事我们的记忆是一致的。吴琴从树上摔下来后不久，她养的那只白猫也爬到这棵树上，在上面足足待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终于因体力不支从树上坠落，一命呜呼。当时是喜鹊产蛋的季节，我们以为猫已经把喜鹊蛋偷吃得一干二净，爸爸踩着梯子爬上去，发现喜鹊蛋一个也没少，显然猫不是冲着那些鸟蛋爬上去的。

这年，我和姐姐约好回家祭祖。我们都已年过三十，她不到二十岁就嫁到外市，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我们只在人生几个重要节点见过面。二十多年过去了，原先住的宅子已经破败不堪，十多家住户全部搬了出去，宅子外面的围沟不再像记忆中那么宽阔，黑绿的水泛着腥味。我家的几间瓦房倒塌成一片废墟，周围杂草丛生，那两棵曾经亭亭如盖的梧桐树也消失了。

我和姐姐踩在杂草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两截被锯断的木桩，拂去上面的尘土和木屑，一圈圈眩目的年轮清晰起来。我们蹲在属于各自的树桩前，漫不经心地相互望了一眼，关于吴琴的记忆开始沿着年轮一圈圈倒回去。

二

吴琴大学毕业后在镇上上班，住在街上的一套新房子里，过着城里人的生活。那房子有三间卧室，每间卧室都有张席梦思床，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厕所在一间小房子里，丝毫闻不到臭味，镇上的人管这叫卫生间。这是爷爷奶奶为叔叔买的婚房，叔叔远在广州打工，一时回不来，吴琴就暂时住在这。

她偶尔回趟村，打扮得跟村里人两个样，嘴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一头时髦的卷发，阔腿牛仔裤下面是一双黑色高跟鞋。她只顾低头走路，步履匆匆，高跟鞋踩在泥土路上，不声不响，眼睛谁也不看。后来她买了辆木兰车，进了村就风风火火一路骑到家，躲避掉与人搭话的麻烦。

春节过后，爸妈拉着我到镇上坐车。大巴车停在一片泥泞的土路上，车身上用红漆写着“耿棚—上海”，许多人正在排队上车，检票员坐在一张桌子上勾勾画画。一些检完票的男人行动迟缓，不舍得上车，他们的眼睛正盯着吴琴。她双手扶着一辆红色木兰，站在干净的水泥路上，头箍把她的刘海高高束起，露出洁净明亮的额头，脖子缩在一件白色高领毛衣里。

妈妈把我拉到她的身旁，又从包里掏出几根火腿肠给我。

“吴琴，小东就交给你了。”妈妈说。

“看什么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吴琴冲着那些男人说，仿佛没听到妈妈的话。

“嫂子放心，交给我。”她把目光转向妈妈，目送他们上车。

吴琴在镇上卖农药和化肥，身上总散发一股刺鼻味，像硫磺，又像尿素。她把我抱到木兰车上，车猛然冲出去，害我一屁股摔倒在地，她跑过来拍掉我屁股上的灰尘，往大巴车那边望了望，好像担心被爸妈看到似的。我们上了楼，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火腿肠，一阵落寞从心底涌上来，时间突然变得寂静无比。

我问：“姑，爸妈为什么总去上海打工？”

“这还用问，给你挣钱上学。”

“为啥要去恁远的地方挣钱？”

“因为只有上海才有很多钱。”

吴琴从墙上取下那把黄色吉他，边弹边唱起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我盯着阳台上的那串彩色风铃，很快进入梦乡。

吴琴在家中排名老二，哥哥是我爸，弟弟是我叔。爸和叔没上过几年学，早早出门打工，吴琴反而一路读下去，成为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农村姑娘考上大学和能否去上大学是两回事，那年夏天，吴琴收到合肥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奶奶把她锁在厢房里，跟她说：“小丫头上几年学就可以了，供你上大学不还是要嫁人吗，图个啥？”爷爷在镇里的合作社上班，家里的事他一向不大过问。

吴琴被奶奶锁在阴暗的厢房里，一天三顿饭都在屋里吃，头几日她疯狂拍门、砸东西，大概是力气用尽了，往后屋里一直静悄悄的。太奶奶生前最疼爱吴琴，吴琴抓住这一点，有一天爷爷很晚才从镇上回家，浑身带着酒气，一个声音忽然飘进他耳朵里。

“别动，又去跟狐朋狗友喝酒了？”

“你是谁？”爷爷立即站定不动。

那声音说：“我是你娘。”

爷爷扑通跪在地上：“娘，你回来了，在那边过得咋样？我可是每个节日都给你烧纸的。”

那声音说：“活人都不好好待，对死人恁好有啥用？”

爷爷说：“娘，你讲的是谁啊？”

那声音说：“俺孙女吴琴，你把她关起来弄啥？今晚就把她放出去，不然我的阴魂天天回来找你，下次带上你爹一起来。”

爷爷赶紧站起身，偷偷从奶奶枕头下拿出钥匙，给吴琴开了门。吴琴连夜逃出村子，第二天一早赶到阜阳火车站，一路逃票到达合肥。9月1日学校开学，吴琴9月28日才入校报到。

吴琴对爷爷使用的计谋算不上高明，但对付一个酒鬼已经够用。天亮后爷爷走进厢房，看到床下有个一人深的洞，旁边是一把折断的小铲子。原来吴琴试图挖地道逃走，只不过中途工具坏了。奶奶质问爷爷是谁给吴琴开的门，爷爷说：“是俺娘让我开的，昨晚她老人家回来找我，她还说，如果不给吴琴开门她今晚就回来上你的身。”奶奶从不怕人间的任何东西，唯独对鬼神还有三分敬畏，最后只好把学费寄给吴琴。

毕业后吴琴被分配到镇上的合作社上班，负责卖农药和化肥，不说飞黄腾达，至少人生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回村时她模样大变，出落成一个靓丽的城里人，踩着一双皮鞋，长发披肩，指甲里沉积的黑泥也彻底不见。往后的日子，她身边一直不缺少追求者，可我知道她的心不在这，这里已经不归属她。

吴琴在镇上生活时间并不长。那天她骑着木兰车回村，后座上捆着两个行李箱，一只白猫跟在她后面，那猫跑起来速度飞快，身姿像豹子一样矫健。她把车停在坝口，一群爱热闹的孩子围上来，她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肩膀，猫跃起来稳稳地踏了上去。我站在门口看到那一幕，以为她肩膀上站着一只猫头鹰。

爷爷刚好从外面收兔毛回来，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座下的弹簧把他矮胖的身体颠得起起落落。进了坝子他还在高声吆喝：“收兔毛喽，收兔毛。”尾音拖得很长，像是要跟那位下乡卖豆腐的大爷一较高下。几个同我年龄相当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喊：“傻子回来喽，傻子回来喽。”傻子起初是奶奶对爷爷的称呼，此后村里每个人都这么叫他。爷爷笑呵着脸，挥手驱赶，看上去并不生气。

中午吃饭，饭桌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爷爷说：“小琴，这段时间你忍受一下，等你弟弟结完婚再去广州，镇上的房子你还能住。”

“大傻子，这个家你来当吗？房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吴标结完婚谁也不能进。”奶奶说。

吴琴把筷子撂下，从兜里掏出钥匙拍在桌上，说：“不住就不住，谁稀罕，以后我就在村里当个老姑娘。”爷爷低下头不敢说话，两只眼睛在奶奶和吴琴之间瞟来瞟去。

秋天到来，家门口的两棵梧桐树像巨大的火把一般屹立在空中，风带走一片片叶子，落进围沟里，随着涌动的水流漂浮一圈又一圈。中午阳光和煦，姐姐坐在板凳上，吴琴一边给她编花辫，一边嘴里轻声哼着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树丛中的喜鹊窝裸露在阳光下，我站在树下用弹弓瞄准，弹珠擦着鸟窝飞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几秒钟后对面的瓦房上传来“当”的一声。我喊了一声阿花，阿花从墙头上跳下来，飞奔而出，那身影像一道闪电，迅速跑过坝口，在一片草丛里准确地找到弹珠，又以同样的速度折返回来。它蹲在地上专注地望着我，眼神像弹珠一样澄清明亮，我摸了摸它的脑袋，从它尖利的牙齿间取下弹珠。

