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退休欢送会的酒还没散，刘德赫就把我拽到包间角落。
他喝了至少有半斤，脸红得像猪肝，舌头打着卷问我：“师父，您在厂里干了三十八年，技术比武拿过第一，省级劳模当过两回，德国设备改造项目也是您啃下来的……您怎么，怎么连个副主任都没混上？”
我端着酒杯没说话。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子砸在玻璃上，噼里啪啦的，像是在我心上一下一下地锤。
他见我不开口，又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有人说您这辈子是让那个‘忍’字给毁了。是不是真的？”
我把杯里的酒一口闷了。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张脸——吴安邦，我们厂那个被调走十年的老总工，瘦高个儿，眉头总是锁着，说话像挤牙膏，一句是一句。
十年前他临走那天，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支烟，说了句话。
那话我琢磨了整整十年。
一直到昨天，我把工具箱里的旧图纸翻出来，看见那盘象棋残局，这才终于明白了。
“那个字不是‘忍’。”我放下酒杯，看着刘德赫的眼睛，“是……”
话到嘴边，我忽然顿住了。
因为我看见包间门口站着一个人——一个我十年没见过的人。
她穿着雨衣，浑身湿透了，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直直地看着我。
“程师傅，”她的声音沙哑，压得很低，“吴总工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您，说是……十年前的约定。”
全场安静了。
我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酒洒了出来。
01
我叫程志远，退休前是省城第二机床厂的高级技师。
说好听点是高级技师，说难听点，就是干了三十八年的老工人。
我老家在县城，爹妈都是种地的，家里穷，初中毕业就进了厂。那会儿进厂还是铁饭碗，我年纪最小，分在机修车间当学徒，跟着老师傅学修机床。
刚进厂那会儿，我这人有个毛病——什么事都爱较真。
别人修设备，能糊弄就糊弄，反正机器能转就行。
我不行，非要找出毛病在哪儿，非得修到最佳状态。
有一回为了调一台进口车床的精度，我趴在地上干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爬起来，腰都直不了。
那年头的人，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干活就是干活。
可干活干得好了，就有人看不顺眼。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冬天，车间主任虚报了一批材料损耗，想从中捞好处。我当时年轻气盛，脑子一热，跑去厂部把这事儿捅了出来。
结果呢？
主任是被调走了，但替我作证的老许——许师傅，被扣了个“工作失职”的帽子，开除了。
那天下午，许师傅收拾工具箱，车间里没一个人说话。我站在门口，想上去说点什么，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
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不是恨，是失望。
“小程啊，”他说，“你举报没错，但你没想到，这世上不是只有对和错。”
他走了之后，我蹲在车间的角落里，把工具箱翻了个底朝天，找到一根烟点上，手还在抖。
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说话了。
不是怕了，是真的知道了——有时候一句话，能要了一个人的命。
许师傅后来在城南开了家小杂货铺，卖些烟酒零食，勉强糊口。他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辍了学，整日在外头瞎混。
我每次路过他那铺子，都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难受。
那种憋在胸口、喘不上来气的难受，像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许师傅的事让我变了个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出头”了。别人问我意见，我就笑笑说“还行”。开会讨论方案，我就低着头记笔记，一句话不多说。
时间一长，车间里的人都说我“老实”。
“程志远啊，人不错，就是太老实了，干不了大事。”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也不恼。老实就老实吧，总比害了别人强。
那几年，我就像个闷葫芦，除了干活还是干活。
每天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走。
机器坏了就去修，谁也抢不过我。
车间里那台老旧的龙门刨，一到夏天就出毛病，别人修不好，我能。
但我不说。
就是埋头干，干了也不吭声。
就这么混到了三十岁，我结婚了。
对象叫王惠芳，是纺织厂的女工，人长得一般，但性格好，话不多，勤快。
媒人介绍的时候问她：“程志远这人老实巴交的，工资也不高，你看得上？”
她说：“老实人踏实。”
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认定了她。
结了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惠芳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存着，说要留给孩子以后上学用。
我心疼她，但嘴上不会说，就每天下了班，去菜市场买把青菜、称几两肉带回家。
那时候日子穷，但心不苦。
我甚至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老老实实干活，养家糊口，把儿子拉扯大，也挺好。
可人算不如天算。
