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深了,新房里贴着大大的双喜字,红色的床品在刺眼的白炽灯下显得有些扎眼。屋子里安静极了,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坐在床沿上,双手交握在一起,手心里全是冷汗,那是我的新婚之夜。
离我不远的旧沙发上,坐着我的新婚丈夫,沈舟。他今年三十八岁,比我整整大了十三岁。他正低着头,双手撑在膝盖上,似乎比我还要局促。他的右腿裤管空荡荡的,小腿部分是由金属和硅胶组成的假肢。
为了报恩,我嫁给了这个残疾大叔。镇上的人都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说我林夕长得清清秀秀,却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为了三十万彩礼,连自己的下半辈子都卖给了一个瘸子。
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沈舟,我的人生早就毁了。
五年前的那个夏天,我还在读大二。我爸在镇上的木材厂做工,沈舟是当时的带班工长。那天厂里的老旧锅炉突然起火,火势蔓延得极快,连着烧塌了半个车间。我爸被砸在了一根燃烧的横梁下,是沈舟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去,硬生生把我爸拽了出来。
可是,那根横梁在倒塌时,死死压住了沈舟的右腿。为了保命,他在医院里被截去了膝盖以下的部分。
我爸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吸入太多有毒气体,肺部严重受损,在医院里熬了一年多,还是撒手人寰。我爸走后,我妈受不了打击,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
那几年,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日子。亲戚们避我们如蛇蝎,生怕我们开口借钱。可是,每个月月初,我妈的床头柜上总会准时出现一笔钱。有时候是一千,有时候是两千。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沈舟送来的。他拿着厂里赔的一点伤残补助,在镇上开了一家小五金店,拖着一条残腿,起早贪黑地进货、修东西,赚来的血汗钱,大半都补贴给了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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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去找过他,把钱退给他,哭着求他不要再给了。他救了我爸的命,丢了一条腿,我们家已经欠他还不清了。
可他当时只是笨拙地用沾满机油的手擦了擦衣角,不敢碰我,低着头说:“你爸是我的工人,我没把他全须全尾地带出来,这是我该负的责。你安心念书,你母亲的药费,我来想办法。”
后来我妈也走了,料理完后事,我那个几年不见人影的大伯突然上了门。他打着长辈的旗号,要把我嫁给隔壁村一个四十多岁、结过两次婚还爱喝酒打老婆的暴发户,就因为对方愿意出三十万的彩礼。大伯说,这钱要留给我堂哥买婚房。
我宁死不从,大伯就带着人天天堵在我家门口,甚至跑到我工作的小学去闹,说我不孝,说我妈的丧事是他垫的钱,逼着我替父还债。
就在我快要绝望,甚至想过一死了之的时候,沈舟出现了。他卖掉了他父母留下的那套老院子,凑够了三十万,直接砸在了我大伯的脸上。
那天,他挡在我面前,身板挺得笔直,指着我大伯的鼻子说:“林夕的债,我替她还。这三十万买断你们的关系。从今天起,她是我沈舟的女人,谁敢动她一下,我这条残命不要了,也拉他垫背!”
屋子里的沉默让人感到压抑。沈舟终于清了清嗓子,站起身来。他走路的时候,身体会习惯性地向右侧倾斜,假肢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哒、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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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丝刻意保持的距离感。
说完,他转过身,拖着那条残腿走向门口的开关,准备关灯。就在他抬起手,按向开关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