村里没有一只猫像阿花这样聪明，它是吴琴在街边的垃圾桶旁捡来的。发现屋里有老鼠，她从单位提着一袋老鼠药回去，在一个垃圾桶旁边看到阿花。它浑身脏兮兮的，毛大块大块黏在一起，吴琴没有搭理它，开门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猫叫，阿花正盯着她手里的袋子。原来吸引它的是袋子上画着的两只老鼠。

它的到来让老鼠药没了用处，吴琴为它洗了个澡，它从灰猫变成一只白猫，屋里的老鼠成为它的猎物。等到屋里再也没有老鼠可捉，阿花就每天跟着她上下班，对她的指示言听计从，吴琴对我说：“按猫的年龄算阿花可能跟你差不多大。”后来听说猫只能活十几年，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我家门口总有一些男人晃来晃去，吴琴不愿搭理他们。除了上班，她在村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下了班就在屋里读书、弹琴，不与村里的任何人来往。那些男人试图接近吴琴的方式是通过我和姐姐，我们俩经常给吴琴带张纸条，传两句情话。吴琴烦了，警告我们不要跟那些人搭腔。他们开始接近阿花，给它扔条小鱼或者用柳树枝逗它玩，再让它把写好的纸条叼给吴琴。

王浩是追求吴琴的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迈进我家大门的人。他比我大很多，平时不屑于跟我玩，但有段时间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友爱。他是个钓鱼的好手，有几次临近傍晚，他走到我身边，把桶里的几条大鱼捡给我，我不明所以，回到家只管说鱼都是我钓的，免不了受到吴琴一顿夸奖。

中秋节过后，王浩带着一位老红人突然出现在我家院子里，手里拎着两只公鸡和两条半人高的大鲤鱼。他个子有一米九，长得眉清目秀，一身西装让他显得十分笔挺，矗在院子里遮挡住半个太阳。王家人普遍个高，男人没有低于一米八的，女人都在一米七以上。他们家族有些名望，王家的两个兄弟在上海混出了名堂，一个承包码头，一个开汽车修理厂，生意做得大，在上海打工的老乡没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奶奶一直想让吴琴嫁得离家近一些，家里有什么事她能及时帮得上忙，嫁到本村最好不过。她把王浩当上客一样待，表现得十分客气，脸上罕见地露出笑容。中午她一口气炒了六个菜，吩咐我和姐姐到村东头小卖部抬一箱啤酒回来，再从井里打桶水，把酒放进去冰一冰。

八仙桌摆在堂屋正中间位置，海碗里的菜堆得高高的，吴琴和王浩面对面落座。老红人一直跟奶奶说着客套话，王浩几乎没动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吴琴。吴琴旁若无人地吃了一阵子饭，独自喝完一瓶啤酒后，撂下筷子，打了个长长的嗝，这才抬起头看向王浩。

她说：“我记得你小学都没上完吧？”

王浩说：“上完了，上完了，初中还读了两年呢。”

“苏联解体是在哪一年？”

“这我知道，1991年，就前几年的事。”

“《红楼梦》读过吧？背两句《葬花吟》。”

王浩背不上来，他一口酒没喝脸却涨得通红。吴琴又接连考他几个问题，王浩不断摇头，窘态毕现，站起身时个子好像也矮了一大截。他似乎有些不甘心，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了看老红人，老红人也答不出那些问题。

临走时王浩说：“读书真有恁重要吗？”

吴琴回：“重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王浩两腿迈出门槛时，显得有些魂不附体。

从此王浩再也没跟吴琴说过话，我从他身边经过，他也假装没看见。没过多久他离开了村子，背着行囊去了上海，据王家人说，那行囊里掖着一本厚厚的《红楼梦》。

这些年村里已经有一半人去上海打工。种地的人不会完全舍弃掉庄稼，随着农忙农闲时节的交替，他们乘坐大巴车在两地之间来来往往，走时带着衣物和锅碗瓢盆，回来时带着钞票和消息。不久后关于王浩的一个消息被带回来，他补轮胎时都在看一本叫《红楼梦》的书，已经看了不下十遍，书壳上糊着厚厚的一层机油。

三

奶奶对吴琴拒绝王浩的事十分不满，吴琴比她高半个头，她打吴琴未必有胜算，言语咒骂是最保险的一种方式。“死闺女，心比天还高，我看你那命跟纸一样薄，一辈子也难嫁出去，白花钱供你读大学。”奶奶骂起人来凶狠无比，佝偻着她那矮小的身体，微驼着背，眼白几乎占据整个眼眶。

“在你眼里，我就算当上皇后也得回来伺候你。”吴琴气得拿起一个啤酒瓶往砖头地上摔，绿色玻璃碴子飞溅得到处都是。奶奶忍无可忍，走上前朝脸给她一个耳光，响声清脆得如同在空气中打了一下鞭子。吴琴没有退缩，挥出一只手去，奶奶脖子上出现三道血印，她瘫软在地上，把布鞋从脚上脱掉往地上拍，嘴里喊着更加难听的咒骂。

吴琴钻进了屋里，一直到晚上都没出来，屋里也没传出任何声音。

第二天她就消失了。爷爷去镇上的房子里找，没发现她到过的痕迹，去单位也没问出她的去向。爷爷回家跟奶奶复命说：“孩子大了不会出啥事的，上次她离家出走回来就弄个大学文凭，下次回来说不定能带个对象。”奶奶看上去并不怎么生气，似乎不认为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她像是如来佛，吴琴怎么也逃不出她的掌心。

吴琴仇视奶奶，瞧不起爷爷。她觉得爷爷一辈子不当家，窝窝囊囊，帮不上她的忙。毕业那年，她曾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会计，工资太低，养不起自己，她向爷爷发来电报，请求爷爷寄些钱过去。爷爷一只脚刚迈进邮局大门，奶奶突然出现把他拦截下来。他一辈子都活在奶奶的控制下。

爷爷是家里最小的半拉撅子。新中国成立前，太爷爷是村里地主家的一名伴读书童，新中国成立后地主被拉到乱葬岗枪毙，作为贫农的太爷爷突然受到命运的青睐，因为识些字被提拔成村干部，几年后升为镇干部。临死前他把子女安排得妥妥当当，三个姑奶奶分别嫁到淮南、淮北和蚌埠，男方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她们嫁过去不是去做家庭主妇，而是在良好的环境下继续读书，有两位姑奶奶最后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直当到教授。

最有出息的是大爷，他接了太爷爷的班，五十岁那年升到县里当民政局局长。唯独爷爷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吴琴和奶奶发生冲突是有节制的，她总能在冲突达到顶峰之前找到台阶下，最常踩的台阶便是爷爷，奶奶骂她最厉害的时候，她转而把矛头对准爷爷，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要是有我姑姑、伯伯一半的本事，我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爷爷露出黄鼠狼一般的无辜眼神。

她们母女不和，可在对待爷爷的态度上却出奇一致。爷爷婚后不久，大爷把他安排到镇上的合作社上班，负责收棉花和兔毛。有一年合作社给工人分福利，员工可以在三万斤棉花和三间门面房之中选一样，爷爷没和奶奶商量，选择了那三万斤棉花。那天他把一车车雪白的棉花拉回家，像得了宝贝似的，奶奶坐在门口大骂：“吴培中，你个天杀的大傻子。”后来奶奶逢人便说：“傻子要是当初得了门面房子，我家就住镇里了。傻子哟，该死的傻子。”

只有我和姐姐知道吴琴去了哪。

临走前吴琴把我们拉到她屋里，跟姐姐说：“把阿花照顾好，别让它去别人家，村里人家里都有老鼠药，吃了会毒死它的，以后你自己学着编辫子。”又跟我说：“不要再拿弹弓打喜鹊窝，它又没招你惹你，家有喜鹊是吉祥的征兆。”我点了点头，闻到她身上有股农药和香水的味道。她接着说：“我要去上海一阵子，你们有什么话让我带给你爸妈吗？”

