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文明根脉 把“冷门”学成热爱

7月的天山南麓，克孜尔石窟静卧在河谷崖壁间。早晨9点40分，太阳已经毒辣起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周振家戴上遮阳帽和口罩，和师弟师妹们蹲在克孜尔石窟第60窟前，对着一堆看似平平无奇的坡状堆积，一铲一刷地向下发掘。

风很大。这里的山岩质地疏松，用手一摸就簌簌往下掉，所有人的口罩外侧都蒙着一层土黄。

今年是周振家在这里的第三个夏天。和他在同一个探方（田野考古发掘中最基本的工作单位——编者注）的师弟王志成，主要负责绘制探方图。隔壁探方不时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那边又出了壁画残片和塑像。王志成抬头看了一眼，心里着实有些振奋。而自己所在的探方里却一直相对“安静”。

老师开玩笑地说，“别的方都出东西了，你们方怎么还没动静？”玩笑归玩笑，但老师认真说过的话，王志成一直记得：“考古发掘的目的不是挖宝，更多时候，就是需要耐得住寂寞。”

在四千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专业博士生钟文霞正坐在图书馆里，对着电脑屏幕上两千多年前的墨迹反复斟酌。她面前的资料，来自成都天回镇汉墓出土的“天回医简”。简上有残字、有磨痕、有写错又刮掉的笔画。她要做的，是把这些字词一个个切出来，分类、建立关系，再让机器学习，反哺出土医学文献研究。

借着周末和寒暑假，贵州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马云，在6年的时间里，独自背着包，跑遍了贵州大多数苗族聚居的地方。在村寨里，她坐在年迈的苗语发音人身边，边听边记。

这些年轻人学的，是常人眼中的“冷门绝学”。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他们在田野里磨砺意志，在故纸堆里涵养心性，那张“冷板凳”让他们读懂坚守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他们的成长答卷上，写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青年一代，如何用青春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

那条必须过去的河

苗语是马云的第一母语。小时候妈妈不懂汉语，为了教她，跑去请教小学老师，回来再转述。苗语中“我”的发音很像汉语里的“锅”，而“锅”的发音又和苗语中的“鸽”很像，只是声调不同。妈妈受母语影响，总是把音读偏，母女俩常常为此吵架。

让马云印象更深的，是妈妈名字里的“琼”字。妈妈曾认真地跟她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里带‘穷’，才一直没过上好日子，也没能照顾好你们。”后来，马云在课文中学到“琼楼玉宇”这个词，她跑回家告诉妈妈：“琼”不是“穷”，是美玉、富有的意思。这让妈妈放下了很久以来的心理负担。“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能把汉语和苗语同时学好，该有多好。”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实现了她的愿望，她既学习汉语，又研究苗语。从会说苗语到研究苗语，中间隔着一条需要下苦功夫才能蹚过去的河。马云形容苗语“就像声乐一样复杂，它有7个次方言，每个方言下面还有土语，声调多达8个”。

对她来说，真正的挑战是用国际音标把每一个音准确地写下来。一个母语流利的人，到了要落笔的那一步，才发现手足无措。当出现两个平调时，她就怎么都分不清。

“但我既然学的是自己的母语，就一定要把它学好。”靠着这个朴素的信念，她“啃”下了国际音标，变成了一个“能研究苗语的人”。2024年和2025年，她先后参与贵州省民宗委组织的文字翻译和录音工作，将全省两会精神宣讲材料等翻译成苗语川黔滇次方言。“像我妈妈、爷爷奶奶那一辈，很多是不懂汉语的。我们把政策翻译成苗语，他们才能更了解政策方针。”

周振家走上的，是另一条需要下苦功夫的路。他并不讳言，自己当初选择考古并非出于多么炽烈的热爱。在他看来，考古学文理兼修，既有田野工作，又需要理化分析技术，“会更有意思”。

不过，他说，无论当年报志愿时怎么想，真正决定谁能在这个行当走下去的，是田野实习。“野外工作周期长，天天挖土，灰头土脸，远离家人，环境单调。”周振家说，“这是一个分水岭。有的人觉得可以接受、愿意干，就继续走下去。这个职业的真实面貌，你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

周振家显然是选择接受的那一个。从本科读到博士三年级，他跑过的工地太多了，陕西凤翔的秦雍城遗址、陕西澄城的刘家洼芮国遗址、福建安溪的下草埔冶铁遗址，再到近3年去的克孜尔石窟。

“今年是这3年里最热的一年，最近每天都在38℃以上。”周振家每天买七八个西瓜，防暑的药也备着，上工时间尽量避开正午。“苦当然苦，但大家没有不能接受的。很多师弟师妹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风沙里来，烈日里去，一句抱怨都没有。”

