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瑞金人连夜出发，奔赴灾区

五十年前的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大地震颤了23秒。千里之外的上海，瑞金医院响起集结令。没有犹豫，骨科、普外科、内科的骨干们迅速整装——他们是最早抵达灾区的医疗队之一。余震还在持续，手术台在摇晃，手电筒代替无影灯照明，输血袋软管制成导尿管……但“广博慈爱”的院训，在断壁残垣间从未动摇。今天，我们重发亲历者的回忆，致敬那些在废墟上点亮生命之光的人。

1976年7月28日18时，瑞金医院迅速组建两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队15人，共计30人，队员由内、外、妇、骨等临床医生和护士，检验和药房医技人员以及工农兵学员组成，平均年龄29.3岁。

7月29日清晨，队员们从上海北站出发，辗转乘坐火车和军用飞机进入灾区。军用飞机机舱条件十分简陋，随行军人将震中景象形容为“和战场差不多”。飞机越接近唐山，脚下的景象越令人心惊：房屋成片倒塌，道路严重损毁，余震仍在不断发生。

抵达灾区后，医疗队员来不及恐惧和悲伤，便立即搭建帐篷，投入救治。面对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他们昼夜奋战，迅速完成伤口包扎和急诊手术，并将适合转运的伤员送往后方医院。

当时，唐山市伤员数量巨大，医疗器械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除大量外伤救治外，医疗队还要应对挤压伤、肾功能损害以及高温环境下的感染控制等临床难题。瑞金医院医疗队不仅参与了地震发生后最紧急、最艰苦的抢救工作，还与其他医院共同参与丰润抗震医院的筹建。与此同时，瑞金医院本部也积极接收从灾区转运至上海的伤病员，全力开展后续救治。灾情发生后，瑞金医院先后派出三批医疗队奔赴灾区抗震救灾，前后持续近二十个月。

50年过去，当年的断壁残垣早已被新的城市取代，但那些关于出发、抵达和抢救的画面，仍清晰地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

刻骨铭心的记忆

杨庆铭口述

杨庆铭，1939年生，中共党员，骨科主任医师。1963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2月退休，曾任瑞金医院骨科主任、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所长。1976年7月，参加第一批上海第二医学院抗震救灾赴丰润医疗队，为医疗一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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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我结束了上海支援安徽“小三线”巡回医疗队的工作，即将返回上海。由于我担任队长，因此在当地多逗留了一个月，完成与后续医疗队的交接工作后返沪。根据医院的安排，我们可以享受几天假期，休整后再返回各自岗位开展工作。

记忆中，那是一个格外闷热的夏天。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网络，信息主要来自报刊和广播。7月28日，广播里传出一个不幸的消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不仅有大量房屋坍塌，更有大量人员伤亡。

医院接到上级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起瑞金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医疗队由我院骨科、内科、普外科、麻醉科的医护人员，以及手术室护士、药剂师组成。作为一名骨科医生，我光荣地被选入医疗队，我们将赶往丰润地区，参加地震后伤员营救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连夜准备行李，第二天便出发了。

当时，上海的火车站是位于闸北区的老北站。那天早晨，我们早早地就在北广场集合。放眼望去，广场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不仅有医疗队员，还有许多送行的家属和单位同事。大家热切地讨论着。虽然还不知道当地的具体情况，但队员们都迫切地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发挥专业技能，尽力帮助受灾同胞。由于地震造成铁路轨道损坏，无法乘火车抵达唐山，我们被送往天津的一处军用机场。在那里，多架军用螺旋桨小飞机正等待着，将我们送往此行的目的地——震中唐山。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飞机上没有沙发，没有座位，没有窗，甚至连一扇可以关上的门也没有。医疗队员们上飞机后席地而坐，飞机螺旋桨快速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大声问坐在身边的一名解放军战士：“你去过震中地区吗？那里情况怎么样？”隔着隆隆声，他神情严肃地回答：“你去过战场吗？和那种情况一样！”