我想了许久，脑袋一片空白，努力回想爸妈的样貌，跟她说：“我已经不喜欢吃火腿肠了。”

那年春节前夕，吴琴不在家，家里有两件喜事。一是叔叔从广州带回来一个四川女人，准备结婚。二是爸妈在上海开拖拉机拉砖头，赚到一台彩电。

寒冬腊月，屋顶的瓦片上结着一层白霜，围沟里的水都冻实了，一群人正在冰面上挥舞棍子打陀螺。不到中午，淮北、淮南、蚌埠的姑奶奶开着轿车进入宅子，几辆车停在门口，看上去相当气派。堂屋里，两位大学教授坐在马扎子上，拉着爷爷的手重温姐弟感情，她们讲述太爷爷和大爷在世时家族的辉煌光景，感慨爷爷为啥至今还生活在村里，最后洒下几行热泪。

这些还不足以表达同情，姑奶奶们从大衣里胡乱抓一把纸票，塞进爷爷的兜里。大姑奶让我到她身边去，见我邋遢的穿着，从包里掏出一件半旧的毛衣在我身上比画起来。一件不合适，她又给我换一件，那包里装着的是一大包旧衣服。

大姑奶喊了几声吴琴，没人回应，问：“吴琴去哪里了？”

奶奶说：“丫头长大了，管不住，不知道去哪玩去了。”

大姑奶说：“从小就能看出来，吴琴这孩子有个性，又上过大学，心气高可以理解，你们要好好待她，遇到啥难处一定跟我讲，我能帮的一定帮。”

奶奶说：“能有啥难处，她玩够了自然就会回来。”

叔叔婚礼当天，爸爸在门口两棵梧桐树中间摆两张八仙桌，用红布罩着，再把彩电和DVD搬到上面，连上从屋里拉出来的电线。桌子上堆着一堆碟片，他从中抽出一张放进DVD里，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大，港台流行歌曲瞬间传遍整个村子。两只喜鹊在梧桐树顶端扑腾着翅膀，叽叽喳喳地叫，好像也在为这场婚礼欢呼雀跃。

奶奶穿着大花褂在院里院外走来走去，操持这个家大半辈子，这天她干什么活都被人拦下，她是新郎的亲妈，在婚礼上的地位比过往任何一天都要高。她伸出去的手不断被推阻回去，怪不自在的，可要看到她和客人说话时露出的笑容，就知道那笑容完全是发自内心，一辈子也没有过几回。

叔叔的个子像奶奶一样矮小，皮肤黝黑，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他梳着三七分的发型，上面粘着几片彩纸。因为瘦弱矮小，宽大的西服穿在他身上很不像个样子。婶子穿着一件红色旗袍，站在叔叔旁边比他高大半个头，皮肤像晒干的红芋粉一般白。村里每个人都看得出，叔叔与婶子的相貌极不般配。

中午十一点婚礼正式举行，院里的四口锅台冒着缕缕白烟，鞭炮声此起彼伏。堂屋里挤满了人，爷爷奶奶端坐在正中央的长条凳上，等待儿子和儿媳妇跪拜。我和姐姐早就在几口大锅旁边填饱了肚子，对结婚没什么兴趣，一直躲在厢房里没出去。我们在厢房里翻爸妈从上海带回来的皮箱，里面有望远镜、万花筒、游戏机、八音盒，这些东西我们从未见过。

我问姐姐：“姑姑咋还不回来？她去上海干啥去了？”

姐姐说：“跟你讲你别告诉别人，谈恋爱去了，她在上海有个男朋友，是个工程师。”

我说：“你听谁说的？”

姐姐说：“妈妈说的，姑姑还带她见过那个男人，又高又帅，是上海浦东人，姑姑以后要嫁到上海。”

我说：“长大了我要去上海，找个上海老婆，这样就能经常去姑姑家走亲戚。”

拍全家福时我左顾右盼，总觉得吴琴会在最后一刻赶来。

春节过后的一天，爸爸突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小丫头，她留着短短的学生头，个子只比姐姐矮一点，长相跟姐姐几乎一模一样。爸爸把她拉到我们面前，让姐姐叫她妹妹，让我叫她姐姐。他说：“小娇是在你们舅老爷家长大的，今天你们算认识了。”

我和姐姐看着那张并不陌生的脸，走上前跟她握了握手。爸爸从堂屋条几的抽屉里拿出那把瑞士军刀，把我们带到梧桐树旁，在大姐的那棵树上刻上二姐的名字，一刀一刀，刻得很深。他说：“今天小娇来认认家门，明天我还得把她送回去，将来长大了你们姐弟仨要亲如一家。”

第二天一早，爸爸把皮箱里的玩具倒在地上，用一个布兜装了一半，递给二姐。我和大姐相互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

吃完早饭爸妈拉着我和二姐往镇上去，阿花一路跟在后面。大巴车旁边排着一群人，爸爸把二姐交给一位驼背的老头，掏出一些百元纸票子递给他。没多久，那老头骑着三轮车载着二姐离开。二姐坐在车上面向我们，寒风中她脸冻得通红，爸妈挥手跟她告别。那双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看，寒凉如刀，充满羡慕与嫉恨。

排队的人已经全部上车，爸妈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焦急地望向街头。远处起先是出现一个红点，阿花蹲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随着那辆木兰越开越近，闪着淡黄色的车灯，阿花终于一跃而出。灰蒙蒙的天空下，吴琴肩上驮着阿花向我们驶来。

四

吴琴和上海那男的本就有过一段，都快结婚了，人家父母嫌吴琴是农村人，把她拒之门外。吴琴多要面子，一恼就回镇上工作，不打算再和他有来往，直到收到那男的一封信。男的告诉吴琴，谁也没法阻止他们在一起，这辈子非她不娶，吴琴的耳根子也经不起这样磨。

两人在上海见过几次面，男的决定再次带她回家见父母。当天，吴琴连他家门都没进，几人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顿饭，男的父母用毒辣的眼神在她面前竖起一道高墙，墙上插着尖刺，不容逾越。吴琴立刻明白，一切都没改变。她灰溜溜离开上海，辗转江浙一带，一些事好像想通了，想不通的似乎也没必要再多想。

寒假开学前我突然发高烧，村里张大夫给我锥三天屁股针，依旧反复发烧，爷爷骑自行车把我送到镇医院挂一天吊瓶，夜间再次发烧。奶奶失去耐性，让爷爷去十八里铺请刘婆婆来。刘婆婆是个懂巫术的婆婆，在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第二天傍晚刘婆婆才赶到，她背着一个木箱，身材瘦小，穿着一双黑色绣花布鞋，面部如蜡一般油亮，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找不着一根白发。最突出的是她那双阴阳眼，左眼似睁非睁，右眼黑幽幽的，上下左右转个不停。

她说：“年后发烧的孩子多得很，周边的村子都跑遍了，这才转到你家。”爷爷问：“为啥这么多孩子发烧？”刘婆婆说：“你哪知道现在的孩子多可怜，爹妈从外地回来才过几天就要走，孩子哪受得了，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小鬼们就趁机上身。”

爷爷把桌子搬到院子里，在堂屋门口准备一些火纸，刘婆婆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块黄布、两根红烛、一个小香炉、一把香、三根筷子和一个海碗。她把黄布铺在桌上，摆好道具，吩咐爷爷舀一碗清水来。刘婆婆手握三根筷子，在桌前念了一会儿咒语，噙一口水喷在筷子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念道：“天威神灵，是上吊死的冤魂请显灵。”说完她便松开手，筷子倒了下来。

她不慌不忙地重新拿起三根筷子，这次她没有喷水，用筷子的大头部分沾了清水，倒过来用小头再一次立于碗底，又念道：“天威神灵，是喝药死的冤魂请显灵。”筷子还是倒下了。她继续沾水，换另外一种死法的冤魂询问，直到第五次筷子才算立住。刘婆婆喊道：“跪。”爷爷奶奶扑通跪在地上，刘婆婆半弯着腰，伸出右臂做出请的动作，保持这个姿势一直走到大门外。

