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那年我七岁，蹲在院子门口数蚂蚁。屋里碗摔碎的声音传来，紧接着是母亲尖利的嗓子："陈建国你窝囊不窝囊？隔壁张胖子下海半年就骑上摩托车了，你呢？"
父亲没吭声，只是把我那只断了一条腿的小板凳拿到墙角，用小刨子细细地修。
我问他："爸，你要去南方吗？"
他头也不抬："去，给你买粉红色书包，带蝴蝶结的那种。"
后来他真的去了。后来，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天上的云和地上的土
1994年夏天的傍晚，纺织厂家属区的梧桐树上粘满了知了，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七岁的陈小雨蹲在院门口的水泥地上，正拿一根狗尾巴草逗蚂蚁。蚂蚁排着长长的队往砖缝里钻，她把草横在路中间，看它们绕来绕去的样子，自己咯咯笑出声。
屋里突然"哐当"一声响，像是瓷碗砸在了水磨石地面上。小雨缩了缩脖子，手里的草掉在地上。紧接着母亲的嗓子就劈开了："陈建国你看看人家张胖子！下海半年就骑上摩托车了，你呢？天天守着这一堆破铜烂铁，修修修，修出一分钱来了没有？"
小雨慢慢站起来，贴着墙根往屋里挪。从门缝往里看，母亲李秀芬站在灶台前面，围裙上沾着面粉，脸涨得通红。地上碎了一只白瓷碗，面条汤淌了一地，几根面条像小虫子一样趴在地上。父亲蹲在墙角，面前摆着那台老掉牙的钻石牌电风扇。扇叶子拆了一半，螺丝钉排成一小排放在报纸上。他低着头，手指在电机上摸来摸去，一句话也没说。
"你哑巴了？"母亲的声音又高了半调，"我说你窝囊，你倒是回句话啊！你看看人家老周，跟你一个车间出来的，人家现在在开发区管着二十几号人，上个月还分了套集资房。你呢？你连个电扇都修不好？"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绝缘胶带，缠在一根细铜线上，慢慢把胶带按平。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风扇不是坏了，是轴承缺油。上点油就好。"
"谁跟你说风扇！"母亲一把抓起灶台上的抹布摔在水池里，"我跟你说人，你跟我说风扇！陈建国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
小雨看见父亲把电扇外壳重新扣上，拧螺丝的时候手指头有点抖。他把电扇扶正，按了一下开关，扇叶慢慢转起来，风呼呼地吹到母亲脸上。父亲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转起来了。"
母亲愣了一秒，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她没有擦，就那么站着，眼泪顺着脸颊淌进嘴角。她说："陈建国，我跟你过了八年了。八年，你就给我修了个电扇。"
那天晚上小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屋传来母亲压着嗓子的哭声。父亲始终没有声音。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白。小雨数着那块白光边缘的裂痕，一条，两条，三条。她听见母亲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小雨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被子里有一股晒过太阳的味道，是母亲中午才抱出去晒的。她想着，要是被子能一直这么香就好了。
那个夏天过得很慢。张胖子家买摩托车的事被厂里人说了整整一个月，每次有人提起来，母亲的脸就沉一分。父亲照常去机修车间上班，下班回来就蹲在院子里修东西。邻居家的收音机不响了，他捣鼓两天给弄好了；对门赵奶奶的老花镜腿断了，他用细铁丝缠得结结实实；连居委会大妈的缝纫机卡线，都是他蹲在地上拆了半个小时重新装好的。没人给他钱，顶多递根烟或者端碗绿豆汤。母亲每次看见他空着手回来，嘴角就往下撇。
有一次小雨听见母亲跟隔壁王婶在门口说话。王婶压着嗓子说："秀芬，你家建国手是巧，可这年头手巧不如脑子活啊。张胖子初中都没毕业，人家现在——"母亲打断她："别提他。"然后"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吃饭，母亲炒了一盘青菜，一盘土豆丝，外加一碗西红柿蛋汤。父亲夹了一筷子青菜，母亲忽然说："张胖子昨天又换了一台大彩电，21寸的，厂门口都看见了。"父亲嚼着饭没说话。母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倒是放个屁啊！"
父亲放下碗，看着她说："秀芬，我不是那块料。我不会做生意，不会跟人打交道，我就会修东西。你要嫌我没出息……"他停了一下，嗓子有点紧，"你要嫌我没出息，我走。"
母亲的眼泪又下来了。她端起碗扒了两口饭，边嚼边掉眼泪，然后把碗重重往桌上一顿："你走啊！走了就别回来！"
小雨吓得把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父亲弯腰帮她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递回她手里。他的眼睛有点红，但脸上没什么表情。他摸了摸小雨的头，说："吃饭。"
