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他们拥有了一部分富人的外在标志，于是开始捍卫财富的特权——土地、房产和养老金。他们这样做，仿佛公司经理、律师、医生、法官、高级公务员、建筑师以及各类持证专业人士，才是这些特权的主要受益者。
关键在于，税收是许多中上收入的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寸步不让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把钱留下来，不论是把这视为成功的象征，还是为了保障家庭财务安全，或是捐给慈善机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显然都不愿让民选机构——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拿到这笔钱。
的确，与15年前相比，他们如今承担了政府税收中更高的比例，因此不愿再多缴税，这种态度并非不可理解。问题在于，他们如今捍卫的这套税制极其复杂，充满扭曲激励，正在缓慢侵蚀经济。它又让超级富豪几乎逃避了对那个最初赋予他们巨额财富的社会应尽的全部义务。
专业阶层似乎并不太在意，他们对现行税制的维护正在削弱工作的激励，尤其是作为领取工资的雇员去工作的激励，也不太在意现行税制正在抑制企业投资。
他们已经算过一笔账：自己拥有较高财富水平，足以在某个时点套现，最好还能搭配一份提前退休安排，靠这笔收益度过余生，再把剩余财富留给自己属意的受益人。
把矛头对准某一个群体，似乎并不公平。但富裕的X世代——即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人，也就是46岁到61岁这一群体——以及出生于战后、20世纪60年代社会风气真正转变之前的婴儿潮一代，几乎掌控着一切。因此，他们也是反对税制改革的一股强大游说力量。
火花很快就会出现，因为安迪·伯纳姆上任最初几个月的一处主要战场，就是如何筹措资金，以支持他希望用来改善生活水平的一系列措施。
这位新首相进一步举债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这使他的顾问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提高税收。向富人加税，也符合他让政府“更像工党”的承诺，以安抚党内左翼。尽管杰里米·科尔宾已被开除，党内左翼仍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按照这一方案，现行市政税带来的452亿英镑收入和印花税带来的115亿英镑收入，将由统一税率1.28%的土地价值税取代。在奈德尔的方案下，土地价值税可带来567亿英镑收入。按他的计算，大约70%的住房缴纳的税额将低于目前的市政税。这些住房大多位于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以外地区。
超级富豪将难以规避这项税，因为他们无法把自己拥有的土地转移到海外。经济学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项税制。其主要倡导者之一弗雷德·哈里森曾写道，19世纪初，在财富开始大量积累且基本不受税收约束之际，土地价值税曾在最高决策圈中被讨论，但最终被新近崛起的专业阶层游说阻止。
伯纳姆曾公开表示支持土地税。他可以逐步推行一项取代市政税和印花税的方案，让英格兰——如果英国其他地区随后跟进，甚至整个英国——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让土地更多用于生产，而不是仅仅作为财富储藏工具。
但眼下，他需要额外现金。首相身边一些人正在游说，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使其门槛与所得税看齐。这将抑制纳税人以牺牲劳动收入为代价积累财富，而这种趋势在过去40年里一直存在。
另一个想法，可能也可以与前者配合实施，针对的是资产超过1亿英镑的家庭。研究显示，这些家庭缴纳的税额可能低至零，其平均税率至少比收入最低的80%家庭所承担的税率低一半。
这些富裕家庭之所以能够绕开资本利得税，是因为他们富到根本不需要出售资产，也就不会触发更高额的资本利得税支出。这些措施每一项都可能带来超过100亿英镑的税收。近6年前发布报告的一个税务委员会曾建议征收一次性财富税，预计可筹集超过3000亿英镑。
处理这个问题绝非胆小者所能胜任。只要专业阶层仍决意维护自身特权，以及过去40年通过养老金和房地产积累起来、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获得的好运，伯纳姆的决心就将持续受到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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