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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国内还是热议菲尔兹奖,热议王虹和邓煜。说来亚洲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的国家是日本,第二个是越南,也就是2010年获得菲尔兹奖的吴宝珠,他出生在越南河内,后来到法国深造,成为越南和法国双重国籍。
吴宝珠和王虹一样,都是先到法国求学,再到美国求学或工作,只不过是吴宝珠求学路上法国的比例大些,硕博都在法国完成,后来到美国当研究员和教授,而王虹是美国读博。
吴宝珠是1972年生人,知识分子家庭,说来他后来差点错过法国,而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数学强国”。
1989年,吴宝珠高中毕业,本来打算去匈牙利布达佩斯读大学,当时越南和匈牙利都是“同一个阵营”,匈牙利对越南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谁料就在行程前,东欧出现众所周知的巨变,很快就和越南不是“同一个阵营”,匈牙利新官方不再给越南留学生提供奖学金。
你说赶巧不,吴宝珠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踩瓜皮”,敞开的留学之门突然关上。
1990年,突然反转,上帝又给吴宝珠打开一扇窗,法国官方愿意提供奖学金让吴宝珠前往法国学习数学,他先后在巴黎第六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十一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再是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巴黎第十一大学当教授。200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10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也就是这一年他获得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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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吴宝珠1989年“踩瓜皮”,可谓是歪打正着,错过了匈牙利,却钻进了法兰西的怀抱。匈牙利的数学哪能跟法国相比,绝对差了好几个等级。
试想,如果没有东欧的剧烈变动,吴宝珠大概率后来不会得菲尔兹奖。一个是他去匈牙利留学四年,很可能是耽误四年,然后掉头往法国走,即便后来再无耽误,数学天才极致发挥,也可能在做出数学成就时超过菲尔兹奖的40岁年龄限制,他是2010年在自己38岁时获菲尔兹奖,假设把匈牙利可能的四年耽误算进去,那就是42岁。
单就吴宝珠个人而言,东欧的剧变是一件好事,把自己挤向通往法国的“数学列车”。
吴宝珠在中学时就获得两次国际奥数金牌,到了法国,他才真正回过神来,意识到竞赛数学和真正的数学科研是两码事,这才接触现代数学研究。数学的做题家和数学的研究家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多亏法国的土壤让他得到跨越。王虹也是类似情况,多亏到法国建立自信。后来两人都是到美国,让数学的天才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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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珠获得“数学的诺贝尔奖”,越南是举国欢腾:越南的主席和总理第一时间发去贺信,总理阮晋勇说是“全国人民的骄傲”;越南启动国家级的表彰程序,为吴宝珠授予国家级荣誉;河内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数百名高官、学者、学生在机场欢迎吴宝珠归国;举办国家级欢迎仪式,超过3000名科学家、讲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级电视台全程直播。
吴宝珠一个人获得菲尔兹奖,整个越南都是扬眉吐气,振奋了民族自豪感。
当然,吴宝珠的获奖也催生越南本土的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应试教育”,这往往生产考试机器,而菲尔兹奖谢绝考试机器,需要的是创新能力的研发。这种反思到底有多大的唤醒作用,暂且不知,因为越南的历史惯性和体制原因还在暗中较劲,需要较长时间博弈。
作为一个中国的旁观者,我就历史某个截面的反思来说:如果没有当年东欧的剧变,越南可能至今还没有菲尔兹奖。
(作者:李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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