钟文霞正在蹚的河，有着另一种性质的艰难。“天回医简”出土后基本都是散乱的，缀合要花很大精力，要从内容、书写、简的形式上去判断顺序，把医简编连起来，尽可能还原正确的顺序。她主要参与再释读工作，也就是要对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医学简书进行文字、历史背景、学术内涵的解读。

这份工作难在没有参照。“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对照着读。”钟文霞举例，简里有一个字叫“犮”，后来团队反复研究，确认它的医学义主要指刺法、灸法。类似晦涩、深奥的表达，需要逐字“破译”。

让她心甘情愿坐这张冷板凳的，是心底那份确信。这个课题终将产出一些成果，回馈给中医界和社会。而这个过程也是对她意志的锤炼，“相比以前，我戒掉了浮躁，更有沉下去和静下来的定力”。

架一座接通古今的桥

8年的建筑考古学习中，王志成的田野调查足迹覆盖了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山西、福建、云南等地，已经对古建筑调查流程谙熟于心。研究这些木构建筑，到底有什么意义？

“如果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王志成提到了梁思成先生的这个观点。他说，讨论一个可能已经不存在的木构建筑，实际上会牵涉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木材加工技术、结构力学、空间设计、宗教礼仪等。“不了解这些，就很难真正理解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

此外，王志成表示，研究古建筑不是为了复刻，而是为了从中提炼出属于本民族的建筑词汇，用现代材料与结构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建筑。“文明的演进不一定是直线的，许多古老的智慧在今天反而显示出一定的预见性。考古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让我们跳出新旧对立的简单思维，从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获取灵感。”

在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丁增茂学的是文物学，干的是计算机。同一片甲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拓印过，版本散落在各处，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学者想把它们对应上，过去靠的是人脑记忆，时长是论年算的。丁增茂做的，是用算法把这件事自动化。

字形检索、拓本匹配、文献标注，他所在的团队把这些工作成果集成为一个甲骨文智能体，于去年正式发布。普通人看到一个字，拍下来或输入进去，就能得到解释；专家也可以在海量字库里做深度检索和文献调研。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形式，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实证。”在丁增茂看来，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老符号，生命力不在于被供奉在学术殿堂里，而在于被更多现代人认识、理解，甚至觉得“有意思”。

克孜尔石窟的重要性，学界早已有共识。然而，这么大一片石窟群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至今仍是悬案，少有题记和出土文书。

“我们以往考察石窟，都是看洞里有什么形制、塑像、壁画。”周振家说，传统的考古方法难以奏效，周振家的导师彭明浩带领考古团队进行了“方法论的新尝试”：把目光从洞窟内部，转向窟前空间中的倒塌堆积和建筑遗迹，通过发掘这些堆积，划分地层，就有可能还原洞窟从营建、使用到废弃的完整生命史。

在工地待久了，周振家越来越能理解古人的智慧。比如僧房窟前的狭长甬道，以前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后来每天顶着酷晒和风沙上下工，他忽然就懂了，这样设计就是为了抵御风沙和炎热。看到壁上的烟炱、石床和壁炉，他会忍不住想，当时的僧人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的。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去研究古人？周振家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为什么现在逛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方旅游，吃好玩好、看过自然风景之后，人自然而然就想了解这里的历史文化。”在他看来，考古学所做的，就是为这种精神需求提供资料和依据。

“希望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

钟文霞的文化自信，是在中医学这条历史长河中一点一点往前蹚出来的。越往深处走，那份自信就越扎实。每用中医治好一个病人，她的成就感都是双重的，一重是做医生的成就感；另一重，是切实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常有人问她的专业是做什么的，她会说，研究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然后，她会补一句：“我现在就是学到中医的源头了。这可能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说这话时，她挺自豪的。

马云的弟弟今年上一年级，在苗族聚居的地方长大，却已经不会说苗语了。从她自己以苗语为第一母语，到弟弟已经不会说，不过短短20年。这让她心里的那根弦绷得更紧了，“我会把口耳相传的民族记忆，一笔一笔记下来、整理好，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它的存在。”

周振家的老家在河南安阳，那里是殷墟的所在地，已经发掘了90多年。“考古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他想起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共产党人瞿恩的一段话：“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

周振家用这句话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能在克孜尔石窟的探方前，一铲一刷地度过3个酷暑。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已逾百年，分期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但在他眼里，这正是这份事业的意义，不在于一个人能做出多少，而在于自己是否愿意成为并做好那根接力棒。

在王志成看来，日复一日的发掘，就是握紧接力棒的基本功。“这份耐得住寂寞的训练，是学术研究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课。它让人不盯着当下的那点收获，而是关注积累的过程，懂得等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