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西安事变亲历记》《张学良口述历史》《蒋介石日记》《杨虎城将军传》《西安事变档案汇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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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个白发苍苍、年近九旬的老人，走出了那扇关了他整整五十四年的门。
外界以为他会激动，会崩溃，会有某种戏剧性的宣泄。
然而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对不起蒋先生。"
这个老人，是张学良。
而台湾退役中将帅化民在一档节目上，说出了一番话："张学良被软禁大半辈子，其实一点也不冤。西安事变那天晚上，蒋委员长身边的奉化警卫，几乎被杀了个干净。"
那期节目播出后，争议持续了很久。
这些士兵全都来自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其中许多人更是蒋氏宗族的亲属。
那一夜死的那些人，是蒋介石自溪口起家时一路追随的心腹班底，他苦心经营的根基，就此遭受重创，折损大半。
【一】骊山脚下，那个凌晨的枪声
1936年12月的陕西，已经入了严冬。
临潼县城以东，骊山北麓，华清池。
这里因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名扬天下，温泉水汽四季氤氲，亭台楼阁错落其间。
但1936年12月4日之后，它成了蒋介石督促"剿共"的临时行营。
蒋介石自这一天起驻扎于此，随行的除大批军政要员外，还有他最亲信的一批警卫人员。
这批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浙江奉化及周边县份，是跟随蒋介石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兵，另有宪兵第三团的一部分人员负责外围戒备。
蒋介石的卧室在五间厅最东侧一间，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住在紧邻的西侧，秘书萧乃华在最末一间。
整个五间厅周围，由侍卫约八十人分层把守，华清池外院另有宪兵第一团一个排担任外围警戒，最外层则由东北军第105师派出的一个团负责更大范围的外围巡逻。
这最外层的东北军，正是即将对蒋介石动手的人。
12月12日凌晨两时许，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与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副师长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直奔临潼。
与此同时，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先行出动，骑着三轮摩托沿途向各据点传达部署：外面的人不准进入华清池，从里面出来的人一律扣押。
凌晨四时许，王玉瓒率第一连逼近华清池第二道警戒圈，当即向门前哨兵开枪。
枪声一响，整个华清池的守卫体系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但仓促应战与有备而来之间，本来就不是对等的较量。
担任值班步哨的卫士张华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成为这场冲突中第一个牺牲的人——他在试图关闭大门时被击中，当场死亡。
中尉区队长毛裕礼随即组织人员占据前院假山，利用地形向冲入的东北军猛烈射击，很快阵亡。
少校侍卫官蒋瑞昌、中尉特务员汤根良、中士卫士洪家荣、厨师周少山等人，先后在这场激战中身死。
蒋瑞昌是蒋介石的远房堂弟，浙江奉化人，一个人端着步枪撂倒了数名东北军士兵，为蒋介石的逃跑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身中多弹，倒在华清池大门外的青石板上，年仅二十六岁。
参与行动的东北军官兵事后回忆，警卫部队的抵抗比预想的要激烈得多，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整个华清池内外，激战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蒋介石在枪声中惊醒，来不及穿鞋，在侄子蒋孝镇的搀扶下翻墙逃出，跌入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脊背受伤，一只鞋也丢失了。
他跌跌撞撞爬上骊山，藏身于山腰一处大石旁边的荒草丛中，瑟瑟发抖，等待天亮之后被搜山士兵发现。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华清池内的抵抗终于被完全粉碎。
根据后来的统计，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及警卫队在这次战斗中共有十七人伤亡，其中九人当场死亡，八人受伤。
然而死亡名单远不止于此。
这场突袭中，受影响最大、职务最高的死亡者，是蒋介石的侍从室少将高参兼第三组组长蒋孝先。
蒋孝先，字昭卿，1900年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堂侄孙，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此后随蒋参加北伐，逐步成为蒋介石在警卫体系中最核心的族亲依靠。
事变之夜，蒋孝先在事变发生前夜外出打牌，事变当晚乘车从西安返回临潼，途中被东北军拦截。
他自报姓名与官职，东北军随即将其押往华清池，后由总指挥刘多荃下令就地枪决。
蒋介石后来为其追授陆军中将，其遗体运回奉化，葬于溪口镇西北飞凤山下。
除蒋孝先之外，宪兵第二团团长杨国珍在华清池廊桥阻击中胸口中弹倒地，宪兵第三团团长杨震亚在回廊激战中阵亡，国民党元老邵元冲在西安城内的同步行动中于逃跑时被流弹击中，两天后因失血过多去世——他是西安事变中死亡级别最高的国民党元老。
蒋介石的警卫体系之所以伤亡惨重，主要有三点：卫队与东北军一度混居同一园区，双方识别体系混乱；
宪兵团长级军官大多选择死守，导致高层集中阵亡；突击时间选在凌晨四时，警卫状态最为松散，难以有效组织。
很多人只记得西安事变是"兵谏"，是"逼蒋抗日"，却没有人认真去统计那个凌晨倒下了哪些人，他们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
那些从奉化老家跟出来的子弟、那些在黄埔一期就跟着蒋介石的老兵，就这样倒在了西北的冷夜里，再没能回去。
【二】东北军为何走到这一步
要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必须从1931年往前追。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日本关东军自炸南满铁路，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根据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历史，九一八事变当晚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自己在北平下达的，与蒋介石无关。
