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 毓秀成川——陈毓川院士的矿床人生

（本文发表于2026年第3期）

第一作者简介黄凡，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有色、三稀矿产的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提出地壳表层存在离子吸附型铼矿、斑岩型钼矿成因等创新性认识。组织实施《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主编《中国矿产地质志·钼矿卷》《矿产总志卷》《稀散金属矿卷》《西北宝玉石卷》等志书，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 5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质调查项目等 10 余项。获省部级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行业奖励 5 项，入选自然资源部高层次人才工程青年科技人才，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科技奖——金锤奖，以及 2024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人物奖。

通信作者简介王登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质科学院总地质师，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深地探测与矿产勘查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首席科学家，全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国家“十四五”“十五五” 规划重大工程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首席科学家，《中国矿产地质志》总主编。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届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二梯队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获 2023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提名，2025 年度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稀土学会稀土产业矿产地质与勘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境外地质矿产研究分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区域成矿规律、战略性矿产成矿理论和找矿实践研究。面向国家能源资源安全重大需求，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地质调查专项和成果转化项目等 40 余项。原创提出锂、稀土等多项成矿理论，集成研发系列高效找矿技术方法组合，推动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资源增储深度融合，创新引领建成了川西牦牛坪千万吨级轻稀土矿、加达百万吨级锂矿两大资源基地，巩固提升了南岭百万吨级中重稀土矿资源基地建设成效，为我国保障国家关键矿产安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十余卷，填补了我国矿产资源领域大型专业志书空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 项，中国地质学会十大科技进展 3 项，以及侯德封奖等多个奖项；以第一作者出版专著 17 部，以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发表论文 264 篇；作为第一主编制定行业标准 1 项。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60 余名；率领团队获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先进集体、自然资源部稀有稀土稀贵战略性矿产创新团队等称号。

人物简介

陈毓川

陈毓川，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矿产资源勘查专家和资源战略专家，历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矿产部地矿司司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地质矿产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兼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局长。曾担任全国金矿地质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曾任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学部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四光地质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国际矿床成因协会副主席、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副理事长等重要学术职务。先后当选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长期深耕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找矿预测及矿产勘查评价研究等领域，与程裕淇院士等人共同提出并系统发展“矿床的成矿系列” 理论，形成我国原创的成矿理论体系，并广泛应用于找矿实践，指导找矿部署和勘查工作持续取得新突破。作为主要领导者组织实施两轮“全国重要矿产成矿远景区划”“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 和“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等专项，全面提升了我国成矿规律研究和找矿预测水平，系统评估了我国 2 000 米以浅矿产资源潜力，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负责全国金矿地质找矿期间，大力推动低品位金矿堆浸技术的推广应用，使我国黄金储量大幅增长；牵头建立的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率先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的新领域；提出创办《矿床地质》学术期刊，于 1982 年正式公开发行；提议编纂的《中国矿床》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晚年牵头联合多名院士向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建言加强地质工作，提出设立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底线、加强矿产勘查投入、完善矿业政策等政策建议，为促进我国地矿行业繁荣发展、保障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带领团队编著的《中国矿产地质志》，是我国矿业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专著 14 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和三等奖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 项，省部级一等奖多项；荣获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终身荣誉会员等至高荣誉。

《诗经》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提笔缅怀老师陈毓川先生时，常常想到这八个字。先生不是高悬在云端的名字，也不是只存于履历和奖项中的符号。他更像一座厚重沉稳的山，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山铸风骨，河引方向。走近他，既能看见老一辈科学家的格局与担当，也能触摸到一位寻常长者的温和、幽默与深情。

巨星陨落 永忆丹心

2026 年 5 月 6 日 15 时 54 分，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先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 92 岁。噩耗传来，矿床地质学界、一线地质勘查队伍乃至整个矿业界，无数受先生教诲与提携的后辈同仁，无不深感悲痛，怅然追怀。5 月 12 日，上千名来自五湖四海的缅怀者齐聚八宝山殡仪馆向先生作最后告别。于公众而言，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原院长；而在万千地质人心中，他更是引路前行的良师；是破解重大找矿难题时值得信赖的主心骨；是把毕生心血倾注于祖国山河大地，始终为矿产勘查、矿业发展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奔走求索、勇担使命的时代先行者。

