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俄乌战争爆发之初，波兰与乌克兰关系紧密。如今，两国却陷入一场危机，而其根源深埋于历史之中。这场危机也影响着乌克兰对俄抵抗。
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4年前，波兰曾自发掀起一股声援浪潮，接纳约200万乌克兰难民。波兰还向这个遭到攻击的邻国提供了所有可投入使用的苏制武器装备，并在北约和欧盟内部推动对乌克兰给予切实援助。但如今，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这枚勋章原本由纳夫罗茨基的前任、同样属于民族保守派阵营的总统授予。
这并非两个闹别扭孩子式的小争执。争议涉及乌克兰的国家历史叙事、其欧洲身份认同，也涉及当下的国内政治权力博弈。导火索是乌克兰特种部队一个特种作战中心被授予“乌克兰反抗军英雄”的荣誉称号。乌克兰反抗军成立于1942年，是1929年成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武装分支。该组织在战前的波兰境内实施过破坏和恐怖活动。波兰内政部长遭该组织成员刺杀后，其领导人之一斯捷潘·班德拉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在历史叙事中，波兰数百年来一直被描绘为占领者，并被一步步击退：从1648年的哥萨克起义，到1768年的农民运动，再到后续的波兰瓜分，直至《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乌克兰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史诗《海达马克人》也强化了这种叙事，作品描绘了对“拉赫人”的血腥复仇，甚至写到把他们的孩子扔进井里。
当然，无论是荷马的《伊利亚特》还是《尼伯龙根之歌》，都写满了各民族沉迷伤害的场景，人们未必需要因此对经典本身愤怒。问题在于，今天应当如何界定和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沃里尼亚在波兰仍是一道未愈的伤口。而当乌克兰当局拖延对遇害者遗骸的迁葬工作，或在乌克兰国内把这段历史模糊处理为一场“悲剧”时，这道伤口就会再次被撒上盐。
因为在波兰，这一事件被视为针对特定族群的有组织暴力行为。不过，波乌之间也并非没有和解姿态。2005年6月，利沃夫“利沃夫小鹰”公墓重新开放并举行了祝圣仪式，安葬的是1918年至1919年间守卫利沃夫、抵抗乌克兰武装的年轻波兰守军。
2006年5月，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与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在波兰共同悼念双方暴力冲突中的乌克兰和波兰死难者。那是波兰加入欧盟后的乐观时期。对共同欧洲未来的期待，也增强了推动历史和解的意愿。不过，波兰右翼同样很难认真反思本国历史。早在2001年，这种倾向就已显现。
2005年，民族保守派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也利用了这股反弹情绪。尽管如此，法律与公正党出身的两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安杰伊·杜达，仍把支持乌克兰视为东方政策的优先事项。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则不同。他在外交上试图在右翼阵营中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借此牵制图斯克政府。
但即便处于生死攸关的防御战争中，一个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也必须清楚自己所代表的价值。支撑共同欧洲未来的，理应正是这些价值，而不应被对针对平民严重暴行的美化所遮蔽。毕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拉特科·姆拉迪奇都曾因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和针对特定族群的暴力驱逐而受审。沃里尼亚当年的事件，同样属于针对特定族群的暴力驱逐。
而波兰也已提前进入一场漫长的选举周期，目标是2027年具有方向性意义的议会选举。乌克兰政策可能成为核心议题，不仅因为乌克兰反抗军争议，也因为基辅拒绝扩大与波兰在无人机技术上的合作，以及不愿让波兰更深度参与战后重建计划。这也是华沙决定暂缓交付最后一批米格29截击机的原因。
这一切让人想起波乌关系史上一次曾被错失的和解机会。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爆发，原因是波兰贵族共和国议会拒绝兑现国王的承诺，不愿把哥萨克提升为贵族身份。这成为农民起义和双方激烈流血冲突的导火索。起义者战败后，哥萨克酋长国于1654年与莫斯科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但沙皇只把这视为吞并，干预酋长国内政，也无视其外交利益。
失望之下，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又转向贵族共和国，并于1658年通过《哈佳奇条约》谈成一项方案，准备把波兰—立陶宛联盟改造为由波兰、立陶宛、鲁塞尼亚组成的三方平等共同体。但波兰议会对这一方案大幅删改，最终使其对哥萨克酋长国失去吸引力。这个共和国中已经波兰化的贵族，不愿容忍身边出现竞争者。因此，双方都应警惕短视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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