吴琴从外面走进院子里，高跟鞋踩在青石板上发出哒哒声，如同午饭前爷爷在蒜臼子里捣蒜。她一脚踢翻那摆着道具的桌子：“别在这装神弄鬼的，给我滚出去。”她掏出一些钱扔给刘婆婆。刘婆婆拎着箱子落荒而逃，边走嘴里边叨咕：“你这丫头不敬鬼神，早晚会有大难落在身上。”阿花收到吴琴的指令，龇着牙扑向刘婆婆。

当晚吴琴给我喂了一片药丸，让我躺在她的床上休息。她坐在床头，旁边放着一瓷盆热水，把毛巾丢进去涮一涮，拧干后在我身上一遍遍擦拭。每隔两个小时她用温度计为我量一次体温，温度高了就再喂我吃一片药丸，就这样折腾到深夜。第二天我果然退了烧。

那阵子吴琴经常骑着木兰往县里跑，她跟爷爷奶奶说：“我谈对象了，他在县城水利局上班，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也想找个县城的单位，你们能帮就帮，不能帮我就自己准备考试。”奶奶说：“别指望我，你自己有本事上天也没人问。”爷爷刚从外村收兔毛回来，见气氛不妙，又骑上自行车出了门，外面很快又传来收兔毛的吆喝声。

那个男人第一次来我家是在收麦季节，金灿灿的麦浪在地里翻滚，想要挣脱大地的束缚。在这之前，一个关于王浩的消息传到村里。王家人说，那天王浩连续补胎十六个小时，从夜里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精神上已经有些恍惚。最后补的是一辆半挂车的轮胎，他一边给轮胎充气一边打瞌睡，轮胎突然爆炸，里面的钢圈直接打掉他的半个脑袋。

听到这个消息，吴琴什么也没说。到了下午，她抱着吉他坐在梧桐树下弹，唱了许多伤感的歌曲。这是吴琴第一次在屋外唱歌，村里的孩子放下鱼叉、弹弓、皮筋过来听，头顶上的小喜鹊从窝里伸出脑袋，张着嘴巴嗷嗷地叫。她面部沉静如水，吉他斜放在两腿上，手指在琴弦上不急不缓地拨动着，婉转悠扬的歌声清扫掉所有嘈杂，把这个下午蒙上一层只有雪天才有的静谧。

吴琴至少有一首歌是为王浩而唱。她带我去王浩家烧纸，他的棺材比一般棺材明显长一大截，横在堂屋里的两条长凳上。堂屋外堆着一些准备烧掉的遗物，我看到那本黑乎乎的书，一阵风吹来，纸张在烟雾缭绕中一页页翻起。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人死，平常且虚幻，还不知道死在生活中意味着啥。

吴川是在奶奶从地里收麦回来没多久到我们家的。他一看就是个文化人，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双黑皮鞋，脸上始终挂着笑。他跟奶奶打了招呼，到外面的井里打一桶凉水，倒进瓷盆里。“婶子，天热，先洗把脸。”他说。随后他挎着竹筐，走到围沟边的麦垛旁，掏一筐麦秸秆进了厨房，没把自己当成外人。

这顿饭由吴琴来做，吴川负责烧锅。他拉风箱的动作看起来很轻松，劲用得巧，一顿饭下来几乎没有出汗。开饭前他站起来为爷爷奶奶倒酒，敬了他们一杯。第二杯是他自己喝，他说：“我也是农民出身，在北京上过几年大学，目前在县城工作还算稳定，以后一定对吴琴好。”这顿饭奶奶吃得平平静静，没有表明任何态度。

从这天开始吴川不断往我们家跑，来时手里总拎着东西，八宝粥呀、礼品盒呀、鱼呀、肉呀，绝口不提他和吴琴结婚的事。既然来了，农活要分担一些。他干活麻利得很，奶奶一趟麦子没割完他已经割了个来回，一亩麦子往往一半都是他割的。

结束一天的劳作，他和村里人一起跳进西大塘里洗澡。他喜欢扎猛子，一猛子扎进去，露头的时候已经到大塘对岸，手里高高举起一把淤泥，向别人证明自己刚刚扎到了水底，再把小拇指放进嘴里吹一声口哨。我不会游泳，他硬把我从岸边拖到深水处，让我脸朝上浮着。

他用两手托着我的后背，嘴里一直说：“放松，只要放松就不会沉，再放松一点，相信我，相信你自己。”我相信了他，立马沉下去喝几口温热发腥的水，水还窜进了鼻子里，爬到岸边咳嗽好久。不过在后来的几天我喝的水越来越少，逐渐学会了漂浮。

晚上他从不留在我家吃饭，走之前和吴琴叙一阵子话。他们一开始倚着门叙，叙上十来分钟再到梧桐树下面，那声音穿透燥热的空气，如雨点般淅淅沥沥。两只归巢的喜鹊在傍晚晦暗的空中盘旋一会儿，落到梧桐树枝头叽喳几声，面对面或背对背，仿佛在侦察四周有没有险情，最后再飞回到巢穴。

吴琴和吴川两人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偶尔吴琴用手巾为他擦擦额头上的汗，吴川靠近吴琴的耳朵说两句悄悄话，这便是最亲昵的动作了。我从未见过吴琴和什么人说话时露出那种神态，她的眼睛透着温和的光亮，双手背在身后，两腿缓慢蹦跳着向前，仿佛变成一个半大的孩子。

走到坝口他们的谈笑声更大了一些，所谈内容隐蔽在一片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中。吴琴一直把吴川送出坝子外面，两人依依不舍的身影伫立在围沟边上。上岸的鸭子从他们身边晃悠着经过，老头老太太拉着一架车子麦进入宅子，看他们一眼便大声叹气，好像觉得他们太过悠闲，应当把力气用在握镰刀上。

吴川几步一回头，挥手让吴琴快回家去，吴琴仍伫立着一动不动。直到吴川的身影消失在围沟的尽头，吴琴又变回往日的模样，用正常的步伐缓缓向家走来。

吴琴和吴川在梧桐树下的约会持续了整个收麦季节，再也没有男人来我家追求吴琴。吴川不用发表任何感情宣言就把他们全都挡在外面，宅子里的人觉得两人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他一直把我家的农活干到了最后，麦季临尾，他从晒麦场拉回几十袋麦子，沿着土墙壁一袋袋摞在堂屋里。

吴琴也打算跟吴川到县里学习，她准备考县里的单位。临走时吴琴问爷爷：“爸，我嫁人的那天会有嫁妆吗？”爷爷说：“有，有，堂屋那些麦子都给你当嫁妆。”奶奶正坐在堂屋的地上，把撒在地上的麦子一粒粒捡到簸箕里，仿佛在捡一颗颗珍珠似的，对吴琴看都没看一眼。

她把阿花也带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她不会再回来。她真要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我心里为她高兴，难过也同寂静的河水一般漫上心头。那天我拿起弹弓准备射向喜鹊窝，回头看到墙头上不再有阿花，我放下弹弓，默默走进屋里。

每年夏季围沟里的水都会涨起来，雨从六月一直下到八月，低洼的坝口早已被淹没，一直漫到我家墙根的位置。在一个阴雨天，爸妈突然从上海回来，一个人拉着另一个人。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预示着一个刚刚有些起色的家庭再次滑入泥潭。妈妈拉着架车子率先出现在我们视野，她烫着一头卷发，穿着也几乎像吴琴一样时髦，可身后的架车子又把她变成了一位农妇。道路因为雨水的浸泡变得十分泥泞，为了拉动车子她的身体几乎快俯在地上了。

架车子里躺着的是爸爸。走到坝口的时候，妈妈半截身子都淹没在水里，她像是在拉着一艘船前进。到了门口，爷爷找几个男劳力把爸爸抬进屋。他躺在床上露出一副痛苦的样子，眼睛紧闭，仿佛一睁开眼身上的骨头就要断掉一样。妈妈告诉爷爷奶奶，爸爸因为摇拖拉机闪到了腰，这次回来是要去阜阳动手术，阜阳的医院比上海便宜很多。奶奶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出去。