先生的一生，与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历程同频共振、相伴成长。从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到长江中下游宁芜玢岩铁矿；从南岭钨锡及稀有稀土成矿研究，到全国金矿找矿攻坚、低品位金堆浸提取技术推广应用；从与程裕淇院士等人一起开创性提出“矿床的成矿系列”理论，到擘画国家深部探测专项、布局危机矿山找矿战略；从主持多轮全国成矿区划支撑找矿勘查工作部署，到十余载躬耕不辍，推进《中国矿产地质志》这一国家级重大工程落地成书，并持续为矿业发展建言献策。先生始终把治学初心和学术理想牢牢扎根在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最紧要、战略需求最迫切的地方。他是矿床学家，但从未把矿床学囿于书斋与象牙塔，而是始终扎根野外一线，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紧密结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矿床地质研究深度融入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大局之中。

提笔追思，我们不想把先生写成遥不可及的纪念碑。纪念碑固然巍峨庄严，却容易遮住先生真实而丰厚的生命纹理，让人忘记他也曾是江南水乡被母亲抱着逃难的孩子，是大学里因专业调剂而笑称自己“从天上掉到地下”的青年，是在广西大山里湿透衣裤、闻着桂花香看星星的野外地质队员，是在会议上谋划战略布局、在矿山里观察岩心、在病榻上仍挂念志书研编的老人。真正值得我们长久记住的，正是这样一个立体而鲜活的陈毓川：既有江南人的温润谦和，也有地质人的坚韧刚毅；既有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求真，也有长者处世的豁达风趣；既有顶层谋划的宏阔视野，也有俯身辨矿、定点布钻的细致耐心。

先生留给后辈的，不仅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和崇高的业界声望，更镌刻下一套做人治学的立身准则：国家所需，便是科学所向；大地所藏，即为地质人所往。他以毕生实践告诉我们，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成矿理论，唯有走向山川大地经受实践检验，方能扎根大地、造福家国。

> 2021 年 12 月 7 日，陈毓川院士在庆生座谈会上讲话

少年立志

——从江南水乡走向地学殿堂

1934 年 12 月 7 日，陈毓川出生于浙江平湖乍浦镇。乍浦濒临杭州湾，自古有“江浙门户”之称。潮声、港口、古镇、弄堂与烟火人家，共同构成了他生命最初的底色。先生晚年曾两次回到乍浦，站在饱经沧桑却依旧亲切的老屋前，他仍能感到一种难以割舍的温暖。人到暮年，最牵动内心的往往不是功名与荣光，而是童年曾看过的水、走过的路、听过的乡音。先生那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穿越岁月，显露出止于至善的赤子本心，浸润进天下为公的济世情怀。

> 2017 年，陈毓川院士重回乍浦故居

先生的童年并不安稳。1937 年抗战爆发，日军在乍浦附近登陆，年幼的陈毓川随家人逃难到上海。《陈毓川传》中提及，他对那段离乡路的记忆并不多，只记得一家人坐船离开故乡，母亲一路抱着他。这个细节很轻，却让人心里一沉。一个孩子尚未懂得战争，却已经被时代推上漂泊的船。后来，1947 年母亲因病去世，他自己也患上伤寒，一病一年多，几乎丧命。早年的离乱、疾病与丧母之痛，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过早懂得：个人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家国安危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是先生一生信念形成的重要节点。《陈毓川传》记录，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纪律严明，露宿街头，不扰百姓。少年陈毓川随父亲开门，看见街边和衣而卧的解放军，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这样的震动，不是来自抽象说教，而是亲眼所见的折服。此后，他在经世中学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积极参加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时的他已经确立了朴素而坚定的人生方向：要为新中国做事，要把个人前途放到国家需要之中。

1952 年，陈毓川高中毕业。原本区团工委希望他留校做政治辅导员，直到全国大学统考报名截止前几天，才通知他可以报考大学。几乎来不及充分准备，他便走进了考场。那时，他原本想报考航空，想到“天上”去，成为一名飞行员，录取结果却把他送进了南京大学地理系。先生后来常以幽默的口吻说，自己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一句玩笑，背后却是人生方向的重大转折。这次看似偶然的专业调剂，正是国家建设对一代青年的召唤，悄然改变了他的一生。