那一夜小雨睡得很浅。半夜她听见父亲起来了一次，去院子里站了很长时间。她趴在窗户上看，月光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一动不动的，像另一棵树。
二、南方来的信
1995年开春，厂里正式宣布纺织厂机修车间裁撤一半人。父亲的名字在第一批名单上。母亲知道消息那天反而没吵没闹，坐在床沿上发了一下午呆。傍晚她起来做饭，炒了两个菜，还特意去买了半只烧鹅。父亲回家看见桌上的菜，站在门口半天没进来。
那天晚上吃完饭，父亲把小雨叫到跟前，蹲下来跟她平视。他眼睛里有红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说话的时候有烟草的味道。他说："小雨，爸爸要去南方打工，去广州。你表哥在广州那边有门路，能找着活干。"
小雨看着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想了想，说："赚到钱就回来。给你买那种粉红色的书包，带蝴蝶结的，你上次在百货大楼看了好久的那个。"
小雨点点头。她其实不太懂南方是哪里，只知道很远，要坐火车。母亲在里屋收拾东西，一件一件往一个蛇皮袋里装衣服，装得很慢，叠了又拆，拆了又叠。父亲走的前一天晚上，小雨听见母亲在里屋说了句："路上小心。"声音很小，小得像说给自己听的。
父亲是1995年3月15号走的。那天早上雾很大，小雨还在被窝里就被母亲拽起来，让她去送送。她穿着棉袄站在巷子口，看父亲背着一个蛇皮袋，拎着一个塑料水桶，水桶里放着茶缸和毛巾。父亲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蹲下来抱了抱小雨，下巴上的胡茬扎在她脸上。他说："听话，帮妈妈干活。"然后站起来对母亲说："秀芬，我走了。"母亲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说："嗯。"
父亲转身走进雾里，背影越来越淡。蛇皮袋在他肩上晃来晃去，他走到巷子拐角的时候停了一下，好像想回头，最后还是没回，拐过弯不见了。小雨觉得鼻子酸酸的，她转过头看母亲，母亲还站在门口，手还扶着门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月，母亲把家里的饭桌挪了个位置，又从墙角搬出来一台老缝纫机，摆在窗户下面。她开始接缝纫组的活，给别人家做衣服改裤脚，一件五毛钱。每天晚上小雨在灯下写作业，母亲就在旁边踩着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一直响到深夜。
第二个月，第一张汇款单来了。邮递员在门口喊"陈建国家，汇款"，母亲从屋里跑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过去。一百二十块钱，附言栏里写着一行小字："一切安好，勿念。"母亲把汇款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夹进一本旧书里，压在枕头底下。那天晚上她做了红烧肉，小雨吃了一大碗饭。
后来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张汇款单。有时候一百，有时候八十，最少的一次只有六十块，附言写着"刚换工，下月多寄"。母亲每次收到信都要看好几遍，把信纸折了又折，折到边角发毛。她从没回过信，但小雨有一次看见她坐在灯下，拿一张稿纸写写划划，写了半页又撕了，揉成一团扔进灶膛里烧掉。
1996年3月，又来了一张汇款单。这次只有五十块钱，附言栏里写着："小雨该上二年级了吧？给她买个新书包。粉红色的，带蝴蝶结。"母亲看完信没说话，第二天带小雨去百货大楼，花了十八块钱买了那个书包。小雨背在肩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高兴得在巷子里跑了好几圈。
那是父亲寄来的最后一封信。
之后再也没有汇款单了，再也没有信了。刚开始母亲说可能路上耽误了，可能父亲换地方了。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半年过去。母亲不再提汇款的事了，但她还每天去门口看邮递员，每次邮递员摇头，她就转身回屋，把门轻轻关上。
有一次小雨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前面，脚踩着踏板却没缝东西，就那么空踩着，眼睛看着窗外。小雨喊了一声"妈"，她转过头，脸上挂着两道泪痕。她说："作业写完了？写完了去把院子扫了。"声音跟平常一样，不咸不淡的。
后来中秋到了，母亲买了月饼。切成三块，一块给小雨，一块自己吃，还有一块放在一个空碗前面。小雨问："这是给谁的？"母亲嚼着月饼说："你爸的。"小雨说："他回来吗？"母亲把月饼咽下去，说："回来干嘛？回来让我骂吗？"语气凶巴巴的，可是眼睛红了一圈。那天晚上小雨睡着以后，迷迷糊糊听见母亲在里屋翻东西，翻来翻去的，像是在找什么。第二天早上，小雨看见饼干盒放在桌子上，盖子没盖严，里面那些信被拿出来了又放回去了，边角比之前更皱了。