三十五岁那年，厂里出了件大事——那台德国进口的立式加工中心坏了，整个厂的生产线全停了下来。
厂长急得跳脚，请了好几个外头的专家来修，修了一个月也没修好。
最后，有人提了一句：“让程志远试试呗。”
02
那天我是被车间主任拽到那台设备面前的。
主任姓曹，平时不怎么待见我，嫌我不会来事、不会喝酒、不会跟领导套近乎。
但那天他实在是急了，拉着我的手说：“志远，你试试，修不好也没关系，厂里不怪你。”
我没吭声，围着那台设备转了三圈。
说实话，那台机器我以前没碰过，但我在新华书店买了本德文机械辞典，自己翻着看了好几年，图纸上那些符号和参数，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我蹲下来，拿手电筒照了照主轴箱，又摸了摸导轨。然后站起来，走到工具柜前，翻出一把六角扳手。
主任在身后碎碎念：“志远，你行不行？要不还是等上海的专家来……”
我没理他，钻进了机壳底下。
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躺了整整两个小时。
身上全是机油，手电筒滑了好几次，指甲盖磕破了也不知道疼。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传动机构的间隙不对，问题出在差动齿轮的配合上。
等到我从机器底下爬出来，整个车间都安静了。
我擦了把脸上的油，对主任说：“给我三天时间，我把传动机构重新调一遍，配一个齿轮就能开起来。”
主任睁大了眼睛：“你确定？”
“确定。”
其实我并不确定。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钻进去了，就一定要干到底。
那三天，我没回家。
惠芳托人给我送了三次饭，我都是扒了两口就放下。
车间里其他人下班了，我一个人开着灯，对着图纸和零件反复调试。
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到了第三天下午，机器响了。
整个车间的人都围了过来，看着那台立式加工中心重新运转起来，主轴转得又稳又快，切削出来的零件表面光得能照见人。
厂长亲自跑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志远，你行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惠芳问我：“怎么不让他们给你加点工资？”
我说：“算了。”
她没再追问，只是把热好的饭菜端到我面前，叹了口气。
从那以后，我在厂里站稳了脚跟。
但也只是站稳了而已。
我这个人，毛病就出在——不会趁机往上爬。
机器修好了，厂长在大会上表扬了我，还给我评了个先进。按说这时候该请领导吃顿饭，拉拉关系，往上升一升也顺理成章。
我没去。
我总觉得，搞关系这事儿太累。有那工夫，不如多看两本技术书，多研究几个设备改造方案。
但我不去，不代表别人不去。
同期进厂的冯斌，技术不如我，但人家会来事。
逢年过节给领导送礼，平时陪领导喝酒打牌，见了面“厂长长、厂长短”叫得亲热。
没几年就当上了车间副主任，后来又跳到技术科当科长。
有人替我不值，说：“志远，你看看冯斌，人家跟你同一年进厂，现在都是科长了，你呢？”
我说：“他有他的路，我有我的路。”
说这话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也酸。但转念一想，我就是这种性子，强扭的瓜不甜，逼自己去干那些事，比让我加班还难受。
那几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车间、家，两点一线。
上班修机器、画图、做方案，下班回家给惠芳搭把手，辅导儿子写作业。日子过得像杯白开水，没味，也习惯了。
直到吴安邦来了。
吴安邦是总厂调到我们厂来的，据说是个技术大拿，早年留过学，回来后一直在研究所干。
他来的时候五十多岁，瘦高个儿，头发花白，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特别有神。
他来的头一个月，没干别的，就是在各个车间转。
转完了，把厂长叫到办公室，说了句让全厂震动的话：“你们厂的设备，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改造，否则再过五年，全部得报废。”
厂长不信，让他出方案。
他花了半个月，拿出一份长达六十页的设备改造报告。
那报告我也看了，看完之后，好几天没睡着觉。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兴奋。
那报告里的东西，每一页都打在我要害上——那些我自己摸爬滚打摸索出来的经验，在他的报告里，全都变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好像一直在黑灯瞎火里走。现在，忽然有人把灯打开了。
第二天，我拿着那份报告去找吴安邦。
他正在办公室里泡茶，看见我进来，也不惊讶，抬头看了看我手里的报告，说了句：“看完了？”
“看完了。”
“说说你的想法。”
我深吸一口气，把憋了一肚子的话倒了出来。从设备现状到改造方案，从问题症结到解决思路，一口气说了将近四十分钟。
他一句话没说，听完之后，给我倒了杯茶。
“程志远，”他说，“你在我这儿挂个名，以后有什么想法，随时来找我。”
03
跟了吴安邦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高手”。
他不光技术上厉害，更厉害的是看人。
有一回，车间里为了个技术方案争论不休。
冯斌主张买进口设备，说省事、保险。
我觉得应该自己改造，能省钱还能积累技术。
两帮人吵了一个下午，谁也说服不了谁。
吴安邦一直没说话，就坐在边上抽烟。
等人都散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你觉得冯斌为什么坚持要买进口设备？”
我愣了一下：“怕担责任吧。”
“不对，”他摇摇头，“他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搭上进出口公司那条线。买了设备，后续还得再买配件，他跟那边的关系就搭上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方案背后，还有这层意思。