南京大学给了他进入地学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彼时南大地理系师资深厚，地理、地质、气象等课程交叉融通，使他较早获得了扎实的地学基础。普通地质学课上，授课老师操着吴侬软语念着矿物硬度口诀的模样，先生多年后仍记得清清楚楚。这不仅是一堂专业启蒙课，也点燃了他对地质学的兴趣。大一暑假的野外地质实习，更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祖国山河并不只是风景，而是一部可以被阅读的“无字之书”。岩层、矿物、地貌与构造，都在向认真观察的人开口说话。先生此后一生都强调野外、强调一线、强调从实际出发，其精神根脉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悄然扎下。

1953 年，陈毓川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到北京俄文专科学校集中学习俄语，随后赴苏联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查系深造。那一代留学生肩上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的迫切期待：国家要建设，就需要能源、矿产、工程技术和专业人才。对年轻的陈毓川而言，留学不是个人荣誉，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托付。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地质勘查专业教育，也逐渐形成了贯穿一生的基本工作作风：观察要细、记录要准、剖面要清、判断要经得起野外验证。

1959 年，陈毓川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获得优秀毕业证书和工程师学位。《陈毓川传》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回味：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各科成绩均达 5 分，普通毕业证书为蓝字，优秀毕业证书则是鲜艳的红字。这份红字证书，对年轻的陈毓川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国家给他的留学机会。回国后，他来到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一天起，课堂、书本与异国求学中的积累，真正汇入祖国辽阔的大地。他也由此完成了从江南少年、南大学子、留苏青年到新中国矿床地质工作者的关键转身，将步履足迹、毕生所学与理想志业，悉数倾注给祖国的山川大地。

> 陈毓川院士（右二）与留苏同学回国六十周年聚会

脚踏山河

——野外一线的矿床探索者

先生回国后不久，便与广西大厂锡矿结下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深厚缘分。大厂锡矿是世界级锡多金属矿床，矿体形态复杂，矿床成因长期存在争论。对一位刚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地质工作者来说，这绝不是一道轻松的题目，却恰恰是一个最严苛、也最有价值的课堂。郭文魁先生曾提醒他，做地质研究不能只听别人怎么讲，要自己“钻进去”，在第一手资料中形成独立判断；朱效成先生则把他派到大厂一线，让他在真正的矿山、矿硐中经受锤炼，做一枚“闲棋冷子” （现在叫“坐冷板凳”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

> 陈毓川院士（左三）在广西大厂锡矿坑道

先生曾在大厂连续度过五个春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称为自己的“野外矿床地质勘查大学”。那里有潮湿幽深的矿硐，有陡峭泥泞的山路，有简陋不堪的住处，也有与矿工和地质队员同吃同住、上山下井的日子。《陈毓川传》中写道，从长坡到芒场要走五六个小时，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只能拨开蒿草往前钻。清晨露水很重，不一会儿便把衣裤全部打湿；到了中午，山里的太阳又把衣服一点点烤干。几年下来，先生一度患上较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的赞美都更有力量。所谓“扎根一线”，从来不是写在总结里的漂亮词句，而是湿过的裤脚、磨破的鞋底，是一条条剖面、一个个地质点、一天天踏勘积累出来的硬功夫。

然而，艰苦并没有消磨先生对大自然的热爱。《陈毓川传》中有一段文字格外动人：九月的大厂，芒场矿区村口的桂花树正开得繁盛。每天晚上，陈毓川坐在山坡小屋门前，面对沉静的深山，仰望满天星斗，闻着随风飘来的桂花香。多年以后，他仍把那样的金秋之夜视为心底最美的记忆。他那个时期的野外记录本中，时常夹着各色山野花草。花叶纵然早已干枯脱水，但清秀可人，残瓣方寸间，仍留存着无尽绵长思绪。他说，地质事业给人的一种享受，就是能够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够更深地领略大自然的韵味。这让我们看见了另一面的先生：他不是只会吃苦的人，也能在艰苦中发现美；他不是只会工作的人，也懂得山风、星光和桂花香如何抚慰一个人的内心。地质人的浪漫，常常并不张扬，而是藏在远山、矿灯、露水和星空之间。