日子照常过。缝纫机的"哒哒"声每天响到深夜。母亲的手指头上常年贴着白胶布，那是被针扎了又扎留下的。小雨长高了一个头，那个粉红色的书包洗了又洗，颜色淡了，蝴蝶结的边也磨毛了。书包里装着她二年级的课本，语文书里夹着一张全家福，是父亲走之前那年春节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上父亲穿着那件蓝色中山装，母亲扎着辫子，小雨坐在两人中间。父亲笑得有点拘谨，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
三年级的时候，小雨学会了写信。她偷偷写了一封："爸，我考了第一名。你什么时候回来？"她翻出之前汇款单上的地址寄了过去，信被退回来了，红戳子上写着"查无此人"。小雨把退信塞进床底下，再没拿出来过。
四年级的时候，有人开始跟母亲说媒了。纺织厂后勤的老刘老婆死了两年了，托人来问。母亲拎着扫帚把媒人从院子里赶出去，扫帚打在门框上"砰砰"响。后来邻居私下说："秀芬八成是外面有人了，才守着活寡。"母亲听见了，第二天在院门口站了一上午，站得腿都麻了，最后转身进屋，把父亲留下来那个工具箱搬到院子里，拿抹布把箱面上每一道纹路都擦得锃亮。工具箱里有一把老虎钳，一把螺丝刀，一卷绝缘胶带，还有一小瓶机油。母亲对着工具箱发了半天呆，然后把盖子盖上，拿块布蒙好，抱回屋里放进了衣柜最上层。
第二部分
三、没有父亲的冬天
1998年冬天特别冷。小雨上三年级，期末考试数学考了九十八分，全班第二。她攥着成绩单跑回家，进门就喊："妈，我考了第二！"母亲正蹲在灶前生火，烟熏得她直咳嗽。她接过成绩单看了一眼，嘴角动了动，说："第二？那第一是谁？"
小雨愣了愣，说："是班长，他考了一百分。"
母亲把成绩单搁在桌上，继续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照着她的脸，明灭不定的。她说："下回考第一。"停顿了一下，又说："考了第一也没人看。"后半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小雨假装没听到，把成绩单平平整整地折好，塞进书包里。书包还是那个粉红色的，带子断过一次，母亲用缝纫机密密地轧了两道线。
寒假里有一天，小雨趁母亲去菜市场，踩着凳子爬上衣柜，把那个工具箱搬了下来。铁皮箱子沉甸甸的，边角有点生锈。她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摆着父亲用过的工具。她拿起那把老虎钳，钳口还闪着金属的光，手柄上包着的胶布磨得光滑发亮，是父亲的手握出来的痕迹。
工具箱最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小雨抽出来，上面是父亲的笔迹，圆珠笔写的，字歪歪扭扭："风扇轴承上油，三个月一次。"她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小雨的生日别忘了，六月初八。"
小雨蹲在地上，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她想起去年生日，母亲煮了两个鸡蛋在她头上滚了一圈，说"滚滚运气"。没有蛋糕，没有礼物。她当时问母亲爸爸会不会寄礼物来，母亲说"寄什么寄，人都不知道在哪"。但母亲那天晚上还是多炒了一个菜，还给她买了一根扎头发的红绸带。
她把纸条折好放回工具箱，把盖子盖严，又踩着凳子放了回去。从凳子上跳下来的时候，她鼻子有点酸。她搞不懂父亲既然记得她的生日，为什么不回来。就算是写信也行啊，哪怕只写两个字"小雨"，她也觉得他是活着的。
1999年开春，母亲接了一个大活，要给服装厂缝一千条裤子的裤脚，每条一毛五。那一个月母亲几乎没合过眼，缝纫机从早上七点踩到晚上十二点。小雨放学回来帮忙穿针，母女俩在灯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天晚上小雨困得趴在桌上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有人给她披了件外套。她半睁开眼，看见母亲的侧脸对着灯光，额头上添了好几根白头发，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针。母亲嘴里哼着一支歌，断断续续的，小雨听了一会儿才听出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父亲年轻时在厂里文艺晚会上唱过这首歌，当时母亲坐在台下笑。
小雨把脸埋进胳膊弯里，没让母亲看见她醒了。
2000年，小雨上了初中。厂区子弟学校和市里的中学合并，她要骑车四十分钟去上课。母亲把父亲当年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从杂物间推出来，擦了擦灰，换了条车胎，又给链条上了油。小雨骑上去，车座有点高，脚够不着地。母亲说："长高点就好了。"说完又加了一句："你爸当初买这车，说是接送我上下班的。结果就骑了两回。"
初中的功课比小学重了很多。小雨成绩一直不错，年级前二十。班主任开家长会的时候特意表扬她，说"陈小雨这孩子自律，从不需要老师操心"。母亲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听完表扬也没笑，只是点了点头。回家的路上小雨问："妈，你高兴不？"母亲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说："高兴有什么用，又没人知道。"