吴安邦看着我的表情，笑了笑：“小程，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光钻技术，不琢磨人，早晚要吃大亏。”
那话我听着刺耳，但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在教我怎么看人。
他说，看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尤其是那些嘴上说得好听的人，更要小心。
他说，单位里的事儿，明面上是一套，暗地里是另一套。你聪明的话，就两边都看明白，但只做不说。
他还说，程志远啊，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实在。
实在到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帮他数钱。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许师傅那件事之后，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我总觉得，是自己害了他。
那年头的人，哪个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就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冲上去，结果害得最信任我的人丢了饭碗。
吴安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有天下班，他把我叫到厂门口的小馆子，要了两碗面、一瓶二锅头。
“小程，”他端起酒杯，“过去的事，翻篇了。”
“翻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为什么。
他也没追问，给我倒了杯酒：“那就先放着。等你能翻过去的时候，自然就翻了。”
那天晚上，我喝得有点多。
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一直在转他说的那些话。什么“忍”啊“让”啊，以前我觉得是在劝我，现在想想，好像又不是。
那年冬天，厂里接到通知——上级要搞技术改革，引进一批新设备，让我们厂做试点。
吴安邦接下这个任务，开始组织人手。我被列到技术攻关组里，负责核心设备的改造方案。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干活干得最痛快的日子。
每天天不亮就到车间，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去。
图纸画了撕、撕了画，方案改了十几版。
吴安邦也陪着我们一起熬，他年纪大了，熬不住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可就在方案快成型的时候，出事了。
上级突然下文，调吴安邦去总厂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研究员。名义上是“工作需要”，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明升暗降，把他架空了。
接替他位置的人，叫韩岩。
韩岩是从外单位调来的，四十出头，精瘦精瘦的，说话嗓门不大，但每句话都像刀片子，割得人生疼。
他上任第一天，就把技术攻关组的人全叫到会议室。
“以后这个项目我来负责，”他说，“原有的人员和方案，全部重新评估。”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程志远是吧？听说你技术不错，但我要提醒你一句——有些人的路子过时了，你跟着走，走不远。”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没说话。
但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攥成了拳头。
散会后，我一个人去了车间。
站在那台还没修好的设备前面，我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
我干了三十年，老老实实，踏踏实实，从没得罪过谁。可到头来，别人一句话，就能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抹掉。
那天晚上回到家，惠芳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手机响了。
是吴安邦发来的短信。
“明天来我家一趟。”
04
第二天是周六，我一大早就去了吴安邦家。
他家住在老厂区那排筒子楼里，两室一厅，家具旧得掉漆。师母开的门，看见是我，笑了笑：“老吴在书房等你呢。”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书桌前写字。
不是毛笔字，是用钢笔在一张信纸上写着什么。
他头也没抬：“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等着他写完。足足等了十分钟，他才放下笔，把信纸折起来装进信封，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走了以后，你把它收好。”
“这是什么？”
“我以前做过的一套设备改造方案，被否决的。你先看看。”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叠图纸和一份技术报告。纸张发黄，边角都卷了起来，看起来年代很久了。
我翻开看了几页，心里一惊——这套方案跟我们现在做的那个项目，方向几乎一模一样。
但里面的技术参数和分析方法，比我们的方案更深、更细、更狠。
“您……您什么时候做的？”
“七年前。”
“那怎么……”
“被否决了。”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当时时机不对，技术条件不成熟，而且……有人不想让我做成。”
我明白了。
“那您现在把这个给我……”
“不是让你现在就用，”他把烟灰弹了弹，“是用在刀刃上。”
他说完这话就不说了，只是看着我。
我等着他往下说，但他没说。
过了一会，他从抽屉里又拿出一张纸，展开铺在桌上。是一张图，画的是象棋残局。红黑双方棋子纠缠在一起，局势复杂得很。
