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敢演了！希腊最美影后离世，这位国宝级女星死前还在排练

她的一生、那些标志性角色，以及她从电影明星走向伟大戏剧主演的历程。1992年7月27日，晨间新闻播出了珍妮·卡雷齐去世的消息。这位凭借才华、表现力和公开立场赢得希腊观众喜爱的演员，在与癌症多年抗争后，于家中辞世。希腊电影界那双最富表现力的眼睛，永远闭上了。

当天，《新报》写道：“希腊戏剧界在哀悼。”“她是一位极少数真正被大众深深爱戴的演员，是光彩照人的主演，是无可替代的喜剧演员，是观众心中的偶像。后来，她又以坚定姿态转向严肃剧目。珍妮·卡雷齐是一个凭直觉与激情生活的人，她以近乎忘我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艺术。

“死亡在她艺术生命的黄金成熟期降临，打断了她的计划与梦想，在希腊戏剧界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缺，但它无法抹去一位真正而美丽的女演员的形象。”帕纳约蒂斯·蒂莫扬纳基斯在《邮差》杂志悼念卡雷齐时写道：“她是希腊舞台与银幕上最美的女人，最美的面孔，最美的眼睛。她是1960年代那一代电影演员中最出色的喜剧演员，也是同一代中最出色的悲剧演员。她也是这一代中唯一一个被埃皮达鲁斯、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张开双臂接纳的人。

她曾拥有一切，而后某一刻……戛然而止。”她的去世，中断了一段近40年的艺术历程。这段道路始于一位希腊国家剧院戏剧学校的年轻学生，最终抵达一位伟大主演的位置——无论是演喜剧，还是演易卜生、契诃夫和阿尔比，她都能让剧场座无虚席。

40年前，年轻的欧亨尼娅·卡尔普齐——这是她的本名——表演了《伪君子》中的一段独白，并因此被希腊国家剧院戏剧学校录取。《新报》在1992年7月27日写道：“1954年，她还在求学时，就已登上国家剧院舞台，出演豪普特曼的《日落》和莫里哀的《愤世嫉俗者》。在那里，季米特里斯·米拉特看到了她，并邀请她与自己及梅丽娜·梅尔库里合作演出安德烈·鲁索的《美丽的海伦》。

同年，也是在1954年，在同一座剧院——雷克斯剧院，她与卡蒂娜·帕克西努同台，在洛尔迦的《贝尔纳达·阿尔芭之家》中饰演阿德拉。”她的亮相引起了轰动。《新报》的报道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位年轻演员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1954年11月，‘一位主演诞生了。’”

从那一刻起，她的道路似乎以凯旋之势展开。但在这种表面上的轻松背后，是持续不断的工作、疲惫与焦虑。她在国家剧院一直待到1959年，在古典与现代剧目中不断磨炼自己：从《萨勒姆的女巫》和《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娅，到《李尔王》《妇女大会》《吕西斯特拉忒》和《地母节妇女》。

在莎士比亚、阿瑟·米勒和阿里斯托芬之间，卡雷齐开始证明，美貌和电影明星的光彩并不是她唯一的资本。在从事戏剧演出的同时，卡雷齐也开始涉足电影。1955年，她出演了阿莱科斯·萨凯拉里奥斯的《手摇风琴、贫穷与尊严》，与瓦西利斯·阿夫洛尼蒂斯和米米斯·福托普洛斯同台。这是一段她与电影观众关系的开始，而这段关系后来发展成近乎崇拜的热爱。

在片中，她饰演一名年轻女孩。因为家人不允许她嫁给自己所爱的穷人，她离家出走。两名街头手摇风琴艺人在路上遇见她，被她的经历打动，决定帮助她。两年后，续集《手摇风琴、贫穷与康乃馨》上映。其中那首由马诺斯·哈齐达基斯作曲的《耳边的康乃馨》，成为与这位年轻女主演形象紧密相连的歌曲之一。正如《新报》当时所写，“雅典街区里一半的小孩子站在‘小珍妮’这一边，另一半则站在‘小阿莉基’那一边。”

1959至1960演出季，她离开国家剧院，转入民营剧场。那时她还不到25岁，就已加入雷克斯剧院的班底，与迪诺斯·伊利奥普洛斯和迪奥尼西斯·帕帕扬诺普洛斯同台。标志这一新阶段的作品，是尼科斯·齐福罗斯和波利维奥斯·瓦西利亚迪斯创作的《小姐的小迷糊》。《新报》写道：“这是她在商业剧场的凯旋起步，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功。卡雷齐、伊利奥普洛斯、帕帕扬诺普洛斯在科托普利剧院联袂出演，连演3年。”

随后是巡演和一部接一部的舞台作品。《法妮》《国家事务》《天使街区》《女校长小姐》《玛丽，玛丽》《每个星期三》《阿斯帕西娅万岁》《15号舱房的女孩》和《女秘书的上司》，都只是与她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剧目。她去世当天的专题报道这样形容那段时期：“此后，戏剧和电影都进入高峰期。巡演、拍摄，冬天夏天都在工作。”

在电影领域，卡雷齐已经成为大银幕上最知名的面孔之一。在《勇敢者之岛》中，她演唱了《别问天空》。在瓦西利斯·乔治亚季斯执导的《红灯区》中，她饰演海港红灯区一家妓院里的罗马尼亚女子埃莱妮，展现出自己截然不同的、充满戏剧张力的一面。这部影片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而卡雷齐演唱《我捧水来给你》的画面，也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

