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2027年，腊月二十七。雪下了一天一夜。
门铃响了三声，我从沙发上起来，趿拉着棉拖鞋去开门。何秀英在厨房炸丸子，油烟味飘了一屋子。
门打开的一瞬间，我愣住了。
门口站着个女人，头发灰白了大半，枯枯地扎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得亮亮的。她瘦得厉害，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
她手里捏着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
是我们17岁那年，在镇上照相馆拍的。我和她并肩站着，笑得没心没肺。
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手写的，歪歪扭扭——
“属虎的人，这辈子注定欠另一个属虎的。”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那个眼神，30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孙磊，”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玻璃，“你爹把我卖了。”
01
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鞋柜上。
棉拖鞋踩到自己的脚后跟，差点没站稳。
何秀英从厨房探出头：“谁呀？”
我说：“老同学。”
何秀英擦着手走过来，看了一眼门口的女人，又看了我一眼。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什么也没说，又回厨房去了。
我知道她不信。结婚30年，她一直能看穿我撒谎。可这次她没戳破。
“进来吧。”我对邓香怡说。
她站在门口没动。雪花落在她肩膀上，化了，渗进棉袄里。她说：“就在这儿说吧，几句话。”
我说：“外面冷。”
她犹豫了一下，迈了进来。
我领她到客厅，让她坐沙发。她没有坐，就那么站着，两只手攥着那张照片，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没接。
“当年的事，你爹没跟你说吧？”她问。
我说什么事。
她把那个泛黄的信封从棉袄夹层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信封上有手写的字：“邓香怡收。”落款是周桂兰，周大娘。
周大娘死了好几年了。以前住我家隔壁那条街，嘴碎，爱管闲事。我爹跟她来往不少，说是老邻居。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几页信纸，叠得整整齐齐。纸已经发脆了，边缘有些地方碎了。
第一行字就让我头皮发麻——
“香怡丫头，大娘对不住你……”
信上说，1997年那年夏天，我爹孙大江找到周大娘，说要她帮忙办一件事。我爹跟她说，邓香怡这姑娘家里穷，配不上我儿子，得把她弄走。
周大娘开头不肯。我爹给了她五百块钱。
那时候五百块钱不少，顶普通人两个月工资。
周大娘就答应了。
她去找邓香怡，说省城有家厂子在招工，待遇好，包吃包住。邓香怡那时候正想找份正经工作，一听就动了心。
信上写着：“那天晚上，你上了车，我没敢看你。大江说把人送到就行，后面的事就不用管了。我以为就是找份工作，哪知道他……”
后面几个字被水渍洇了，看不清楚。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还有呢。”邓香怡说。
她把手伸进棉袄另一个口袋，掏出一张报纸剪报。纸也黄了，折痕处都磨出了毛边。
那是1998年的一份省城晚报。
第三版上有一篇不起眼的报道，写的是市福利院收治一批弃婴的事。
文章旁边配了一张黑白照片，一群婴儿躺在床上，包着统一的小被子。
“你看这个。”邓香怡指着照片最角落里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的右手伸出了小被子，攥着小拳头。
手腕上有一块胎记，青褐色的，指甲盖大小。
她把剪报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低头看自己的右手手腕。上面也有一块胎记，一模一样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了。
“那年冬天我生的，”邓香怡说，声音开始发抖，“生下来没满月，就被那家人抱走了。送到了福利院。我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长什么样，只知道那个胎记。”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眼泪没掉下来。
“你爹把我卖了，卖给了一户姓张的人家。那个男人喝了酒就打我。我被他关在乡下28年，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
她撩起左边的袖子。
手臂上，从手腕到胳膊肘，密密麻麻全是疤。有烟头烫的，有刀片划的，还有被什么东西抽出来的条状痕迹。新的旧的叠在一起，像一块烂布。
我捂住嘴，胃里翻江倒海。
“去年冬天，”她说，“姓张的喝醉了，骑摩托车摔进路边的沟里，死了。我拿到他的死亡证明，第二天就买了回县城的车票。”
她说完，把袖子放下来，坐在沙发上。
客厅里很安静。厨房的油锅在响，何秀英关了抽油烟机，把那声音也盖住了。