等爸爸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屋里只剩我们一家四口，潮湿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膏药的味道。他看了看我和姐姐，目光缓缓转到那台蒙着床单的彩色电视机。妈妈揭开床单，在电视机后面摸了好一阵才找到插座，打开电视机，她用遥控器搜了半天没搜到一个台，只好去外面晃动那根用毛竹举过屋顶的天线。毛竹在她手里转动一圈又一圈，她仰头向上望着，雨水胡乱拍打着她的脸。

可电视上还是一个人影也没出现，妈妈只好气喘吁吁地回来，被雨水淋得像只落汤鸡。面对电视机上满屏的雪花点，爸爸的脸扭曲得像是一块用完后丢掉的破抹布，任由眼泪流到枕头上，嘴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们都知道他是在哭。这是那台彩色电视机在我们家的最后一天，电视机连同DVD一起卖掉后，妈妈说：“电视机没了，把天线也放倒吧。”爸爸说：“让它立在那，这样就没人知道我们家的电视机没了。”

爸住院期间，吴琴带了一些水果去看他，一进病房她就扑在爸爸身上说：“哥，我们兄妹俩的命怎么恁苦啊。”爸紧紧握着她的手，把她的头抱在自己胸膛上，他们看上去不像兄妹，更像是父女。两人叙了一阵子话，吴琴说她在县里租了间房子，正在学习，等考到县里的单位后就准备和吴川结婚。爸说：“我们在家都是没人疼没人爱的人，不管怎么样，你要尽早离开那个家。”吴琴点了点头，临走时，在妈妈兜里掖进二百块钱。

几个月后，爸妈收拾好行李准备再次前往上海打工。

因为腰伤还没彻底痊愈，这次去上海爸不能再开拖拉机送货，他打算跑摩的拉客。临行前，他把二姐接回家，又去街上专门请了照相的师傅过来。在梧桐树下，爸妈坐在椅子上，我们姐弟三人站在前面，一家五口迎着太阳满面笑容地合了一张影。这是我们一家人的第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来之后，那个牛头般大小的鸟窝恰好在我们头顶上。

五

春天，吴琴成功考上县里的一家单位，她回村向家人通知这个好消息。

奶奶问吴琴：“你多久回家结婚？”

“快了，到时候吴川会来我们家提亲。”

“你不能跟那个人结婚，我打算找老红人从我娘家妈那边给你妁一个，他是村主任的儿子，在镇上有门面房。”

“别瞎耽误工夫，我和谁结婚不用你管。”

吴琴气得连午饭也不在家吃了，骑上木兰就往外开，爷爷拎着刚买来的卤菜走进院子，两人打了个不咸不淡的照面。

吴川再次来我家已经是炎热的夏季，吴琴为了等他过来提前回村住了一个多月。当日天气闷热，太阳像个冒着烟的火球，在青色和白色的云间穿梭。围沟里的水几乎被绿藻全部覆盖，鱼成群结队地浮在水面，一张张嘴开开合合发出唼喋声。雨随时可能下下来。几只小喜鹊已经长大，它们嘴里衔着一根根小树枝回巢，再从巢里蹦出来，踩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

阿花像只猫头鹰一样蹲在墙头，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盯着远处的几个身影，时不时又被梧桐树上的小喜鹊吸引。

和吴川一起来的还有他父母，两位老人抬着一个大红色的圆柱形木箱，木箱四周贴着一张张方形红纸，上面写着烟、酒、茶、糖、莲子、面条、鱼、肉。他们沿着围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散烟，走在他们前面的吴川率先进入宅子。我坐在一根绳子上荡秋千，吴川把小拇指放进嘴里吹了一声口哨，兴致勃勃地说：“小东，好久不见，马上带你去大塘里洗澡。”我没回答他，奶奶早就警告我们见到这个人不要搭理，他又挥手和墙头上的阿花打招呼，阿花动了动它的两条前腿。

这么闷热的天气，吴川穿着一身厚实的西服，手里握着一束红色的花，汗水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淌，像是在给他手里的花浇水似的。他推了推大门，发觉门闩从里面插上了，敲门许久没人回应。院里传来铁锨摩擦砖头的声音，吴川一个膝盖跪在地上，想从门框下看看院子里的情况。

等到吴川的父母也走过来，奶奶才把大门打开，她的眼睛没有看向任何人，首先是把铁锨上的一坨鸡屎抛到梧桐树下。

吴川说：“婶子，我今天过来提亲。”奶奶把铁锨拄在地面，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上，握着铁锨的顶端。“回去吧，吴琴已经妁给人了，东西带走，就不留你们在家吃饭了。”奶奶从容地说着这些话。

吴川说：“那咋可能？吴琴不会嫁给别人的。”吴川爸妈上前跟奶奶搭话，问她能否进屋里好好商量这件事。奶奶走到门前，把那把铁锁穿进两个门环里，咯噔一下锁上，完事后她再次握着铁锨。

“这是怎么个意思？总得让我见见吴琴。”吴川说。

“跟你讲老实话吧，你俩不可能成，我们这边有个规矩，姓吴的和姓吴的不能通婚。”奶奶说。

吴川说：“哪来的这个规矩？何况我也不是你们这边的人，不能按照这边的规矩来。”

“不论你是北京的上海的还是美国的，天底下姓吴的就是不能结婚，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吴川突然笑了笑，向奶奶靠近两步。“婶子，那就没什么问题了，有句话叫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源，虽然我也姓吴，没听过老祖宗有这个规矩，说明我们不是一个老祖宗的，结婚自然是没问题。”

奶奶把铁锨往地上墩了墩，说：“别跟我逞脸子，你算啥家什？话已经讲到这了，不行就是不行，讲一千讲一万也不行。”

吴川像是在蒸桑拿，脸上的汗淌得更加厉害，西服里面的衬衣浸湿一大片。一阵雷声从东边一片乌云中滚滚而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十分尖细的声音，如蚊子的叫声一般微弱，仿佛被封堵在一间房子里传不出来。吴川一脚往门上踹去，两个门环立即张开，像是瞪着两只硕大的眼睛。

奶奶举起铁锨就往吴川头上砸去，吴川用两手抓住了铁锨，使劲一推，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拐人了，拐人了，快来人呀，大白天的有人要拐走俺家闺女。”她双手拍着地面，扬起一阵阵灰尘。邻居们拿着蒲扇围观过来，吴川的胳膊被两个人拽着，嘴里还一直喊着吴琴的名字。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打电话问住在镇上养老院的爷爷一个问题。

“两个姓吴的人为什么不能结婚？到底有没有老祖宗立下这个规矩？”

爷爷说：“没有这个规矩，你要知道，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姓吴，我爹原本姓张，那时因为家里穷，吃不上饭，他几岁的时候被过继到吴家。”

爷爷又说：“你奶奶和姑姑，一个属龙一个属虎，她们必然会斗个你死我活。”

奶奶果然把吴琴妁给她娘家那边的人，吴琴被关在厢房里，等人过来提亲。厢房里堆着一穴去年收的麦子、几袋爷爷收来的兔毛，还有一张床，爷爷把她的吉他和书也都送了进去。厢房只有一个向内开的窗户，用一张铁皮把它封得严实合缝，铁皮下方一角穿进一枚长钉，平时给她送饭时只需把长钉从墙上拔下来，露出一个洞口，碗拿出来后再把钉子插进去。

送饭的任务一般是我和大姐来做，其余时间奶奶不准我们靠近那间屋子，宅子里面的人只要从我家路过，就能听到里面有吼叫和砸墙的声音。吴琴孤零零地，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叽叽喳喳，我每天从奶奶那里讨要些虫子喂她。