> 陈毓川院士 1983 年的工作记录本和夹花

在大厂，先生从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而是把矿区一层一层、一段一段剖开来看。他围绕矿床地质特征、物质组成、控矿层位、原生分带和成因机制等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先后完成多份研究报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出版《大厂锡矿地质》等著作。这些工作不仅服务了大厂矿区找矿实践，也为他日后思考和发展“矿床的成矿系列” 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典型矿床基础。许多理论创新的源头，往往并不在实验室，而在这样长期、细致、近乎“笨功夫”的野外积累之中。先生后来能够从单个矿床走向区域成矿规律，从典型矿田走向成矿系列理论，正是因为他早年真正把一个矿区“看透了、吃透了、想透了”。

20 世纪 70 年代，先生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宁芜地区玢岩铁矿研究。当时国家工业建设急需铁矿资源，富铁矿找矿任务十分迫切。宁芜地区火山岩广泛发育，矿床类型复杂，传统认识难以有效指导找矿突破。先生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开展系统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的新领域，直接指导了宁芜、庐枞等典型火山岩型矿集区的找矿实践，实现了富铁矿勘查的重大突破，显著提升了我国富铁矿资源保障能力。相关成果后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相关专著也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这段经历再次说明，先生的学术工作从来不是单纯为了“提出概念”，而是始终面向找矿实践中的真实难题：哪里可能有矿，为什么在那里成矿，怎样把对成矿规律的认识转化为找矿方向。

> 1976 年，陈毓川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宁芜火山铁矿研究项目成果评审会”上汇报

1974年，先生正在野外工作，忽然接到通知，要赴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他从野外匆匆赶到北京，又黑又瘦，衣着也带着一线工作的痕迹。先生后来幽默地自嘲说，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原来是搞勘探的”。这句话听来令人会心一笑，细想却又让人鼻酸。一个长期奔走在矿山野外的地质工作者，能从一线矿区走进人民大会堂，是因为他把国家最急迫的问题带到了野外，把最可靠的答案从地层、岩石和矿体中一点点找了出来。

先生晚年仍然坚持到野外一线去调查。新疆、西藏、云南、四川、湖南、浙江、内蒙古等地的许多重要矿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陈毓川传》记载，1997 年前后，他在藏北海拔约 5 300 米的美多锑矿考察时，因劳累和高原反应晕倒，被同伴紧急护送下山。换作别人，也许会把这段经历反复讲成惊险的故事；先生却常常轻描淡写。对他而言，这不是刻意渲染的“英雄叙事”，而是地质工作本来的样子：资源在哪里，困难就在哪里；国家需求在哪里，地质人的脚步就应该走到哪里。正是对野外工作近乎执着的热爱，使已至耄耋之年的先生，仍无惧高海拔环境和高原反应风险，于 2021 年 9 月毅然登上海拔 5 398 米的巨龙铜矿观景平台，俯瞰这座世界级超大型斑岩铜矿。那一刻，他看到的不仅是一座矿山，更是中国矿产勘查走向深部、走向高原、走向世界级资源基地的壮阔图景。

> 2021 年 9 月，陈毓川院士在海拔 5 398 米的巨龙铜矿观景平台

理论开创

——从典型矿床到矿床成矿系列

如果只把先生理解为一位“会找矿”的地质专家，那就大大低估了他的学术贡献。先生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长期在典型矿床研究和区域找矿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经验，上升为能够指导全国矿产勘查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正是“矿床成矿系列”。

所谓“矿床成矿系列”，通俗地说，就是不把一个个矿床看成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把它们放回特定时代、特定构造环境、特定成矿作用和特定元素组合中去理解。一个地区在漫长地质演化中经历了某种岩浆活动、沉积作用、变质作用、表生改造或（非岩浆、非变质）流体活动，就可能形成一组具有成因联系的矿床。它们像同一家族的成员，外貌和性格各不相同，却有共同的血缘；也像一串被地质历史串起来的珠子，单看一颗，容易误判；连起来看，才能看清规律。