我坐在她对面，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我问了一句话：“你饿不饿？”
她摇摇头。
我又问：“那个孩子……找到了吗？”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颗一颗，顺着她脸上那些深深的皱纹往下淌：“我没找到。我回来找你，是因为……只有你跟你爹，知道那个孩子在哪。”
02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何秀英背对着我，呼吸均匀，像是睡着了。
但我知道她醒着。结婚30年，她睡觉不打鼾，呼吸重就是醒着。
“她是谁？”她突然问。
我说：“以前……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我没说话。
何秀英翻了个身，面朝我：“孙磊，跟了我30年，你说没说过谎，我心里清楚。”
她的手枕在脑袋下面，看着天花板。
“那个女的说的话，我听见了。你爹把人卖了，还生了个孩子。是她的孩子，也是你的吧？”
我张了张嘴，想否认。可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什么时候的事？”
“1997年。”
“你跟她……”
“谈过。那时候年轻，想着要结婚的。”
何秀英沉默了。
窗外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皱纹也比以前多了。她比我先白头发的，这两年染得勤，可发根总冒出一截白的。
“你跟她的事，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说完这句话，就没再开口了。
我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
房间很安静。暖气片嗤嗤地响，钟在墙上嗒嗒地走。
我想起1997年的事。
那年夏天特别热，知了叫得人心烦。我23岁，刚从厂里辞职，想着去省城找活干。邓香怡比我小一岁，在镇上一个小餐馆端盘子。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一条街上的，她家住在巷子口，我家在巷子中间。
小时候一起上学，一起掏鸟窝，一起在河沟里摸鱼。
那时候没什么玩的，夏天就坐在一起吃冰棍，一人一根老冰棍，坐在她家门口的石阶上，啃得咯嘣咯嘣响。
长大以后，不知不觉就在一起了。
谁先开口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有一年秋天，她坐在我家门口剥毛豆，我路过，她就问我：“孙磊，你觉得我咋样？”
我说：“挺好的啊。”
她说：“那你要不要跟我处对象？”
我说行。
就这么开始的。
没有表白，没有情书，没有浪漫的约会。
就是两个人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去镇上赶集。
她想买一件的确良衬衫，我攒了两个月工资给她买了。
她高兴得哭了。
那时候我想，这辈子就是她了。
后来有一天，她说要去省城找活干。
我说你等等，过几天我陪你去。
她说等不及了，她娘生病了，家里要钱。
然后就走了。
我找过她。
找了好多天。
去她家问她爹妈，她爹妈说她去省城了，嫁人了。
我不信，又四处打听。
周大娘说她介绍邓香怡去省城一家工厂了，可我问遍了工厂，没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心里难受，憋着一股气，没处撒。
后来有人介绍何秀英，我那年25了，家里催婚。我妈说，那姑娘不错，踏实能干，跟你挺合适的。我就娶了。
娶了才知道，何秀英是个本分人，不争不吵，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了儿子以后，日子就这么过着过。
我以为那些事都过去了。
可它没过去。
它一直在那里，像一根刺，扎在肉里，埋了30年。
现在这根刺被人拔出来了，连着血带着肉。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邓香怡。
她住在县城汽车站旁边一家小旅馆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连窗户都没有。她被子里放着那张旧照片和剪报，枕头底下压着一卷钱。
她说她住不了几天，等找到那个孩子就走。
“你打算怎么找？”我问她。
“去福利院。”她说。
省城福利院我昨天打电话问过了，那边的档案还在。1998年的记录都保留着，我报了邓香怡的名字，工作人员说可以过来查。
邓香怡说：“我一个人去就行。”
我说：“我跟你一起。”
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知道她在犹豫什么。
“何秀英知道了，”我说，“她没拦我。”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们把东西收拾好，坐上了去省城的班车。车开了三个小时，一路颠簸，路上的雪还没化完，路边的树光秃秃的，顶着灰蒙蒙的天。
邓香怡靠着窗户，一直看着窗外。
她没睡着，眼睛睁着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坐在她旁边，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
30年的空白，不是几句话能填满的。
03
福利院在城西，一栋老旧的灰色楼房，铁门上锈迹斑斑。
门卫是个大爷，看了我们的身份证，又看了工作证明，才让我们进去。