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在从南京去江西的军舰上，9月19日到了南昌上岸之后，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东北出了事。
张学良解释自己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一是判断失误，以为只是局部冲突；
二是认为东北军无论装备还是士气，都不是日军对手，打输了还得割地赔款。
不抵抗的结果是，东北军三十万人撤入关内，东北大地拱手落入敌手。
这笔账，先是整个东北都记在了张学良头上，舆论骂声铺天盖地。
接下来几年，张学良带着这支无家可归的军队，被蒋介石调来调去，转战华北、陕西，承担的是"剿共"任务，打的是中国人的仗，望不见东北的方向。
张学良前后四次向蒋介石进言抗日。
第一次在洛阳，借着给蒋介石祝寿的机会提出联合抗日，遭到申斥。
第二次，1936年11月，张学良递交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部开赴绥远抗战。
第三次，蒋介石重返西安，带来的不是抗日部署，而是继续剿共或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甘的方案。
第四次，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只身赶到临潼华清池，痛哭陈词，依旧被严辞拒绝。
四次，全部失败。
与此同时，东北军的情绪已濒临临界点。
1936年12月9日，西安超过一万名大中小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学生们打算前往临潼面见蒋介石，张学良亲自出面将学生拦下，哭着劝他们回去，并承诺用他的人格担保，抗日一定会实现。
张学良对学生说了这话，转过身去，他还没有任何实现这个承诺的筹码。
迫于压力，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商定：无论如何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拼命。并主张再劝一次，先礼后兵。
最后那次劝说的机会，给了1936年12月7日。
张学良一个人赶到华清池，声泪俱下。
蒋介石不为所动。
12月11日午夜，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开了最后一次会，确定于次日凌晨同时行动：东北军负责临潼华清池，西北军负责控制西安城内的各处要地和大员住所。
各自行动，各自负责，在同一个时刻扣动扳机。
【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等待他的是什么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经过十三天的斡旋谈判，达成和平解决。
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抗日——这些条件口头承诺，没有签署任何正式文件。
谈判期间，中方代表周恩来赶赴西安参与斡旋，最终促成局势平息。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
然而就在两人下飞机之后，张学良便被软禁于宋子文公馆，等待审判。
这个结果，张学良大概是有预感的。
他选择送蒋回南京，在当时被很多人看作是一种骑士精神——既然发动了兵谏，就要亲自担责，不应让部下替他善后。
但也有人认为，张学良低估了蒋介石事后的处置决心。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施以暴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宣判之后不到一天，蒋介石即下令对其特赦——但所谓特赦，不是释放，而是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严加管束"，一管就是五十四年。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被带到溪口雪窦寺旁的妙高台，开始了他的软禁生活。
随后，他被先后转移至浙江奉化、江西萍乡、湖南沅陵、贵州修文、贵州桐梓、贵州贵阳、重庆，最终在1946年10月被秘密转送台湾。
负责看守张学良的，是军统局直属的张学良管理处中校主任刘乙光，此后连任十三年，1948年晋升陆军少将。
刘乙光从溪口一路跟着张学良辗转各地，直到1962年调回安全局，前后"随护"张学良整整二十五年。
刘乙光的规定极其严苛：白天，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必须站在张学良所住房屋十丈左右，晚上则需要站在寝室的窗外和门口；
负责外围的特务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移到内部位置放哨。
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区域只有两百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后不能走出屋门。
1937年初，张学良被秘密转移到蒋介石的家乡奉化溪口，幽禁在雪窦寺。
就在这时，一场刺杀突然发生。
行刺者，是蒋介石的堂侄媳袁静枝——她的丈夫，正是在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蒋孝先。
袁静枝打听到张学良有去雪窦寺祈福的习惯，化装成香客埋伏其中。
就当她靠近张学良时，随行的于凤至忽然失去平衡，袁静枝下意识伸手相扶，错过了最佳时机。
后于妙高台附近设伏枪击，子弹偏离目标后被特务队长刘乙光抓获。
两次刺杀均以失败告终。
【四】刘乙光传达的那道命令
刘乙光，来自湖南永兴，黄埔四期毕业，早年与后来的解放军大将黄克诚是同学，由黄克诚推荐才得以报考黄埔。
1926年他甚至短暂加入过中共，次年离开。
这样一个背景复杂、来路曲折的人，被戴笠选中，从1937年起担任张学良管理处的实际负责人，一管就是二十五年。
刘乙光外表斯文儒雅，对人却极其严苛。
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
张学良多次向看望他的人提出换掉刘乙光，包括在1947年张治中私自前往探视时，再度提出此请求。
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应。
1947年，蒋介石通过毛人凤向刘乙光传达指令：如果有人试图劫走张学良，必须全力阻止，并将张学良击毙。
张学良当时身处台湾新竹清泉温泉，与外界几乎完全断绝联络，曾一度因物资断供陷入极度困境，靠高山族人提供的番薯维持数日。
而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忍饥挨饿的那段日子里，关于他的生死，已经有人拟定了备用方案。
在这一切起伏之间，张学良从未停止过争取自由的努力。
1956年，蒋介石迎来七十大寿，张学良送上一块瑞士名表作为贺礼。
蒋介石回赠了一根手杖，背后寓意耐人寻味。
从1956年到1958年，张学良曾四次给蒋介石写信，恳求获得自由，但这些请求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1956年，蒋介石经由看管张学良的情报局少将刘乙光，向张学良传下一道指令，而当刘乙光当面把这道命令的内容复述给张学良听的那一天，张学良在日记里写下了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