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单”案大反转：二审判投资者明知故买、银行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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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银战略观察家）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更新了最近一起银行员工私售第三方理财的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判决书。该案一审宣判后，二审判决出现反转——撤销银行对投资者的全部赔偿责任，由此引来关注。

2023年，客户吴某在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理财经理叶某的推荐下，购买了170万元的“飞单”产品——海银财富发行的非银行理财产品。海银财富“爆雷”后，吴某净亏损超过166万元，随后把叶某和天津银行一起告上了法庭。

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定，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存在管理过错，判令该支行承担投资者实际损失10%的赔偿责任，同时违规销售飞单的理财经理叶某承担15%损失赔偿。

但是，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要求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赔偿10%损失的判决。

近年来银行员工“飞单”案件并不鲜见。 从近年来法院的判决共性看，即使银行员工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只要银行在员工管理和内控上存在疏漏，一般需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本案一审延续了过去“过错兜底”模式。投资者将“网点/员工身份”作为事后索赔的兜底保障。只要员工在网点“飞单”，银行内控有瑕疵，法院即“各打五十板”判银行承担一两成赔偿。

但在本案二审时，法院通过还原极度具体的交易细节，穿透认定投资者对“飞单”性质完全明知，其损失是由其自身明知风险后的投资决策造成的，与银行的监管疏漏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二审反转的三个关键事实证据与逻辑支撑如下：

一是投资者是“老客户”，明知合规交易流程。

交易习惯对比强烈：吴某在天津银行闸北支行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购买过近400款该行的自营或代销理财产品。她对天津银行正规理财的购买渠道（如官方APP、柜台流程、盖有银行章戳的文件等）极其熟悉。

本案流程异常明显：在购买涉案的海银财富产品时，吴某经历了下载第三方APP、在第三方平台签署合同（无天津银行字样/Logo）、资金转入非银行代销渠道等一整套截然不同的操作。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吴某完全具备识别该产品并非银行产品的能力。

二是关键证据表明投资者主观上清楚产品并非银行自营/代销。

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知情”：在双方的平台沟通记录中，吴某从未向叶某确认过案涉产品是否为天津银行产品。

产品爆雷后的对话成为直接依据：案涉产品出现兑付危机后，吴某仍要求叶某继续推荐理财。当叶某向其推荐天津银行正规理财时，吴某追问了一句：“你们银行的理财产品总还是安全的吧？”

法院认为，这句话直接印证了吴某在此前购买海银财富时，主观上就已经明确区分了“海银财富产品”与“天津银行理财产品”的差异。

三是因果关系的法律阻断。

一审逻辑：银行网点内控不严，导致员工在场所内推介违规产品 $\rightarrow$ 银行有监管过错 $\rightarrow$ 需承担10%按份责任。

二审逻辑：侵权责任或违约赔偿的前提是“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既然证据表明吴某明知这不是银行产品，依然为了追求8.1%的高收益（远高于当时银行同等理财收益）而选择购买，说明其并非因“误信银行背书”而受骗。

因此，即便银行在网点管理和员工行为监管上存在漏洞，这一“监管过错”也不是导致吴某损失的法律因果因素。法律因果关系被阻断，银行自然无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严格落实“买者自负”原则。过错责任必须严格考察“侵权/违规行为与损失的因果关系”。 如果投资者主观知悉“飞单”性质仍博取高收益，需自行承担市场风险，无法再强制让银行替投资者打补丁。

二审判决澄清了理财经理“个人私售行为”与“银行机构责任”的法律界限，也向广大金融消费者释放了明确信号：理财购买不能只看“人在哪里、是谁介绍”，更要看“合同与谁签、资金流向谁”。明知是私单仍贪图高息投机，一旦爆雷，法律将不再为这种明知故犯的风险买单。

有分析认为，该案二审判决由上海金融法院（全国专门金融审判的高地之一）作出，其司法观点在全国法院系统内具有极高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因此，该判决具有非常强烈的裁判导向性和行业风向标意义，它标志着司法机关在处理金融“飞单”纠纷时，正在从传统的“倾斜保护投资者/银行过错兜底”向“精准穿透因果关系/严格落实买者自负”进行深度的司法审判理念转型。

这起判决并非给银行开了一张“免责卡”，而是为金融审判确立了一个更加精准、客观的归责标准。对于银行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内控，因为一旦遇到“被误导”的普通受害人，内控疏漏依然会导致巨额赔偿；但对于投资者而言，该案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法律只保护善意与被误导的受害者，绝不容忍明知故犯的投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