接待我们的是个中年女人，姓王，叫王主任。她翻了翻档案柜，抱出一摞泛黄的文件夹：“1998年的记录都在这里了。”
邓香怡的手在发抖。
她翻了十几份，终于翻到了那张登记表。
上面贴着一张黑白的婴儿照片，闭着眼睛，头发稀疏。手腕上那块胎记，清清楚楚。
登记的姓名：张弃。
送养人：张某某。
接收日期：1998年3月15日。
邓香怡把那张登记表贴在胸口，眼泪啪嗒啪嗒砸在纸上。
“这个孩子后来被人领走了，”王主任翻着后面的记录，“1998年6月，被一对姓陈的夫妇领养了。”
“能不能查到他们现在在哪？”我问。
王主任摇摇头：“当年的记录只有地址，早就过期了。后来那对夫妇搬过几次家，档案上没更新。”
邓香怡抬起头：“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王主任想了想，说：“可以帮你们查查当年领养登记的编号，看能不能找到后来的信息。”
她去了后面的办公室，待了很久。
我们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
走廊很暗，墙皮剥落，地上的水泥磨得发光。尽头有一扇窗户，阳光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邓香怡一直没说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王主任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当年的领养号能查到，但那对夫妇搬家以后，就没有后续记录了。不过我们有个老员工，叫老赵，在福利院干了快40年了，他应该记得一些事。”
老赵在仓库里整理旧物。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剃着平头，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捆旧报纸。
听说我们是来找孩子的，老赵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当年那个张弃我记得，是我接的。”
邓香怡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个孩子命苦，”老赵说，“送来的时候才十几天，瘦得皮包骨头。我一个老同事说，就是怕家里人找回来，那姓张的才赶紧把他送到福利院的。”
“后来呢？”我问。
“后来被一对陈老师夫妇领走了。”老赵挠挠头，“陈老师是附近一所小学的老师，姓陈，他老婆姓刘。两个人结婚十几年没孩子，就想领养一个。手续办得很顺利。”
“那他们有孩子后来在哪里吗？”邓香怡急切地问。
老赵摇摇头：“他们领走以后，我调到别的部门了，再也没见过。后来我听人说，他们搬家了，搬到哪去，没人知道。”
邓香怡的眼眶又红了。
我看着她，心里也不好受。
“那我能不能查查他们的社会关系？”我问王主任。
王主任想了想：“这个我们不能随便透露。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去当地街道办事处问问，说不定有登记的信息。”
从福利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省城的冬天特别冷，路灯亮了，把雪地照得泛白。邓香怡走在前面，影子拉得很长。
我们找了家面馆，一人要了一碗面。
她吃了半碗就放下筷子了。
“是不是觉得找不到了？”我问。
“不是。”她说，“我知道能找到。就是……怕找到了，人家不认我。”
“怎么会不认你呢？”
“你说呢？”她看着我，眼圈红了，“我是个当妈的，生下来就没养过他。他不认我，我也没话说。”
我说：“孩子总是自己的，会认的。”
她没说话。
吃完饭，我送她回旅馆。走到门口，她突然拉住我的袖子：“孙磊，你恨我不？”
“恨？”
“恨我当年没留下来。”
我说：“不是你的错。是我爹的错。”
她松开手，转身进了旅馆。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雪花落在头发上，化了，冷得头皮发麻。
04
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何秀英坐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低。
我换了拖鞋，走到她旁边坐下。她没看我，也没说话。
“今天去福利院了。”我说。
“嗯。”
“找到了一些信息，但还不完整。”
她“嗯”了一声，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孙磊。”
“嗯？”
“我问你一件事，你要照实说。”
“你说。”
“你心里，还有她没有？”
声音平静得让人不安。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认识你30年，”她说，“从来没见你那样哭过。你爹死的时候，你都没哭。可你看她那些疤的时候，哭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声音终于大了起来，“孙磊，你跟我过了30年，你跟我说你不知道？”
“秀英……”
“别叫我！”她站起来，眼眶红红的，“你跟她的事，我以前不闻不问，就当过去了。可现在她又回来了，还有孩子。你让我怎么想？”
我站起来，想去拉她的手。她退了一步：“你别碰我。”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要去找她，去找那个孩子，我不拦你，”她说，“可你得想清楚，你回来以后，这个家还回不回得去。”