成矿系列理论的形成，不是凭空提出的概念，而是来自一代中国矿床地质学家对典型矿床、成矿区带深入研究和找矿实践的长期总结。1979 年，程裕淇、陈毓川、赵一鸣等发表《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1983 年，程裕淇、陈毓川、赵一鸣、宋天锐等进一步发表《再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兼论中生代某些矿床的成矿系列》。此后，先生与王登红研究员等持续推进“三论”“四论”“五论”“六论”“七论”“八论”等系列研究，使成矿系列理论不断扩展、深化和完善。它不是停留在某一年份、某一篇论文里的静态概念，而是在中国找矿实践、区域成矿研究和矿产预测评价中不断得到修正、丰富和检验的理论体系。

成矿系列理论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既解释“为什么成矿”，也回答“往哪里找矿”。成矿系列理论至少提示了三层认识：第一，矿床不是随机散落的，它们受地质构造演化制约；第二，同一地区的不同矿床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存在成因联系和空间关联；第三，已发现的矿床，能够反过来提示尚未发现的“缺位”矿床。换句话说，成矿系列不是把已知矿床重新分类，而是沿着已知线索，去寻找尚未发现的未知矿床。

在这一点上，先生与裴荣富院士等同行之间的学术互动很有代表性。裴荣富院士提出的“体中体”成矿模式，强调在大的地质体内部识别更有利的成矿部位；先生发展的成矿系列思想，则强调在区域成矿背景中，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矿种的矿床联系起来理解。前者像是在复杂系统中寻找“关键部位”，后者像是在大地历史中辨认“成矿家族”。两种思路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在找矿实践中彼此启发：既要看整体格局，也要抓关键部位；既要把握区域成矿规律，也要识别具体控矿因素。

先生对南岭地区的研究，正体现了这种从典型矿床到区域成矿规律的跃迁。先生长期关注与华南花岗岩有关的有色、稀有金属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系统总结其构造背景、岩浆演化、成矿时代、元素组合和找矿方向，并出版了《南岭地区与中生代花岗岩类有关的有色及稀有金属矿床地质》等重要著作。对南岭地区矿床成矿系列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罗列矿床点，而在于把一个个矿床重新放回区域成矿之中，建立起构造背景、岩浆演化、成矿时代、元素组合和找矿方向之间的联系，解释它们为什么在这里形成、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下一步还可能在哪里找到新的矿产资源。

后来，全国第二轮成矿区划、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矿评价、全国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等重大工作，均以成矿系列思想作为重要理论支撑。区域成矿规律也因此不再只是地图上矿点密集区的描述，而成为探究“哪里有矿、为什么有矿、还可能有什么矿”的科学工具。先生的理论贡献，无需靠概念流行来证明，而是在国家找矿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为国找矿

——把国家需求作为终身目标

“坚持到底，实现我的终身目标，为国为民服务！”2023 年 11 月 28 日，先生在病床上艰难地写下这句话。对他而言，国家需求是他的终身目标。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先生一生选择的底层逻辑。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先生走上科技管理和战略咨询岗位，先后担任了原地质矿产部地矿司负责人、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职务。职务变了，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远离矿山，也没有远离挚爱的研究工作。相反，他把科学问题、找矿部署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矿床地质研究真正进入国家发展大局。

> “坚持到底，实现我的终身目标，为国为民服务！”——2023 年 12 月，陈毓川院士在《中国矿产地志》服务找矿和矿业发展暨陈毓川院士地质工作七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手稿截图

在主持全国固体矿产勘查工作期间，先生强调“区域展开、重点突破、点面结合”，主张把成矿区划、区域地质调查、物化遥工作、科学研究和矿产勘查“五统一”统筹部署。这一思路十分清晰：找矿不能只靠局部经验，也不能只依赖单项技术，而要把基础地质、预测评价、技术方法和工程验证组织成一个系统。在全国金矿找矿工作中，他参与组织科研和勘查项目，推动低品位金矿堆浸等技术试验与推广，促进了滇黔桂和陕甘川等矿集区卡林型金矿的找矿突破，为提升我国黄金地质工作水平、金矿资源保障能力和黄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 21 世纪，先生把更多精力投向国家层面的资源战略咨询。面对地质工作一度低潮、队伍不稳、投入不足等问题，他多次联合院士、专家向中央建言，反复强调地质工作是能源资源安全的基础，不能削弱，更不能中断。200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相关决定，这背后凝结着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老地质工作者长期呼吁、持续推动的心血。这也正是先生一贯的作风：不只研究矿床在哪里，更关心国家地质工作如何持续发展，能源资源安全如何长期保障。