我虽然不下象棋，但也能看出来——红方明明有机会吃黑方的车，但棋盘上的走法，却故意退了一步。
“记住这个棋局。”他把那张纸也塞进了信封。
我点了点头，接过信封。
又沉默了很久。
“吴总工，”我开口问，“您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我的？”
他想了想，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一拍很用力，像是把什么重量从他自己身上卸下来，放到了我身上。
“小程，”他的声音沙哑，“年轻人卖力气，中年人卖脑子，但能成大事的人，靠的是身上这一个字。”
我等着他说下去。
“你以后会明白的。”
那天我走的时候，吴安邦站在门口，目送我下楼。
我走到楼梯拐角，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阳光下，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想问清楚那一个字到底是什么，但嘴张了张，终究没问出来。
回到家，我把信封藏到了工具箱最底层。
惠芳问我：“你怎么了？一整天魂不守舍的。”
我说没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转吴安邦的那句话。年轻人卖力气，中年人卖脑子，能成大事的人，靠的是身上这一个字。
应该是“忍”吧。
对，忍。
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吴安邦不就是让我忍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现在被韩岩打压，忍就是了。等技术成熟了，时机到了，自然就能翻身。
这么一想，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第二天上班，韩岩果然开始动手了。
他把我的技术攻关组成员全部调走，分给了其他人。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实习生和一个刚进厂没多久的小年轻——就是刘德赫。
刘德赫那年才二十出头，刚从技校毕业分到我们车间。小伙子长得精神，嘴甜，见了谁都叫“师傅”。
我一看见他，就想起刚进厂的自己。
“小刘，”我跟他说，“从今天起，你跟着我干。”
“好嘞，程师傅！”
他答应得挺痛快，但我知道，这小子心里肯定有想法。谁不想跟着有前途的领导干啊？跟着我一个被打压的老技师，能有什么出息？
可我没想到，这小子留下来了。
不光留下来，还干得很卖力。
每天跟我一起加班，帮我整理资料、测绘零件、跑腿打杂。
有时候我熬夜画图，他就趴在旁边沙发上睡，半夜醒了给我泡杯茶。
这么过了两个月，韩岩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程工，”他难得客气了一回，“新设备安装调试，需要你帮把手。”
我没多想，点了点头。
可等到了现场，我才发现不对劲——设备已经安装好了，但参数全乱了。而且不是偶然的乱，是被人故意调乱的。
这套机组是德国进口的高精度设备，参数非常敏感。一旦调乱，很难恢复。我要是修不好，责任就会全部推到我头上。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台机器，心里跟明镜似的。
韩岩这是给我下套啊。
05
我站在那台设备跟前，手电筒的光打在齿轮箱上，脑子里飞速转着。
工具箱里，吴安邦那封信就藏在最底下。
我的手伸过去，又缩了回来。
还不到时候。
韩岩就在边上站着，脸上的笑看起来很真诚，实际上跟把刀似的：“程工，厂里就您资历最深，这活儿非您不可。”
我没抬头，蹲下来开始检查设备。
这一蹲就是一天。
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除了中午扒了两口饭，水都没喝一口。
但我不着急，也不慌张。
慢条斯理地检查每一个部件，测每一个参数，把所有的异常数据都记在小本子上。
韩岩派人来看了几次，见我不紧不慢的，也就走了。
他以为我认命了。
其实我是在等。
等一个能反杀的机会。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把吴安邦的方案从工具箱里翻了出来。铺在桌上，一页一页地看，看到凌晨三点。
这套方案，跟韩岩那台设备的改造方向完全一致。
一模一样。
七年前，吴安邦就预见到了今天的问题，并且给出了解法。但因为当年时机不成熟，方案被否了。
而现在，时机到了。
我拿出钢笔，在方案的空白处开始做标注。
这是我的习惯——看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一遍。每标注一句，脑子里就多一层认知。
那以后，我白天照常上班，应付韩岩的各种任务。晚上回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研究吴安邦的方案，再用自己的思路去验证。
做了上百次试验，失败了九十九次。
但第一百次，我成功了。
那天凌晨，我把最后一个数据算出来，在纸上写完了最后一行结论，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值。
可我谁也没告诉。
这份方案，我藏得更深了。连刘德赫都不知道。
不是不信任他，而是——越是信任的人，越不能让他知道太多。这是吴安邦教我的。
也是许师傅教我的。
那段时间，刘德赫好几次凑过来问我：“程师傅，您最近怎么总是一个人待着？”
“没事，琢磨点活。”
“您可别想不开，实在不行，咱就认了呗。”
我笑了笑没说话。
这小子不懂。
认了不是我的风格，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在动。
又过了一个月，韩岩那边也有问题了。
他为了在德国专家组面前露脸，逼着手下人赶进度。结果太急了，调错了几个关键参数，整条生产线的试车全失败了。
消息一传出来，全厂都炸了。
厂长把韩岩叫去骂了一顿，责令他一个月内解决问题。韩岩急得嘴上起泡，把手下人全骂了个狗血喷头。
刘德赫偷偷跑来告诉我：“程师傅，韩主任快急疯了。好几个技术员都撂挑子不干了，他现在没人可用。”
我“嗯”了一声，继续擦我的工装。
“您……要不要去帮忙？”
