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搞得多多，敌人搞得少少！敦煌融媒体高薪聘请美国网红引争议

最近，一位将中文名字取为 “古爱华”的24岁美国青年，被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融媒体中心高薪聘请，主要让其从事国际传播的主持人工作。

虽然古爱华少年时，也曾在中国苏州生活过，但有人却扒出他曾在台湾学习过，以及做过美国“最保守且反华的智库”实习生，因而不少人质疑其政治倾向“反华”，甚至有人称：他是美国向中国渗透的“间谍”。

媒体人胡锡进则评论道，像古爱华这样的“歪果仁”，其有着较为复杂的履历与思想，在外国人中也较为常见和正常。

而中国网民大多不过是想搅黄这名美国人的“美差”——“90万的年收入：包括30万年薪、30万生活补贴和30万购房补助”。

确实，这一水准的年薪及福利，在我们这儿已算是很高了。

当我们的自己人中，还有数亿人的月薪在千元左右时，网友们面对“歪果仁”帮着搞个宣传主持工作，就相当于我们薪酬的几十倍，当然会心中愤愤不平了。

不过，如果古爱华在对外宣传敦煌文化时，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则谁又能说，这个薪酬他一定配不上呢？

薪酬问题的争议，其实还在正常范围内。但是，对古爱华的入职，一些媒体大咖和很多网友发动的一波“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大审查，就很难说还在正常轨道上了。

比如，有着“复旦三杰”之一称号的沈逸教授称：

“在AEI这样的地方，做涉台涉华的安全研究，很显然需要意识形态分析能力和研究立场三重对齐的”。

“让他做中国的国际传播，不出意外的话，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之一，就是若干时间后，美国拿出一批报告，用敦煌融媒体中心做案例，批判如何在全球传播场域进行文化扩张、意识形态渗透、官方宣传”。

看看，沈教授已基本上要给古爱华进行政治定性了——“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他会成为美国反华的马前卒。

像胡锡进则认为“思想行为复杂的外国人”是很正常的，但到了沈教授那儿，却就成了“文化扩张、意识形态、官方宣传”的政治工具了——这算不算是一种“有罪推定”呢？

当然，对于中文名字很让人有亲近感的“古爱华”而言，别说他过往有何人生履历了，就是现在的他纯洁如一滴水，当然也没有任何人敢对其未来的走向打包票吧？

其实，即使古爱华过往有着一些貌似复杂的人生履历，难道我们就要实行“防火防盗防‘歪果仁’”吗？

也就是说，在一个以改革开放为伟大国策的时代里，在一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高远理想追求的环境下，我们真的要对所有外国人进行“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严格审查吗？

像对于我们自己人，在进入体制内的重要部门时，须有严格的政审，这当然可以理解——这些部门招聘时，对于“歪果仁”们来说，当然更会加以小心了。

可是，像一个地方融媒体中心的对外宣传的主持人职位，其并非特别敏感吧？况且，其制作发布的内容，也有着极为严格的审查呢！

像我们的央视对外频道中，都一直聘请了不少的“歪果仁”朋友做主持，敦煌咋就不行了呢？

退一万步讲，我们聘用“歪果仁”朋友时，真的要吹毛求疵到了“政治洁癖”无所不在的地步吗？——估计，想在外国人里，特别是西方人中找到如此纯洁无瑕之人，就太难了吧？

我们搞对外文化宣传的目的，不就是想让更多“歪果仁”了解我们，对我们更加产生好感，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吗？

这就不由令人想到伟人的一句名言：“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

像波士顿咨询公司前董事总经理陈果就发文称，“中国从来不排斥把有能力、原本立场未定或存疑的外国人，转化为理解中国的国际传播者。我想对古爱华说：加油，网络暴力不是中国的全部……请坚持。”

那么，把类似于古爱华这样“有能力、原本立场未定或存疑的外国人”，无限多地变成我们的朋友，不也正是我们对外宣传的真正目的吗？

反之，对这样的外国人如果尽是莫名猜疑、处处小心防备、严格政治审查，则能在我们这儿待下去并合作的“歪果仁”朋友，又还能有几个？——这岂不是反向成了“把敌人搞得多多了”吗？

当一个国家的知名企业家都叫嚷着“我们绝不招留学生”时，更遑论聘用“外果仁”朋友了！

这种思想意识上的高墙壁垒、闭关锁门之观念，等于自垒了一道心门之上的“长城”。有些人自以为，这样就能将一切风险拒之于外了，但事实上，也不啻同时将自己与世隔绝了。

我们最为自豪与称道的“盛唐”时期，其包容、开放胸怀，堪称国史之最，彼时的长安城中，有胡商、胡将、胡官、胡僧……多元杂处，相互成就，从而形成盛世气象——这与如今“企业决不招‘海归’”相比，岂不是天地之分？

当然，也有人称：正是胡人乱华，大唐才走向灭亡——可盛唐衰败的主因，真是胡人之乱吗？

唐朝衰亡的主因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内部问题，所以，如果不从自身找原因，只从外部找借口，岂有不败不灭之理？

再想一想，让我们真正走向发展和进步的“改革开放”，已深入进行了四十余年，但现在，聘请一个“歪果仁”朋友，竟然仍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这正好能说明，我们仍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当然，要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理念，但是，也不能过度小心到如履薄冰，甚至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地步吧？

如果到了看见任何“歪果仁”都不是“好果子”的境地，则我们岂不等于自绝于外，将任何外人都给预设成“可能的坏人”了？

其实，西方人反倒是对人性方面，主要抱以“性本恶”之论，而我们则相反，是“性本善”。

可是，像对于古爱华这样的“歪果仁”，我们不少人预设其为“恶”，这不等于我们与西方人的人性观念上互换了吗？

认为“人性本善”，可以让我们有了更多交友的可能和前提；而假设人性本恶，则可以让我们制定更多针对人性漏洞的规则、法律，对“人性本恶”进行预防、监督与惩处。

而要想做到“把朋友搞得多多，把敌人搞得少少”，则就不能思维上过于极端，就要弄懂“论心与论迹”的辩证关系。

多些客观、理性，多看实际与实效，才能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世界的“孤岛”；今日中国要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需要一份“不疑人于未然”的底气与自信，这样才能让我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中心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