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是先生晚年主持和推动的国家级重大工作之一。该项工作面向全国 25 种重要矿产，系统评估资源潜力，建立预测类型、总结成矿规律、建设数据库、圈定找矿远景区。它的意义不只是形成一批数据和图件，更在于把几十年来分散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矿产地质资料重新组织起来，使国家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资源家底。先生关心的从来不是某一个项目成果是否“好看”，而是成果能否支撑国家决策，能否指导找矿实践，能否锻炼和培养一支能打硬仗的地质队伍。

深部找矿，也是先生反复强调和身体力行推动的重要方向。许多老矿山过去的勘查深度有限，资源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无矿”，也可能意味着认识深度和工程控制程度还有欠缺。先生主张“就矿找矿”，推动危机矿山深部及外围找矿。在赣南于都—赣县矿集区，他亲自部署了深度 3 000 米和 2 000米的两口探矿深井，均打到了钨、铅、锌等金属矿，为盘古山等老矿山缓解资源危机、为革命老区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作出了新贡献。这件事尤其能体现先生的工作作风：战略判断再宏大，也必须落到具体矿区、具体钻孔、具体矿体上。只有经得起钻探验证的判断，才是真正可靠的找矿认识。

《中国矿产地质志》则是先生晚年最牵挂的事业之一。2011 年前后，他提出“深研”“立典”的倡议，牵头推进这项国家级的矿产地质集成工程。十多年来，共动员全国 630 余家单位、4 500 余名地质工作者，建成了涵盖 230 余部志书、180 余套矿产地质图和成矿规律图、38 个数据库集的宏大成果体系；按照国域面积、矿种、矿产地“三个全覆盖”原则，系统梳理核实了我国已发现的 7 万余处矿产地，全面反映了我国矿产勘查百年成就、历史贡献、矿产资源全貌、成矿规律与找矿潜力。这不是一本书、一个项目那么简单，而是在为国家留下系统、完整、可传承的矿产地质家底。它既是对过去百余年矿产地质工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找矿突破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的基础工程。

更令人动容的是，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挂念的仍是这项事业。病床上的先生曾写道：“我非常关心和促成志书研编工作收尾及当前志书在指导找矿中的作用。但我已像西去的夕阳，尚有微光与余热，只能量力而行，但这是我的任务。”2025 年 12 月项目结题评审时，先生在病床上通过手机和护工全程关注了会议进展。后来，他的学生王登红研究员到医院向他汇报时，先生安详地听着汇报，嘴唇也没有动，眼睛也没有睁开，但一道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先生到了生命最后阶段，仍念念不忘一部志书、一项国家工程，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敬业，而是他把个人生命、学术理想和国家地质事业完全融为一体后的自然流露。对先生来说，找矿报国不是一句写在纸上的誓言，而是一生走过的路、一生牵挂的事，也是留给后来者最深沉的嘱托。

> 2025 年，《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部分专家委员会和团队成员大合影

师者风范

——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礼记·学记》有言：“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真正的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把志向、方法和人格传给后人。先生正是这样的老师。他教给后辈的，不只是一套矿床学理论、一种找矿方法，更是一种面向国家需求、扎根野外一线、尊重事实证据、勇于承担责任的地质人生。

先生的学生不算多，但有人已成长为院士，有人成为研究所和重大项目负责人，也有人成为重要矿种和重点成矿带研究的骨干力量。毛景文院士、唐菊兴院士既是先生的重要合作者，也是先生晚年许多重大事业的重要共同承担者；王登红研究员长期跟随先生从事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成矿系列、战略性矿产调查评价和《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等工作；梁婷、李建康等一批后辈，更是在战略性矿产研究中逐渐成长，把先生反复强调的“面向国家战略资源需求”落实到具体矿种、具体矿集区和具体找矿实践之中。先生从不把培养人才简单理解为“写出几篇论文”或“完成几个课题”，他更看重一个人是否有国家意识、野外能力、综合判断能力。在先生看来，能写文章、能算数据，当然重要，但如果不出野外，不面对复杂实际，就不知道国家真正需要什么，就还没有真正成为一名成熟的矿床地质工作者。