她转身进了卧室，把门带上了。
那声音不重，但像一记锤子，砸在我心口上。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坐了半宿。
电视放着深夜的购物节目，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只要998”。我看着屏幕，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邓香怡手上的疤，一会儿是何秀英的脸。
我欠了谁？
谁都欠。
又谁都还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邓香怡打电话。
她说她自己去街道办事处问了，那边的登记信息也断了。姓陈的老师夫妇搬走以后，说是回了老家，可没人知道具体在哪。
“那就没办法了吗？”我问。
“不能放弃。”她说得很坚定。
这天下午，她突然给我打电话：“孙磊，我有线索了！”
她在电话那头，声音抖着：“周大娘的一个远房表姐还在，就住在隔壁镇。她跟我通了个电话，说她记得一点事——那姓陈的老师夫妇，本来不是想自己领养的，是替一个亲戚领的。”
“替谁？”
“她记不清了。可她说了个地名——西柳镇。”
西柳镇，在省城北边，离我们县城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车程。
我马上说：“我们去一趟。”
邓香怡说：“你确定？”
“确定。”
我挂了电话，又给何秀英打了一个。
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
“秀英，我要去一趟西柳镇。”
她在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
“去吧。”
说完就挂了。
05
西柳镇不大，一条主街贯穿全镇，两边是各种小店铺。街上有棵大柳树，据说有几百年了。
我跟邓香怡坐大巴到了镇上，已经是下午。
周大娘的表姐姓薛，叫薛凤英，80多岁了，住在镇子西头的一间老房子里。
我们找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老太太耳朵有点背，说话要大声点。
“你们是来找我的？”她眯着眼打量我们。
“是，薛姨，我是孙磊。”我说，“我爹叫孙大江，以前住县城。”
薛凤英想了想：“孙大江……有点印象。你爹是不是五几年生的，属蛇的？”
“对。”
“他老婆姓朱，叫朱婉，对吧？”
薛凤英点点头：“那我想起来了。你爹当年跟老周来往挺多的，老周跟我提过他。”
我在旁边坐下来：“薛姨，听说您知道一点那个孩子的事。”
薛凤英想了很久，慢慢说：“老周当年来找过我，说她帮着办了一件糊涂事。那孩子生下来以后，托人找了陈老师两口子领养。可陈老师两口子自己养了没多久，又把孩子还回来了。”
“还回来了？”
“对。说是孩子身体不好，三天两头进医院，他们两口子怕养不活，就又送回福利院了。后来孩子又被别人领走了。老周说，最后领走的，好像是一个姓肖的。”
“姓肖？”
“对，肖。”薛凤英点点头，“说是县里二小的一对教师，姓肖，叫什么我记不清了。男的四十来岁，女的比他小几岁，没有孩子。”
县里二小。
肖老师。
邓香怡在一边问：“您还记得他们什么时候领走的吗？”
“记不清了，大概是98年秋天吧。老周跟我说过，孩子送到肖老师家去了。”
“那他们的地址呢？”
薛凤英摇摇头：“老周没跟我说地址。她只说，那对老师家住在县城东边，老一中后面的那条巷子里。”
邓香怡看了看我。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县一中后面那条巷子，我知道。
我在那里住了十几年。
1999年结婚以后，我跟何秀英就住在那条巷子里，一直住到2005年单位分房才搬到现在的家。
也就是说，那个孩子，可能就住在我隔壁的巷子里。
我跟他隔了一条街的距离。
多年。
我们从西柳镇回来那天晚上，天已经黑透了。
邓香怡没回旅馆，跟着我回到县里。
我家住在城西，县一中在东边。
我开着车经过那条巷子的时候，放慢了速度。
巷子很窄，两旁是老式的红砖楼房，墙根上爬满了青苔。路灯昏黄，有几盏还不亮，地上黑一块亮一块的。
30年了，跟我印象里差不了多少。
“就是这条巷子，”我对邓香怡说，“后面那栋楼就是二小的家属楼。”
“有人住吗？”
“有。我以前的同事谢建强就住那栋楼，他老婆是二小的老师。”
邓香怡看着窗外，不说话。
我停下车：“我打个电话问问。”
我拨了谢建强的号。响了很久，通了。
“喂，老孙？大晚上的打电话啥事？”
“老谢，我问你个事。二小家属楼那一片，有没有一个姓肖的老师，跟他老婆刘玉琛？”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肖鑫啊？有啊，退休好几年了。他老婆叫刘玉琛，也是二小的老师。你问他干啥？”
“他家是不是……”我顿了一下，“是不是领养过一个男孩？”
谢建强沉默了一会儿：“你咋知道的？这事没几个人知道。”
“那个男孩现在在哪？”
“他儿子？”谢建强压低了声音，“他们给他改名了，叫肖磊。今年应该二十八九了，在省城一家修车铺上班，一个月回来一两次。”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发颤。
肖磊。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年我爹把他送走，就是因为他姓孙。可现在，他又姓肖。
肖是刘玉琛的姓，随母姓。可“磊”字，是我名字里的那个字。
他们没改掉。
一直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