一天夜里我听见一声熟悉的口哨，接着又听到第二声、第三声。我穿上衣服走出去，立即被夜间青蛙的喧闹声包围，几束灯光在夜色里晃动。此时正是青蛙繁殖的旺季，村里人把手电筒绑在头顶，扛着五齿鱼叉，腰间挂着一个网兜，叉到的青蛙会成为他们第二天中午桌上的一道荤菜。

一束灯光打在我脸上，我顺着灯光穿过梧桐树，向围沟边的一片芦苇丛走去。吴川躲在芦苇丛中，他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说：“能想办法把信交给你姑姑吗？”

我说：“不好办，奶奶看得紧。”

他说：“我相信你能办到，你也要相信自己，明天这个时间我来取她的回信。”我把信掖进裤兜里。吴川又说：“告诉你姑，我一定能把她带走。”

回到院子里我本想偷偷拔下那枚长钉，直接把信塞进去，可那铁皮一碰就会发出声响，奶奶万一察觉就坏了事。第二天我把信折成方块藏在碗底，成功骗过身后奶奶的眼睛。吴琴吃完饭，我取碗的时候胆子更大了一些，冲洞口说：“吴川一定能把你带走。”一股暖气从屋内涌出来，夹杂着淡淡的农药味。这天吴琴的情绪似乎平稳许多，下午她的屋里传出吉他声，音调甚至有些欢快。

吃完晚饭吴琴用同样的伎俩在碗底藏了一封信，夜里同一时间，我把信交给在围沟下面等待的吴川。这样的事情我没胆量一直自己做，告诉了大姐，连着好几天，我和大姐成为他们彼此送信的邮差。

吴琴和吴川在信里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拿到信时，吴川会立即撕开来看，手电筒在嘴里叼着，蚊虫在光束下飞舞，完全不顾自己的口水肆意滴落。他一动不动地把信读完，然后几乎蹦跳着离开。有时候看完信他变得非常激动，拿信的双手颤抖着，嘴里的手电筒摇摇晃晃，已分不清那纸上滴的是口水还是眼泪。看完信他在围沟的斜坡躺上几分钟，双臂枕在头下，望着夜空中皎洁的月亮，那起起伏伏的肚子活像一只大青蛙。

我乐于做这种隐秘的事，仿佛看到它正为我童年岁月勾勒出绚烂的一笔。黑夜将我一口吞进去，又吐出来，反反复复，一些事悄悄发生了变化。一天夜里，吴川异常沉静地把信读完，掏出一盒火柴点燃了它。这晚没有青蛙的叫声，夜空一片漆黑，一颗星星也看不见。火光在他眼镜片上跳跃着，我才看清那张脸似乎肿大了一圈。

他说：“我以后不会再来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还小，没法搞懂这里面的事。”

我说：“这次你怎么不相信我了？”

我等了漫长的几分钟，耳朵里只有纸燃烧的声音，我以为他会说点什么，给出一个哪怕是我无法理解的理由，可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为他们送信我有自己的私心，我猜想吴川一定正在筹备一个营救吴琴的缜密计划，这个过程我必定担任着里应外合的角色，没什么比玩这种游戏更让我兴奋。我一直在等他宣布计划，吴川却在这个夜晚消失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连同信里的内容，成为永远的秘密。吴琴被一个无情的人抛下，落到一个更加无情的人手里。

不到中午十一点，太阳把院子里的青石板晒得冒烟，小鸡躲在院墙下的阴凉处扒食吃，梧桐树上的知了吱吱吱叫个不停。小鸡为啥永远不停地用爪子扒东西，村里流传着一个传说，老鹰和小鸡原本是一对情人，定亲当天，老鹰给小鸡戴上一枚金戒指。后来小鸡无意中把戒指弄丢了，老鹰知道消息后十分愤怒，命令小鸡必须找到戒指，否则下次见面就会把它吃掉。情人反目，小鸡永远活在了这种诅咒中，为了保命，它只能不停地在墙角、垃圾堆、沟边寻找那枚丢失的戒指。

一个老头骑着自行车沿着围沟叫卖：“冰棍，谁要吃冰棍？”声音比爷爷要浑厚有力。我拎着两个啤酒瓶跑过去，换来两支正冒白气的冰棍。我和姐姐靠在各自的梧桐树上，把冰棍含在嘴里，吮吸着糖精的甜味。起先院子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等到知了的叫声短暂地停歇下来，那呻吟声更加清晰了。姐姐顺着声音走进院子，把耳朵贴在封窗户的铁皮上。

“水，水。”吴琴在屋里喊着。姐姐把插在墙上的长钉拔掉，透过洞口看到她正在地上打滚，披散的头发上粘着呕吐物，姐姐从水缸里舀一瓢水过来。吴琴连滚带爬地向窗边移动，她面色惨白，嘴唇发紫，眼睛里布满蜘蛛网般的红血丝，整个脸上也都粘着呕吐出来的米粒，颤抖的手端着水瓢，把水一饮而尽。她躺在地上更加猛烈地翻滚，痛苦的喊叫声像是有把刀插进了她的身体，姐姐慌了，去喊爷爷奶奶。

“她又出什么洋相？”奶奶说。

爷爷把脑袋伸到洞口望了望：“我的乖，丫头想不开喝药了啊。”他急匆匆地用钥匙打开门，发现地上有几块小碎布，这布本是用来裹熏麦药的，熏麦药是放在麦穴中防虫的。

爷爷艰难地把吴琴抱出来，她嘴角流着白沫，浑身抽搐，眼睛已经上翻，模样难看到让人害怕。奶奶远远地探头看了看，咬紧牙根说：“死了干净，活着也中不了用。”她掀起围裙擦了擦那满是面粉的手，似乎想动手做些什么，最后却又走进了锅屋。

吴琴被爷爷拉到镇医院里洗胃，管子从鼻孔插进胃里足足洗了两个小时。医生说，干服熏麦药毒性没恁大，只会造成恶心、呕吐和肚子痛，但是吴琴服药后喝了水，药的毒性被迅速吸收，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经过抢救吴琴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又在医院住了几天，爷爷把她拉回家。

从她进村的那一刻，有经验的村里人就判定吴琴不再是以前的吴琴。她披头散发地坐在架车子上，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嘴里念念叨叨的，看上去性格好像温顺了许多。如果有人跟她搭话，她会一直微笑着说个不停，可那看人的目光是散漫的，说的话已经没人能听懂，好像她自己发明了一套语言。

爷爷刚把她拉进宅子，阿花立即跑过去跳到吴琴身上，吴琴把嘴凑在阿花耳边，仿佛在跟它说着什么悄悄话。阿花突然张大嘴巴，凶狠地发出一声喵叫，声音拖得很长，树上的喜鹊和知了被那声音震住，安静几秒后才重新恢复叫声。也许阿花也察觉到自己的主人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

在接下来的几天，吴琴的眼睛里常常含着晶莹的泪花。她躺在床上，不再对人笑，面目变得凶狠，一有人靠近她就把手变成猫爪的形状朝人抓一把，那指甲盖里满是黑泥。屋里的土墙壁被她抓出一道道印痕，地上掉着一堆细碎的泥土，床单也被抓破了，一绺绺布条向上翻着。为了提防她抓到我，给她送饭的时候我得用棍子把碗推到她面前，随后迅速抽回棍子。手臂从屋里带出一股风，不再有农药的味道，而是散发一股动物特有的膻味。

这是吴琴作为人最后的模样。

没人知道吴琴是怎么爬上树的。她浑身披着毛发，不知疲倦地在树上来回跳动，嘴里发出凄厉的怪叫声，浓密的梧桐树叶摇曳着，仿佛无数只手在挥舞着为她喝彩。我和姐姐背着书包走进宅子，钻进树下聚集的人群中，有人说那是一只大猫。另一个声音说，不是，那明明就是吴琴。她身上的毛和阿花几乎一样，体型是阿花的数倍，锋利的爪子在树杈上留下抓痕，眼睛藏在浓密的毛发里难以被看见。直到她腿上的白毛开始脱落，露出皮肉，人们才坚信那是吴琴。