螺旋桨飞机飞得不高，从门框处向下探望，只见满目疮痍。离震区越近，灾情越严重；进入唐山地界后，更是看不见一幢完整的建筑物。我们下飞机后坐上卡车，一路上看到成堆成排、刚从废墟中挖出的，或已经被包裹起来的尸体，满眼惨象。我回想起飞机上的那番对话，眼前的景象果真像刚经历过一场“世界大战”。

唐山市区有一家煤矿职工医院，属于当地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医院。那里有一幢十多层的病房大楼，在当地也属于标志性建筑之一。然而就在这次地震中，这幢五十多米高的楼房整幢下陷，看上去只有一层楼那么高，令人触目惊心。因为地震发生在夜里，整幢病房楼里的病人和值班医务人员都被埋在了下面。卡车一路颠簸，还没到达目的地，一阵强烈的余震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当时车子正停在一幢即将坍塌的楼房下，余震来临时，我只觉得车子的四个轮子仿佛都腾空了，人也感到一阵阵眩晕。再看着一旁摇摇欲坠的楼房，实在让人心惊胆战。

一抵达救护点，恐惧的心情很快就被忙碌的工作驱散了。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我们以军用帐篷为根据地，迅速设立起医疗救护点。一批批伤员不断被送来，我们忙着为外伤患者清创、固定和包扎。条件非常艰苦，物资供应紧缺，医疗队员们紧密配合，尽全力发挥有限医疗物资的作用。

当时，有许多肢体挤压综合征患者被从倒塌的建筑物下救出，但没过多久，他们便相继出现肾功能衰竭。由于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支持，他们生命垂危，令人痛惜。

当地居民积极开展自救。他们卸下门板，用独轮车推着，把伤员送来就医。我们评估伤情，做好初步救治；一些重伤员则被抬上卡车，转送到医疗条件较好的城市，以争取更多生的希望。由于当时正值救灾初期，当地的交通、水、电等设施完全瘫痪。没有自来水，我们就取用附近的河水，加明矾消毒后使用；没有电，我们就使用煤油灯；人手不足，我们就24小时就地值守，稍有空隙便打个盹，随后又迅速投入工作。回想起来，大家都怀着一种忘我的精神，全身心投入抢救伤员的工作。

当时，普外科的唐步云是我们医院医疗一队的队长。他负责安排我们的排班和饮食采购，同时还肩负着组织学习的任务，带领大家讨论如何更好地救死扶伤、救助当地灾民。医疗队的管理可谓相当严格，个人外出要向队里请假，并规定不能私自向当地群众购买物品。

我们刚到灾区的前几天，只有压缩饼干可以吃。一开始还觉得挺好吃，连续吃了几顿后，就觉得有些难以下咽了。但为了保持体力，我还是硬逼着自己多吃几口。后来逐渐有了玉米窝头和大白菜。刚开始，大家觉得换了个口味，很好吃；可同样地，天天大白菜、顿顿大白菜，也吃得我们大倒胃口。以至于后来离开唐山回到上海后，我们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吃大白菜。

在那些日子里，余震始终不断。说完全不害怕，这不是真话，但我们从不因此放下手里的工作。随着清理建筑物工作的开展，每天都有大量遇难者遗体被搬出。在那样的高温条件下，如果处理不及时，遗体必定会腐烂，甚至引发传染病。度过最初几天高强度的抢救、清创等工作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天不仅要完成医疗工作，还要协助军人一起挖坑。当时的条件，现在看来真是难以想象。白天的忙碌和劳累，让我们练就了在闷热的大通铺上倒头就睡的本事。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坚守了两个月。等到9月下旬撤离时，灾区已经建起了条件稍好的、用毛竹搭建的临时病房，可以初步开展一些外科手术，让医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和我一同前去、同为骨科医生的沈才伟，在第二年又作为第三批医疗队员，支援当地医院的医疗工作。他回来后告诉我们，当地人民已经从大地震中缓过气来，并在一片废墟之上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