此后，她又出演了《洛拉》《女校长小姐》《疯狂的一家人》《珍妮，珍妮》《机关枪协奏曲》《抵抗中的女人》和《曼托·马夫罗耶努斯》。她可以轻松地在喜剧与情节剧之间切换，也能在通俗电影和高要求的戏剧角色之间自由转换。在拍摄《机关枪协奏曲》期间，她结识了科斯塔斯·卡扎科斯。两人的关系后来发展为深刻的个人与艺术共同体，并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终点。

《新报》写道：“从1968年8月起，她与科斯塔斯·卡扎科斯开始了决定性的合作……乔治奥斯·鲁索的《伟大的狄奥多拉》由阿莱克西斯·米诺蒂斯执导，第二年继续上演，售票处前排起长队，但因珍妮已怀有身孕，演出最终停下。”1969年，他们的儿子康斯坦丁诺斯·卡扎科斯出生。《邮差》1969年10月24日写道：“一边照顾婴儿，做了母亲的卡雷齐仍不知疲倦地继续工作，没有停歇。”

随后，她出演了《夫人，我不在乎》《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和《阿斯帕西娅》。卡雷齐开始逐渐摆脱轻喜剧女演员的形象，转向更具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戏剧。不过，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73年。1973年夏天，在雅典尼翁剧院，珍妮·卡雷齐与科斯塔斯·卡扎科斯上演了雅科沃斯·坎帕内利斯创作、斯塔夫罗斯·克萨尔哈科斯作曲的《我们的大马戏团》。

《新报》写道：“这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出。艺术上大获成功，观众如潮，也是对军政府的政治性回应。”这部作品以讽刺方式梳理希腊近现代历史，并在高压统治时期成为集体表达的空间。那些无法在公共场合说出的话，被搬上了舞台。剧团因此与政权发生正面冲突，卡雷齐本人和科斯塔斯·卡扎科斯都曾被逮捕。到这时，卡雷齐已经公开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与公共立场联系在一起。

她与坎帕内利斯的合作随后延续到《某个童话》《人民公敌》和《美元圣母》。之后，她还出演了《女教皇约安娜》《二等公民》和《巴黎圣母院》。1980年，卡雷齐推出了自己创作的戏剧作品《戏子们》。她也写作和翻译，并在部分作品中使用“帕夫莉娜·博塔西”的笔名。

20世纪80年代初，她迎来了重要的艺术蜕变。1982年，她在朱尔斯·达辛执导下出演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这部作品连演两年，成为她个人艺术生涯和希腊戏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随后，她又出演了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亚历山大·盖尔曼的《面对面》、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慢跑》，以及她在古典戏剧中的一系列重要演出。

1985年，她在米诺斯·沃拉纳基斯执导下，于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出演《美狄亚》；1986年又将这一角色带到埃皮达鲁斯。1987年夏天，她接着出演了罗伯特·斯图鲁阿执导的《厄勒克特拉》。蒂莫扬纳基斯写道：“因为在最后10年里，珍妮·卡雷齐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她彻底转向艰深剧目，却依然让剧场满座。她正是在那里达到了顶峰。”

她本人曾向这位评论家坦言：“演一部喜剧还能把剧场坐满，当然令人高兴。但如果演的是易卜生、契诃夫和阿尔比，剧场依然满座，那就不只是高兴了，而是一种令人沉醉的感觉。”当对方问她如何解释这一点时，她回答说：“也许，这才是观众最终希望我去做的事。”

1989年，她在奥列格·叶夫列莫夫执导的契诃夫《樱桃果园》中演出时，健康首次遭受严重打击。演出比原定计划提前约一个月结束，卡雷齐几乎秘密前往伦敦。《新报》写道：“她回来后，依旧以沉默维持着这种‘神秘’，直到她在斯图鲁阿执导、于埃皮达鲁斯上演的《俄狄浦斯王》中饰演伊俄卡斯忒，才再次通过舞台开口。

“这部充满大胆处理的演出，在观众和评论界引发强烈反应，这让她非常难过。相关反应被描述为过于激烈，尽管她本人也曾表示反对其中一场信使吸烟的戏。“她的绝唱，是在瓦西利斯·帕帕瓦西利乌执导的《钻石与布鲁斯》中取得的个人成功。“落幕。”这是她最后一个角色。卡雷齐原本希望能从病中获得片刻喘息，以便重新回到这个角色中，但她没能等到那一天。

7月26日星期日下午，梅丽娜·梅尔库里前往家中探望这位朋友。据报道：“似乎预感到朋友将走到生命尽头，梅丽娜离开时对那些因直觉而赶来的人说：‘情况非常糟，她可能熬不过今晚。’”在那个最后的夜晚，当梅丽娜俯身靠近她的枕边时，卡雷齐已认不出她。《邮差》写道：“家人明白了这个讯息，陷入沉默。大约午夜时分，她那双睁得很大的、总带着惊异神情的眼睛，永远闭上了。”

蒂莫扬纳基斯这样写道：“珍妮·卡雷齐为我的记忆提供了养分，让我得以带着它走过往后的岁月。我满怀回忆……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在艺术上的迷恋，都可以追溯到她。她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旁，到处都是她。”这段关于这位伟大演员的感怀，仿佛也说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那一代人的成长，几乎与她的艺术道路同步：从她早期电影成功时期那个保守的、内战后希腊，走到强人统治、反抗，再走向政权更迭后的时代，以及对更深层、更具挑战性戏剧表达的追求。

卡雷齐从未停止变化。她从大众喜剧走向政治戏剧，又从电影明星的光芒走向伟大的戏剧角色，同时始终没有失去与观众的联系。她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主演之一。她与自己的观众一同成熟。正如蒂莫扬纳基斯所写，她刚刚来得及让他们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