她持续仰天长吼，声音中夹杂着无限凄楚。第一个流出眼泪的是邻居崔奶奶，她说：“这丫头心里苦得很啊，听得人怪难受的。”接着又有几位奶奶表达类似的同情，这声音在吵闹的人群里显得十分微弱。奶奶从院子里拿来一根竹竿往树上拍打，吴琴被错乱的枝丫遮挡，竹竿伸进去毫无用武之地，奶奶只能拍打外面的树叶。她嘴里念念有词：“作妖，让你作妖，丢人现眼的东西，今儿个就不信打不下来你。”不一会儿她就累得气喘吁吁。吴琴仍然不知疲倦地跳跃、吼叫，树下因此聚集了更多围观的人。

爷爷从人群中冲过去夺下奶奶手中的竹竿，说：“闺女被你害得还不够吗？”这是傻子爷爷第一次正面反抗奶奶。奶奶身子一歪，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汗水从她的头发里渗出来，那张脸像是刚用水洗了一遍，她看上去极为镇定，抽了抽鼻子，很快又站起来重新拿起竹竿。

吴琴累得筋疲力尽，身上的毛已经脱落大半，趴在树上大口喘气。树下的人们还没反应过来，一道白光已经从眼前一闪而过，她重重摔在地上，我仿佛听到一个西瓜被敲破的声音。现场太过慌乱，我没近距离看到她最后的模样，只透过人们的腿缝看到她身上的白毛染着鲜红的血。她被拉走后，奶奶从屋里拿出一个蛇皮袋，把掉落的白毛捡到袋子里。

吴琴身上粘的是爷爷收来的兔毛，她先是把自己的衣服脱光，再跳进水缸里沾湿身体，出来后在一堆兔毛上滚了几圈，于是浑身沾满白毛。奶奶坐在地上，一根一根极为仔细地捡着兔毛，仿佛那每一根兔毛的分量都比吴琴重。受到惊吓的喜鹊在梧桐树上方盘旋许久，在空中发出凄厉的悲鸣。

第二天吴琴死在镇上的医院，和她一同被拉回来的还有一口棺材。棺材没有漆，白色棺木泛着惨淡的黄，像一具赤条条的肉体，棺材板没打开过，没人见过里面的躺着的人。奶奶主张丧事简办，爸爸和叔叔分别从上海和广州赶回来帮忙，远方的亲戚一个没请，在门口搭了个塑料棚子，左邻右舍的人过来吃了顿饭。

奶奶说：“她没出嫁不能进祖坟，太晦气，会影响祖坟的风水。”

爸爸说：“吴琴没出嫁就还算吴家的人，应该进祖坟。”

两人争吵了一阵，奶奶撂下一句话：“谁要是把她埋进了祖坟，迟早我也会给她扒出来。”爸爸便不再说什么，他知道奶奶能干出这种事。

吴琴埋在了我家一块最偏远的南地里，坟包很小很低，没有墓碑，没有坟头，旁边是一片长在一条水沟边的野生竹竿，在竹竿的遮挡下几乎看不到坟的存在。吴琴最终的归宿就落定在这，像一粒埋在地下的哑种子，永远也不会发出芽来。

头七还没过，大姐突然打老张（疟疾），发烧、呕吐、胡言乱语，连续打针吃药没见好。爷爷语气平静地说：“打针吃药没用，是吴琴回来了，我去找刘婆婆过来立几根筷子吧。”他骑着自行车出了村，回来时刘婆婆盘着腿稳稳坐在他的车后座上，两只眼全闭着，像个泥做的塑像。

一进院子刘婆婆便瞪大那只右眼，说：“不对，阴气很重。”她迅速把那套工具摆在桌子上，手握三根筷子，插进碗里，念道：“吴琴吴琴快显灵，离家的闺女需远行，走出吴家勿回头，天堂的大门要看清。”她松开筷子，那筷子一下就直挺挺地立在碗里。

刘婆婆身体往后退了两步，这时阿花不知从哪跳了出来，怒吼着，直接向刘婆婆扑过去，抓下她胸襟前的一块布。刘婆婆挥动胳膊驱赶阿花，在院子里到处跑，嘴里念着咒语，依然挡不住阿花一次又一次地扑过去。她说：“我知道你是吴琴，我和你无冤无仇的，为啥要扑我？”她乱了阵脚，咒语也顾不上念了，只是啊啊地胡乱叫。

当阿花再次跳起来时，奶奶用铁锨一下把它拍出好几米远。“死了还回来祸害人，我非要看你有多大本事。”奶奶说。她铁青着脸，眼皮耷拉着，一副准备战斗的状态。阿花重重摔在地上后立即又爬起来，全身炸毛，尖利的爪子紧紧扣着地。它接连向奶奶扑过去几次，奶奶像疯了一样挥动铁锨，嘴里说着：“作孽，作孽，让你作孽。”

这一次奶奶的铁锨没能挡住阿花，脖子被它抓出几道血印。叔叔气势汹汹地跑进屋，出来时手里拎着一把长气枪，枪口向阿花瞄准。大姐原本躺在椅子上，她扔掉额头上的热毛巾，挡在阿花前面说：“不行，不能打阿花。”叔叔让她滚，大姐梗着脖子，双臂张得更开。

刘婆婆走到叔叔身旁，把他的枪管摁下去说：“不能伤害她，那是你姐，她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让她的魂魄安心离开吧。”叔叔说：“鬼扯，哪来的什么魂魄，这就是只野猫。”阿花趁机从大姐身后向门口跑去，叔叔还是对它开了一枪，好在阿花奔跑的速度迅疾如飞，躲掉了子弹。

阿花一出院子就迅速爬上梧桐树，蹲在一根树杈上动也不动，眼睛一直望着坝口来来往往的人，好像在等待什么。每出现一个人影它都探着脑袋，很快又缩回去，风吹动树叶，树叶不断抚摸着它的毛发，它感觉很舒服似的，闭上眼睛，肚子里发出呼噜呼噜声。无论怎么呼唤它，它都拒绝下树，不吃不喝，三天后因体力不支从树上栽了下来。爸爸去检查它还能不能活，那身体依然是软软的，唯独脖子僵硬到怎么也掰不动，像是焊在了它身上。

爸爸准备把阿花埋在吴琴旁边。

清晨，他抱着一摞从旧门板上拆下的木头，到村头的陈木匠家打了一口小棺材，还涂上一层黑漆。它的外形和普通棺材一模一样，只是小许多，爸爸用胳肢窝就能把它夹住。从家到南地有两三里路，这天刚下完一阵大暴雨，去往南地的小路上十分泥泞，我们的胶鞋底部沾着越来越厚的泥，每走几步都要踢动一次腿，把鞋底的泥甩掉，到了地里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爸爸用铁锹挖了一个坑，把棺材放进去，铁锹把坑壁上湿黏的泥土蹭得十分光滑。坑底积着薄薄一层黄色的雨水，一块土掉进去，空灵的回音在四壁激荡。挖出来的泥土重新填进坑内，还不够用，爸又从地头挖些土过来，直到在平地上堆起一座小坟。一大一小两座坟连在一起，我和姐姐跪在两座坟前一边烧纸一边哭。坟地里的风向变幻不定，一会儿往东吹，一会儿往西吹，火苗把我们的脸烤得生疼，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我们的膝盖不得不在红芋秧上前后挪动，躲避过强的烟火，整条腿都因此糊着稀泥。

这片旷野很安静，耳边只有火纸燃烧和野竹竿在风中相互摩擦的声音。头顶上的高空中有只苍鹰在盘旋，它像蚊子一般大小，二里地外的村子有烟囱正冒着烟，那些稠密低矮的房屋深处，时不时传来几声稀稀落落的狗吠。现在的吴琴看上去离村子那么远，又那么近。

我想象那坟下是无边的黑和无边的寂静。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什么都没有。我的心脏像是突然浸没在了冰凉的井水里，身体轻飘飘的，随后一头栽在坟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爸爸返回上海后，家里顿时变得冷冷清清。属于吴琴的东西全部被烧光，只剩那辆红色木兰车，它支在厢房里，上面蒙着一块塑料薄膜，露出一个明亮的车把手，随时等待有人过来把它买走。