先生带学生出野外，每天的行程都会安排得很满。到了晚上，他还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让每个人逐一发言：今天看到了什么，有什么判断，还有哪些疑问。他并不急于给出结论，也不轻易替年轻人作判断，而是引导大家在观察、讨论和反思中慢慢建立自己的认识。先生对野外样品也有明确要求：采集的样品要尽量在野外完成整理和描述，并规划好后续加工测试工作，这样便于分批邮寄回单位，使室内测试与野外工作同步推进，提高整体效率。这看似是工作方法，背后其实是先生一贯的治学要求：现场问题现场解决，第一手资料第一时间整理，不能把野外工作做成粗疏的“采样旅行”。

先生指导年轻人，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总能把小问题放进大格局里。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先生最深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结论，而是反复示范：怎样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怎样把一个局部现象放到区域成矿规律和成矿体系中去思考。当发现一个特殊的地质现象或数据时，他会继续追问这个现象是否是孤立的，能否说明成矿过程，并指导学生从系统论、活动论的视角，应用成矿系列理论去研究其成因，去探索能否指示深部或外围找矿方向。这种要求，一开始常常让年轻人感到压力，但也正是这种压力，把我们从“处理数据”“完成任务”的层面，推向“凝练科学问题”“服务找矿实践”的高度。

尊重细节、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先生教给学生的重要一堂课。在《陈毓川传》编写期间，有一个细节尤其能看见先生对后辈、对历史、对地质事业的尊重：传记资料采集阶段，先生虽已年近九旬，却亲自整理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笔记本、证书、证件和信件等资料，捐赠给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并接受长达 635 分钟的访谈。采访中，他准备认真，记忆清楚；传记初稿完成后，又亲自审阅、多次修改。一个真正做了一辈子地质工作的人，连回忆往事都像做野外记录一样严谨。这样的严谨，不需要说教，本身就是给年轻人的无声教育。

作为学生，我们最受触动的，是先生对年轻人的信任。他不会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就只安排边角工作；相反，他愿意把年轻人放到项目中、矿区里，让年轻人在真实任务中锻炼、思考和成长。先生常常讲大方向，但并不替年轻人把每一步都走完。他给的是方向、标准和责任感，也给年轻人留下独立判断和真正成长的空间。真正的师者，不是把学生留在自己的庇护中，而是把学生推向更开阔的山河，让他们在实践中去解决真正的问题、完成更大的使命。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自己的学生还是其他导师的学生，抑或是野外队的一名普通钻工，先生均一视同仁。裴荣富院士的博士后李鹏在湖南幕阜山野外举行博士后出站答辩，先生也欣然前往现场，两位矿床学院士（二老当时分别已有 94 岁和 84 岁高龄）同场野外讲学，创下世纪罕见的一幕。

先生一生育人，最可贵的是他让后来者继承的，不只是他的学术声名，而是他的远大志向；不只是他的研究方法，而是他的精神尺度。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先生身上，这并不是一句旧典，而是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沿着他的足迹继续走向山川旷野的真实写照。

> 2019 年 1 月，陈毓川（前排右二）与青年地质工作者分享人生经验

精神图谱

——淡泊、坚韧、求真、报国

先生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他的人生八字经：目标、努力、团队、大度。八个字，看似平实，却几乎概括了他一生做人、治学、处事的基本准则。若再用几个词来概括陈毓川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气象，我们愿意写下：淡泊、坚韧、求真、报国。

> 陈毓川院士的人生“八字经”