对我们这些当年经历过唐山地震大救援的人来说，对那片土地的情感，以及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份记忆，永远不会泯灭。相信时间能够抚平唐山人民的心灵创伤，祝福他们幸福安康！

杨庆铭在抗震救灾中用过的皮肤移植刀片，现保存于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原丰润抗震医院)

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董永勤口述

董永勤，1951年生，主管技师。1968年11月参加工作，2011年5月退休，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1976年7月28日参加第一批上海第二医学院抗震救灾赴丰润医疗队，任医疗二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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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我已结束了一年下乡巡回医疗任务。7月28日下午，医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组建两支抗震救灾医疗队，立即赶赴唐山进行医疗援助。由于当时时间紧迫，组织直接遴选医疗队员组队。下午四时，院领导通知我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并任命我为抗震救灾医疗队二队的队长，要求两个小时内准备好救灾医疗设备及个人生活用品，于当晚六时到院办大会议室报到。

抗震救灾医疗队是由内、外、妇、骨等临床医生和护士，检验和药房医技人员以及1976届工农兵大学生组成。当时，我和一队的支立民一起商讨要准备的相关器材。我俩均有一年参加安徽皖南山区巡回医疗的经历，了解基层开展工作的状况，因此除了准备显微镜、电池离心机外，还增加了一台手摇离心机和所需的检验项目的试剂，带往灾区。

同时，考虑到灾区伤病员急救时输血所需器材，我们及时与上海市血液中心联系，同时前往提取血型鉴定标准血清和血液储存袋。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将所需的器材准备完毕。我和支立民那时都住在医院27舍宿舍，7月底正是盛夏时节，我们匆匆回宿舍简单地取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匆忙赶到行政楼大会议室报到集合，随时准备出发。

晚上六时，所有参加抗震救灾的医疗队员均准时到达。一边听取院领导的布置，一边等候市领导的指示。先有消息说准备十点左右出发，但一直未接到出发的指令。半夜时分接到通知，医疗队可去市食品商店领取压缩饼干、酱菜（当时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队员准备医疗物资，唯独没有想到准备自己带吃的）。

队员们在会议室焦急地等待出发指令，直到天亮。此时已是7月29日早晨六七点钟，接到命令，全体医疗队员出发去上海北站坐火车北上。

这是上海发出的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专列，有来自我们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及市卫生局所属医院的医疗队。火车一路北上，到第二天（7月30日）凌晨，火车过天津站时，沿途就看见许多灾民已在屋外搭建了帐篷。火车继续前行，八点多到了杨村机场停了下来。当时这里就是抗震救灾的临时前线指挥部，所有的医疗队由指挥部统一调度。

我们全体医疗队员就在机场内待命，期间会告诉大家一些灾区的信息。直到傍晚五点左右，通知我们坐飞机去唐山的机场。当时大多数队员是第一次坐飞机，又紧张又忐忑，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到达了。

我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准备工作中去。每个医疗队按要求领取一顶帐篷及几张凉席，供15个队员居住。我们二医大当时四个附属医院，每家两支医疗队，共八个医疗队120名队员被派往唐山丰润县。

我们乘着卡车来到了丰润县人民医院旁的一块菜地里驻扎。全体队员马上齐心协力将菜园子的茄子拔掉，平整好土地，搭建好帐篷，尽管都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但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完成任务。两个帐篷正好做一男一女的两个战地宿舍。

在当地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伤员的帐篷也及时地搭建好了。因此，伤员也就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救援场所。记得当时在强震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余震不断，接着8月6日晚间又下起了大暴雨，造成次生灾害，灾情加重，给灾民和救灾都带来更大的困难。大水漫进了我们的帐篷里，大家紧急冒雨挖沟排水，那晚很多队员都无法入睡，严重的灾情使灾民不断增加，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直升机每天在救援医疗基地上空盘旋，给灾民投放食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