接连受到惊吓的喜鹊再也没飞回梧桐树上，它们飞到别的树上安了家，把一个空窝留在这里。过了好长一阵子，有几只喜鹊飞了过来，我欣喜地以为那鸟窝又新搬来了几只喜鹊。可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变越小，直到在梧桐树上彻底消失不见。几只喜鹊像小偷一样，把搭窝的每一根树枝都偷走了。

六

两年后的秋天，爸在上海九亭镇跑摩的被抓。那天他像往常一样坐在摩托车上等生意，一位四川口音的男人上了他的车，塞给他一把钱，催他骑快点。半路上摩托车被警察拦下。这个四川人刚从一个女人手里抢了个钱包，跑摩的载他的爸爸被当成共犯抓起来。

妈回家后不断讲述这件事，奶奶并不相信爸是无辜的，她说：“活该，谁让他在外面不务正业，把我们家的脸面都丢光了，判个十年八年才好嘞。”妈没办法给爸爸申冤，只好四处找人打听他这种情况会判多久，还打电话询问远方有文化的姑奶奶们，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从此妈妈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敢出门，整日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她经常眼神空洞地看着我和大姐，好像无法确认我们的来历，看久了她就面露怒气，随时有可能举起双手掐死我们。几个月后有关爸爸的消息传来，他被判劳教一年半，从上海被拉到宣城的一所监狱服刑。

村主任把消息带来的时候，妈妈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老天爷有眼啊，没判十年八年的，我一定等你出来，一定等你出来。”

正是起红芋的季节，爷爷奶奶戴着手套把红芋上的泥土捋掉，扔到一片砖地上等待用水管清洗。妈妈走到粉池子旁边，换上一双胶鞋，登上粉池子上开始踩箩。她在箩里不断转动身体，红芋打出来的粉浆水从箩下细密的孔中渗进粉池子里，发出下雨般哗啦呼啦的声音。尽管是阴天，宅子里面无人不瞧见她脸上焕发的容光，那动作看上去像是在跳舞一样。

爸刚宣判不久，叔叔也出了事。叔叔和婶子婚后的日子一直不和睦，一次吵架过后婶子从广州回到四川老家。叔叔打听到她家地址，坐火车去了四川，在婶子家中他们又吵起来，叔叔一时冲动用菜刀砍了她几刀。奶奶带上毕生积蓄前往四川，跪在婶子的父母面前，请求他们不要控告叔叔。“放过我儿子，我在这给你们当牛做马都行。”她没能改变什么，叔叔最终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两年半。

两年半对奶奶来说太过漫长，她的精神逐渐萎靡下去，人变得消极懒散起来，一向勤劳的她竟然经常忘记去地里薅草。有一天她刚吃完饭就全部吐了出来，这样的事又发生过几次，她仍然不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邻居崔奶奶跟她说：“保重好身体才能等你小儿子回家啊。”她躺在床上嘴里哼哼唧唧，挥着她那只枯黄的手，像是知道自己已经等不回来叔叔。

爸出狱后带奶奶去一趟医院，查出的病是肝癌，医生说活不过一年。一家人都瞒着奶奶这个消息，奶奶也知道一家人在瞒着她，在死亡的笼罩下，谁也没提过“癌症”这两个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的脸色开始变黄，蔓延到脖子、胳膊和腿，整个身体如同深秋的树叶摇摇欲坠。

有一天她拖着病体要去南地里薅草，胳膊挎着竹筐就出了门。自从吴琴死后她很少去南地里，况且南地里的草已经被爷爷薅完。我们正在大路上跳皮筋，奶奶从我们身边经过，筐里整齐地叠着一沓沓火纸。她矮小瘦弱的背影沿着小径一路向南走去，没过一会儿，南地里升腾起一股细烟，接着变粗变长。远远看过去，地里跪着一个小黑点，像小鸡啄食一般把头低下去，又抬起来。东南风里夹杂着呜呜的哭泣声。

春节前，爸带我们去给吴琴上坟。几年来经过犁子翻土和拖拉机的碾压，吴琴的坟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原本她是从村子里消失，现在她又从土地上消失了。他从旁边掰断一根野竹竿，凭借自己的记忆在地上圈出吴琴的坟，再把两捆火纸放进圈里。

烟火直直地向上冒，大块大块的黑色灰烬在空中飞舞、破碎。火纸燃烧一半时爸爸突然跪在地上痛哭，他把头埋在两腿之间，胳膊撑在地上，用一个拳头不断捶击土地。他三十多岁，头上已经找不出几根黑发，银针一样的白发插满他的整个脑袋，像只全身缩成一团的刺猬。他的哭腔近乎牛叫一般歇斯底里，又分明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脸。他好像是在为吴琴哭，哭她从此在这个人间彻底消失了，又好像是在为自己哭，这一点我找不到十分有把握的理由，也许是一种叫作冤屈的感受。

奶奶生命的最后阶段已经陷入神志不清，在那个春天的午后，她躺在床上指着房梁说：“小琴在上面，把她捣下来，赶快拿竹竿把她捣下来，死丫头来索我命来了。”她惊恐地用被子捂着眼睛，两腿乱蹬，嘴里不断重复那些话。我望了望房梁，除了一根发黑的槐树木头外什么也没有。“别急丫头，别急，我这就去了，这就去抵你的命。”说完这话，她面部渐渐归于平静，像一片叶脉纵横交错的枯叶。

她去世那天距离叔叔出狱还差三个月。落气前她躺在堂屋铺好的麦秆上，面色已如同灰土一般，虽然已经睁不开眼睛，嘴里仍然轻轻念着叔叔的名字，一行泪水从眼角滑落。

最后她葬进我家祖坟里，旁边葬的是太爷爷、太奶奶和大爷，三个旧坟和一个新坟连为一体，四块黑色墓碑庄严地排成一排。每年回去我们都要上两次坟，给奶奶上完，再往三里外的南地里去。一个目标再清晰不过，另一个融进寂静的旷野。

这个漫长的夏季终于走到尽头，雨水渐少，浓绿的梧桐树叶子变得淡黄，它们在空中打着回旋飘落到沟里。秋风将水面掀起层层褶皱，叶子绕着围沟从一头漂流到另一头，最后拥挤在角落里，变成一堆散发腐烂气息的残枝败叶。时光仿佛是一列火车，经历过剧烈震颤之后，开始进入平稳运行的轨道。我似乎也长大了一截，觉得过去热闹的生活戛然而止，一切都结束了。

二姐正式从舅姥爷家回来。她个子长高了不少，还是留着短短的学生头，齐刘海几乎遮住眼睛，看我的时候，那眼神里不再有任何情绪，只剩下淡漠。她的户口还在舅姥爷家，仍然无法转到我们村。像村里很多人一样，她和大姐初中没上完就辍了学，爸妈准备带着她们前往上海打工。

我幸运地考上镇里的重点中学，即将离开家过上住校生活。团聚和别离同时发生，爸爸再次把一家人召集到梧桐树下，准备合一张影。站在树影里，我仰头向树上望了望，寂静的阳光洒在叶片上，天空斑斑驳驳在头顶浮动。

雨水充足的夏季过后，梧桐树的皮脱落大半，象牙白的新皮像是撕裂出的一个伤口，上面刻着的三个名字已经彻底消失，树上再也没有鸟飞过来搭窝。我坐在围沟边上钓鱼，一钓就是一天，忘乎所以，整个村子好像都与我无关了。

唯独吴琴和阿花总是出现在我脑海，她们好像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是去向不明。开学的日子到来，我把收拾好的衣服和被褥捆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车走到坝口。身后梧桐树上传来喜鹊的叽喳声，围沟里的鱼欢腾地跳出水面。前方，吴琴正骑着木兰向我驶来，阿花蹲在她的肩头喵喵地叫着。我跨上自行车，迎了上去。

Frontiers

吴寻

吴寻，青年作家，现居杭州。已发表文学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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