淡泊，源于先生一生以事业为先、视个人享受为末。无论是跋山涉水的野外踏勘，还是伏案深耕的室内研究，他始终坚守简朴纯粹的生活底色。这亦是老一辈地质人共有的风骨：日常衣着朴素、食宿从简，不计较个人得失，可谈及地质找矿、科研攻关，眼中便瞬间燃起热忱之光。先生并非不解风情、毫无意趣。恰恰相反，他深爱自然山川，眷恋郊原旷野，沉醉山间桂香，神往浩瀚星河。只是他的志趣从不囿于个人闲情逸致，而是与家国事业、山河大地、时代使命深度相融。在他心里，国家最重，个人最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坚韧，根植于先生一生栉风沐雨的坎坷历程。少年时代，他经历战乱流离、病痛侵扰；青年时期，他潜心苦读、求学不易；科研征途上，他直面学术争论，反复求索；地质行业低谷时期，他也亲历行业困顿。他还深入西部高原、攻坚深部找矿，常年与野外风险为伴；晚年牵头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又要扛下起步时统筹组织、经费筹措的多重重压。人生每一段历程都布满艰辛，可先生很少把困难说成个人委屈，他始终关注的都是那闪闪发光的岩矿薄片，潜力巨大的矿产资源和持续健康的矿业发展。

求真，是先生毕生坚守的治学初心。先生的学术研究从不囿于书本理论、不搞概念先行，所有学问皆扎根野外一线、源自实践。从大厂锡矿系统研究、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构建，到南岭成矿规律全面总结、成矿系列理论创新提出；从成矿远景区划、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落地实施，到《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中对资料提出“全、真、新”的要求，等等，先生主导的每一项工作、取得的每一项学术成果，皆贯穿着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

报国，是先生精神信念中最核心的一条。在先生的“八字经”中，“目标”被放在了首位，而且他反复强调做人做事必须要有目标。先生少年立志时就“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与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联系起来”，并将“找矿报国”贯彻终生。国家缺铁，他投身宁芜玢岩铁矿研究；国家需要黄金资源保障，他参与组织全国找金工作；国家需要摸清资源家底，他推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牵头组织《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面对我国地质工作跌入谷底、矿业陷入周期性低迷，先生晚年牵头联合多名院士向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建言加强地质工作，提出设立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底线、加强矿产勘查投入、完善矿业政策等政策建议，为促进我国地矿行业繁荣发展、保障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先生的“报国”并不是抽象豪情。他不是不知疲惫，也不是没有年龄与病痛的限制，只是每当国家需求摆在面前，他总能把个人困难抛之脑后。当别人劝他休息时，他仍想着能多做一点便多做一点，因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人们常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先生所做的许多事，正是这样的长期工程、基础工程、传世工程。《论语·泰伯》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生的一生，正是这句话在地质事业中的具体展开：心怀国家，脚踏山河，任重而行，毕生不息。

山川不改 精神长存

先生的事业不止于此。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倡导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指导召开了全国矿床会议（至今已举办十七届），打造出矿产资源领域权威性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级学术交流平台；提出创办学术期刊《矿床地质》，并于 1982 年正式公开发行；提议编纂的《中国矿床》，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等等。

先生走了，但他走过的路并没有消失。大厂的矿硐、宁芜的火山岩、南岭的钨锡矿、赣南深部钻孔中取出的岩心、每两年一届的全国矿床会议，还有《中国矿产地质志》一卷卷厚重的书籍，都依然在那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位矿床地质学家的生命地图，也记录着一位老科学家把一生交付给祖国山河的深沉足迹。

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指引，具体而实在。第一，要把国家需求放在个人研究兴趣之前；第二，要把野外一线放在理论创建之前；第三，要把地质事实和证据放在首位；第四，要把团队成长和后辈培养放在个人声名之前。能守住这四点，一个地质人就不会偏离方向；能长期践行这四点，一项事业就会真正扎根大地、服务国家。

谨以先生晚年的一段嘱托作结：地质工作一定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认识只是阶段性的；搞地质单靠个人不行，一定要依靠团队、依靠大家；只要还能出野外，就要到第一线去，为国家需求贡献终身。这不是临别赠言，却胜过临别赠言。年轻一代未必还能经历先生那样艰苦壮阔的年代，但却同样面对能源资源安全、深地科学、绿色矿业和关键矿产保障的新考题。最好的怀念，是继续到野外去，到矿山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最好的传承，是把先生开创的理论、方法和精神继续向前推进。

山高水长，毓秀成川。先生的脚步停下了，但他览过的山河、走过的矿区、留下的学问、提振的精神，仍将在一代又一代地质人心中延展。山河不会忘记他，后来者也将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向深处走去，川流不息，绵延不绝……

作者： 黄 凡 王登红

编辑： 何陈临秋

排版： 刘欣潼

审核： 常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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