随着救援的不断展开，许多被埋的伤员得以救出，伤员源源不断地被送来，许多灾民无家可归，恶劣的环境也使病员不断增加，队员们每天忙于在简易的帐篷医院里完成繁忙的医疗救治工作，顾不得自身所处的险恶环境。

抢救者们踩在遍地的血泊中抢救伤员，在汽灯下做开颅、剖腹和截肢手术。医疗队现场主要任务除了救治伤员，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防止疫情的暴发。每天2—3次在驻地及医疗抢救现场周围喷洒消毒剂，我们丝毫不敢松懈。积极做好防控工作，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如今，从地表已经难寻地震的踪迹，但每个唐山人和每个参加过抗震救灾的“人民战士”，心底都有一个跟地震有关的故事，这是我们此生最为珍贵的一段经历，历久弥新……衷心祝愿英雄的唐山人民把唐山建设得越来越好！

董永勤（中）和队员们在救灾现场利用简易设备做化验

瑞金医院医抗震救灾医疗队合影

附：

第一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

唐步云、胡仁明、杨庆铭、陆培新、金凤英、江志英、沈翠兰、赵培丽、俞东英、王月华、邹小君、肖永诚、俞振华、吴华成、支立民、季云、董永勤、蔡凤娣、沈才伟、华祖德、蔡同年、王孝铭、付立仪、沈雅云、倪惠丽、陈惠芳、陶国治、张茵、应秀娣、屈荣根

第二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

顾文广、季云、张伟成、沈毛、汪关煜、顾学范、罗振辉、高博铎、沈卓洲、张沪生、孙玉玲、吴启芳、沈凤妹、许云芳、吴彩琴、林翠琴、王季贞、冯凤琴、曹素珍、陈伟珍、胡瑞青、邵凡涯、陈鸣鑫、杨福明、沈德金、张贵坊、徐惠平、吴之城、谢建欣、李兆平、杜良乞、庄志祥、王龙根、刘德、奚国莲、任仪荣、窦文娟、邹群、王仁芝、王瑾、史燕敏、徐慧敏、陆佩华、曹礼宝、盛琴珍（二医学员）、陈德芳（二医学员）、李娜亚（二医学员）、杨文（二医学员）、程成杰（二医学员）黄定九、徐涛、王碧桂、兰廷芸、张玉英、张志坚、盛莲英、朱晓平、谢鸿星、冯春娣、陈小龙、谈文英、黄之训、邵铭武、邹焕生、张凤禄、冯卓荣、姚建国、郑红、张德玮

第三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队员

单友根、俞东英、沈才伟、李亚东、秦乃熏、田瑞芳、班秋云、钮妙珍、王玲玲、常凤英、方立德、郑振中、周萍、周菊珍、蔡惠敏、戚文航、黄绍光、沈凤鸣

从上海到唐山，跨越千里的救援路上，三批瑞金医院医疗队员接续奔赴灾区，在医疗物资极其匮乏、工作环境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医疗队员们深入震中，连续作战，不畏艰难，不辱使命，50年过去，那段没有硝烟的战斗虽已远去，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和“救死扶伤、舍己为人”的责任担当，始终镌刻在瑞金人的精神血脉中。本次“唐山大地震”系列通过亲历者的讲述，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向每一位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白衣战士致敬。

从唐山的抗震棚到今日的焕然一新的唐山市，瑞金人的足迹始终与人民的需要同频共振，当年那些靠压缩饼干充饥、在余震中坚守的身影，用行动写下了“若有战，召必回”的最初注脚。五十年过去了，丰润的“抗震医院”早已不复存在，但那份跨越山海的血脉相连，至今仍在唐山人民与上海医生之间流淌。这些记录是历史的档案，也是精神的火炬——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医者的仁心，永远是灾难中最坚固的避难所。

编辑：张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