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孩子查出轻度近视那晚，我坐在客厅里，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在电疗室里的那个下午。那时候我以为闭上眼睛是为了治好眼睛，现在才明白，那是在练习与不完美共处。
幼时视力不好，常去眼科做电疗。每次电疗都极漫长，我闭目端坐，眼眶随着仪器微微震动。当时眼科医生反复叮嘱我：非到万不得已，不得用眼。为了熬过那一个小时，我只能靠耳朵。后来又似乎在家里做电疗的时候，我就听老式收音机，旋钮转动时“滋啦”作响，我守着它，听英语磁带里机械的声音反复念读，也听电台的一些互动节目。
闭上眼睛久了，世界反而清晰起来：声音的远近、质地、温度，都变得可以触摸。
母亲怕我闷，有时候会在电疗时为我读书。她读《鲁滨逊漂流记》，读到鲁滨逊在荒岛上计算日子、搭建栅栏，我在黑暗中随他凿木、生火、等一艘永远不会来的船。她说“星期五”出现的时候，我脑子里浮现的是一个将树叶穿在身上的小人，踏着海浪跑过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通过耳朵“看见”文学。
上中学的时候，市面上有了“倍轻松”“视力健”等护眼仪，我有时候写作业到了一半，会一边用护眼仪，一边听听CD机里的肖邦夜曲，得力于护眼仪，中学时候有几年度数一点都没长。眼睛被温热的硅胶垫包裹，什么都看不见，耳朵却越来越灵敏。我能分辨雨落在香樟叶上和柏油路面上的不同声响，能隔着两道门听出父亲拧开钢笔帽的动静。有段时间我甚至觉得，世界原本就该是用耳朵来测量的。
家里人常叮嘱：“眼睛不好，耳朵一定要保护好。”他们把这句话说了很多年，在我看来，感官也是此消彼长的。
看不见的时候，往往更能看见自己。
中学时我开始读传记，尤其偏爱视力受损者的故事。
海伦·凯勒在《我的生活》里写，她第一次学会拼写“water”那天，水从掌心流过，她才意识到万物皆有名。这句话我反复读了许多遍。荷马失明，却唱尽了特洛伊的烽火与奥德修斯的归途；陈寅恪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香港时期就一只眼近乎失明，晚年更是目不能视，依然口述完成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将明清之际的劫灰与风骨，一一口授于弟子记录成文。他们并非因为看不见才成为他们，而是失明只是命运加诸其身的另一种笔墨。
如今我到了母亲当年的年纪，也有了一个六岁的孩子。他很少出门，户外时间严重不足，前些日子检查出轻度近视，我为此痛心不已，几乎一夜无眠。我关掉了他所有的屏幕，每天带他去天台望远，陪他用“听”的方式感知世界，比如和智能音箱聊天，听儿童广播剧，听我为他读绘本。说实话，他未必懂得“静心”为何物，但他坐在窗边看风景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异常专注的安静。
有时候看着孩子，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电疗室里的自己。那时候我以为闭上眼睛是为了治好眼睛，现在才明白，那其实是在练习如何与“不完美”共处。
人生说到底，不过是一步步接受那些不可更改的事：接受自己生来就有的缺憾，接受父母终将老去，接受孩子在许多地方并不如你所愿。
这些“不如愿”里，依然愿意俯下身去，为他读一本书，陪他听一场雨。这大概就是我能想到的，最具体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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