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主义到人民性文明 中国实现治理文明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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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是否也会步西方后尘，陷入帝国过度扩张的历史陷阱？发展进程之中，又要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固化的兴衰铁律？7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观众的提问切中大国发展的核心命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从文明根脉与制度逻辑出发，拆解了这套被西方奉为“必然”的历史叙事。

长久以来，不少人习惯于用“大唐帝国”“大汉帝国”的说法，将中国古代王朝与西方帝国划上等号，范勇鹏教授直言并不认同这种概念混用。他援引《棉花帝国》一书中的经典论断点明帝国的核心本质：领土超过了国家，暴力压倒了法制。西方语境下的帝国，从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到近代殖民帝国，本质都是核心民族凭借军事暴力对其他民族实行统治，或是依托武力威慑搭建伞状结盟体系；中心区域对边缘地带以榨取、压制为核心逻辑，法律只服务于核心统治群体，边缘秩序完全靠暴力维系。这种建立在压迫与扩张之上的文明形态，是西方历史的主流叙事，也由此衍生出“大国必霸”的所谓历史铁律。

回看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范勇鹏教授客观指出，古代王朝并非完全没有类似帝国的治理形态——比如边远地区的“羁縻州府”制度、延续千年的朝贡体系，确实带有间接治理的特征，包含了部分帝国式的治理元素。但从文明底层逻辑看，中国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帝国：在“中国”这个文明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疆域是高度统一的整体，法律秩序与暴力机器始终服务于统一的治理目标，而非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孕育出“民为邦本”的人本主义传统，跳出了同时代其他文明普遍的神权统治、奴隶制、世袭封建制框架，在治理文明上长期领先世界。但范勇鹏教授也坦言，传统人本主义有其历史局限：传统社会的治理本质仍是精英统治，依托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形成士大夫官僚主导的治理体系，普通民众更多是治理的对象而非主体，这也是古代王朝始终难以完全跳出治乱循环的深层原因。

范勇鹏进一步将中国文明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关键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统人本主义阶段，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性文明阶段。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组织，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统治集团，和古代士大夫阶层的治理逻辑有着本质区别。从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群众路线，到始终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核心逻辑从来不是少数精英替人民做决策，而是在引领发展的同时，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这种人民性的底色，是中国文明对传统人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也是我们破解西方历史铁律的根本底气。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明底层逻辑，观众提出的疑问——对外的帝国扩张陷阱、对内的利益集团固化，其实早已在中国的制度基因里有了答案。对外层面，西方帝国的扩张本质是资本的无度扩张，需要霸权军事体系为资本的全球掠夺保驾护航。但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与文化基因中，资本始终要服务于国家发展与人民利益，绝不可能主导国家战略走向。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扩张，既不符合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也违背党和人民的根本立场，中国从根源上就不会走上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

对内层面，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官僚体系腐化，是所有帝国走向衰落的共同内因。范勇鹏教授指出，中国文明始终具备自我革命与自我革新的内在特质，我们绝不会坐视资本无序扩张撕裂社会共识、固化利益阶层。从持续推进的反腐败斗争，到反垄断规范资本秩序，再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本质上都是通过主动的自我革新，破解利益集团固化的历史难题，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

主持人何婕总结道，读懂中国政治文明的底层逻辑，自然就能明白中国为何既不会走上扩张之路，也不会陷入利益固化的困局，这正是读懂中国发展的关键视角。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