小雨听出了那句话里的意思。她没接话，低头看着车轱辘压过水泥路上的裂缝，一条一条数过去。
初二那年暑假，天气热得柏油路都软了。小雨在家写作业，听见隔壁王婶跟母亲在院子里说话。王婶说："秀芬，建国去了这么多年没个音信，你也不去找找？广州那么大，好歹有个地址啊。"母亲正在晾衣服，把一件衬衫抖平了挂在绳上，说："找什么找。他要是想回来，早回来了。"王婶叹口气："万一出什么事了呢？"母亲的手停了一下，把衬衫的领子又理了理，说："出什么事也有公安局管。我管不了。"
王婶走了以后，母亲蹲在院子里洗衣服，搓板上的肥皂泡堆了一盆。她搓得很用力，搓得手指关节都白了。小雨在屋里隔着窗户看她，看见母亲忽然停了下来，盯着水池里的泡泡发呆。然后她抬起胳膊，用袖子蹭了一下眼睛，继续搓衣服，动作比之前更快了。
那天晚上小雨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她忽然想起一件事，翻身起来翻箱倒柜，从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翻出那饼干盒。盖子一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父亲全部的信。一共九封，按时间排好的。小雨一封一封看，最早的那封信上写着："秀芬，已到广州，住表哥处，勿念。下月发薪即寄。"字很潦草，像是赶着写的。中间几封信内容差不多，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照顾好小雨"。最后一封就是那封写着买书包的，日期是1996年3月12号。
小雨把信放回去的时候，发现信封背面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是母亲的笔迹："1996年4月，无信。5月，无信。6月……"后面没写下去，铅笔断了一截。小雨把饼干盒盖好，放回原处，然后坐在床边。窗外虫鸣阵阵，楼下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她想，父亲大概不会回来了。
四、广州，1998
2006年，小雨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那天，母亲正在院子里晒被子。小雨把通知书递过去，母亲两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下才接。她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到"中山大学"四个字的时候，嘴唇动了一下。然后她把通知书小心地折好，放进一个塑料袋里，又拿手帕包了一层，说："广州啊……"
小雨知道她在想什么。广州，父亲去的那个地方。
大学报到那天，母亲坚持要送。娘俩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硬座，清晨到广州站的时候，天还没亮透。站台上人挤人，扛着蛇皮袋的、拎着塑料桶的、抱着孩子的，乌泱乌泱往出站口涌。母亲紧紧攥着小雨的手腕，手心全是汗。出了站，广州的天灰蒙蒙的，高架桥上车子一辆接一辆，喇叭声此起彼伏。母亲站在车站广场上转了一圈，眼睛到处看，不知道在找什么。
小雨说："妈，走了，学校有大巴接。"
母亲"哦"了一声，又回头看了一眼，才跟着小雨往大巴那边走。小雨回头的那一瞬间看见母亲嘴唇在动，没发出声音，但她大概猜到母亲在说什么——"陈建国，你在这个城市的哪个角落？"
大学生活比小雨想象中忙碌。上课、图书馆、社团、兼职，一天恨不得掰成两天用。她找了一份家教，每周三和周五晚上去给一个初中生补语文。周末在校门口的奶茶店打工，一小时八块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她很少跟母亲要钱。母亲在家里的缝纫活越来越少了，眼睛花了，穿针要穿半天。
大二那年暑假，小雨没回家。她在一家居民区附近的糖水铺找了一份工，包吃住。铺子在一条老旧的巷子里，两边的房子都是上世纪的样式，外墙的水泥剥落了一块一块的。铺面不大，就五六张桌子，卖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那些老式糖水。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话不多，成天在厨房里熬糖水。小雨负责端碗收桌，一天干八个小时。
周老板的绿豆沙熬得特别好，豆子煮得烂烂的，甜度也刚好。小雨第一次喝的时候觉得熟悉，好像在哪喝过这个味道。她把这事跟周老板说了，周老板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笑了，说："可能你以前在广州别的地方喝过吧，老方子都差不多。"小雨想想也是。
有天晚上收工，周老板让小雨帮忙清一下储物间，说要腾地方放新进的冰糖。
储物间窄得转不开身，堆着几袋红豆、一摞搪瓷盆、还有一口缺了边的大铁锅。
小雨把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搬，在最里面的铁皮柜里摸到一个牛皮纸包，挺沉的。她拿出来，纸包用麻绳捆了三道，结打得紧紧的。
她解开麻绳，掀开牛皮纸却当场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