“看情况吧。”
他不是傻子，听出我话里有话，嘿嘿笑了两声就走了。
到了第三天，冯斌来了。
冯斌现在是技术科的副科长，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看起来比我年轻了十岁都不止。
他敲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工具凳上喝茶。
“志远，好久不见。”
“嗯。”
“韩主任那边的事儿你听说了吧？”他在我对面坐下，递了根烟给我，“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你出马把设备修好，韩主任肯定承你的情。以后在厂里，日子就好过了。”
我接过烟，没点。
“机会？”
“对，机会。”
我看着冯斌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忽然想起吴安邦说过的话——冯斌这人不简单，他能在夹缝里活得滋润，靠的是见风使舵的本事。
现在他来劝我，是真的为我好，还是另有目的？
可我想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等的那个机会。
“冯科长，”我把烟别在耳朵上，“我试试。”
06
试车的失败率在持续攀升。
最后一批德国专家还有两个月就要撤离，如果问题不解决，厂里几千万的投资就等于打了水漂。
厂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把韩岩叫去开了三次会，每次都是拍桌子骂人。韩岩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脸色黑得像锅底。
第四天，韩岩主动找我了。
他亲自到车间来，站在我面前，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程工，我有事想请教你。”
车间里的人都看呆了。
韩主任来请教一个老技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没动，就坐在那里，把手里那杯茶喝完了，才站起来。
“韩主任，您说吧。”
“那台设备……你看还有没有办法?”
“有是有，但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一个月。”
他皱了皱眉：“能不能再快点？”
“不能。”
韩岩沉默了。他站在车间门口，风吹起他那件白衬衫的衣角，看起来有点狼狈。
“行，一个月就一个月。”他终于点了点头，“你组织人手，要什么跟我说。”
“我需要设备改造方案的全部资料。”
“给你。”
“还有，我的人，别人不能动。”
“可以。”
“再有，”我顿了顿，“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扛。”
韩岩愣了一下。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程工，”他说，“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开会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我现在收回。”
他还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这就对了。
当天晚上，我把工具箱底下的信封拿了出来。
吴安邦的方案，我能用上了。
但我不打算一次全拿出来。那是底牌，底牌不能轻易亮。
我得留一手。
我把方案复印了两份，一份原封不动保存好，另一份涂掉了几项关键参数，只保留了前半部分。前半部分，刚好能解决设备百分之八十的问题。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我自己这段日子反复试验验证出来的成果。
这百分之二十，才是真正的王牌。
第二天，我把涂改过的方案交给了韩岩。他翻了翻，表情从疑虑变成惊喜：“程工，这份方案谁做的？”
“我。”
“你？”
“对，我。”
他没再追问，拿着方案连夜开会去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忙得脚不沾地。
每天天不亮就进车间，晚上十一二点才走。
刘德赫跟着我，学得很认真，从拆螺丝、装轴承，到调参数、试运行，一步不落地跟着学，笔记做了一大本。
我看着他，心里感叹——这小子有灵气，也有冲劲，就是沉不住气。
有一回，他问我：“程师傅，您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早拿出来？”
“早拿了，就不是‘技术支援’了。”
他愣了愣，似乎是有点明白了。
设备调试到了第二十五天，那天晚上，我又把吴安邦的方案翻出来，对着自己的验证数据逐一比对。
确认无误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成了。
验收大会定在一个月后的星期五。
那天一大早，全厂的技术骨干都来了，坐在会议室里，黑压压的一片。德国专家组坐在第一排，厂长陪着。韩岩坐在主席台上，手边放着一沓资料。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大概两秒，推门走了进去。
“程工来了。”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
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拿着工具包，跟那满屋子的西服领带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厂长先开口了：“志远啊，你来了就好。坐，坐。”
我没坐。
“厂长，”我说，“能不能让我先说几句话？”
厂长看了韩岩一眼，韩岩点了点头。
“说吧。”
我走到台前，把工具包放在桌上，拉链拉开，从里面掏出一叠图纸。
“德国专家先生们，各位领导，同事们，”我清了清嗓子，“关于这套设备的技术改造方案，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我把图纸往投影仪上一放。
全场都安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