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气壮山河，流传千古。然而，一代戍边名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父子一同被问斩的命运。两宋时代，像岳飞这样壮志难酬的武将并不鲜见。在《文治天下：宋朝政治文化漫谈》的作者陈峰看来，两宋武将的多舛命运，与这个时代“崇文抑武”的大气候息息相关。
《文治天下:宋朝政治文化漫谈》，陈 峰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出版
宋史之所以引起时下高度关注，首要原因是宋代经济的蓬勃发展，据研究当时的GDP值曾冠绝全球；再就是宋代诗词登峰造极，其中不乏荡气回肠的边塞诗词。但就是这么一个经济高度发达、文化异常繁荣的朝代，为什么会在贫穷落后的北方骑猎民族侵扰面前节节败退？
本书中，陈峰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宋朝如何在文官体系的支撑下实现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同时对武将的打压逐渐成为朝代惯例。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崇文抑武”成为宋朝政策基石后，这一政策最终给军事和边防造成了巨大挑战。
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剪去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禁军帅职，令诸将各归本镇，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两职不再除授”。臣权的收缩，是皇权的扩张。但赵匡胤并未满足于此，继续打压藩镇势力。有趣的是，宋太祖大幅收紧军权的同时，反倒鼓励将帅“置买歌儿舞女、良田美宅”。此外，宋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他还“率领群臣三谒文宣王庙，以示对儒学的尊重，而对武王庙仅光顾过一次”。太祖另一影响后人之举，便是大开科举之门，为文人入仕打造稳定通道。
太祖对武将的忌惮，在太宗身上得到发扬光大。第二次北伐失败后，重臣赵普提出的“兵久则生变”的理念深得太宗的认同。在太祖太宗两朝之后，“崇文抑武”便成为两宋300年历史一成不变的“祖制”。
在作者看来，对手握兵权武将的畏惧，是宋朝国君从五代十国的历史里取到的“真经”。五代十国的大小帝王大都为藩镇出身的武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宋初对武将的高度警惕，有其历史合理性。
宋太祖对武将的畏惧变成施政纲领，“大致始于第二代的宋太宗朝后期”。在此之前，宋朝如前面的秦汉唐等朝代，笃信大一统思想。但两次伐辽的失败，掐灭了宋太宗的大一统雄心，自此边疆治理从先前的攻势变成了守势，“守内虚外”渐成基本国策。
历朝历代，文武共治是稳定强大的基石，中国历史上“出将入相”亦不鲜见，但有宋一代，宰相的大门对武将近乎封闭。据《宋史·宰辅年表》，“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七人中，仅有三人为开国功臣，而在所有的宰相中，竟无一人出身武臣。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六人出身太学生，其他四人出身恩荫，一人出身武臣”。宋朝文人从武易，武将转文难，神宗朝倒是有这么一例，“何去非虽最终如愿，却被降级使用”。久而久之，朝廷上下便形成一种不成文的意识，即“文官、士人普遍以从军为耻，少有愿意改任武职者”。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皇权对武将的打压不单单体现在压缩武将上升通道，还在于对“阵前”的野蛮干预。颟顸自大的宋太宗尽管两次北伐告负，但在阵法研究方面一点都不谦虚，且“常常御赐阵图以支配将帅”。主帅虽手执兵权，但畏于皇帝威权，“只能遵行”，更何况阵前“又受到监军的监督”。虽然宋军兵力远胜于北方诸国，但还是难逃被动挨打的局面。
古有“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但在宋代却变成“文既能安邦，也能定国”。武将的稀缺，导致两宋虽然经济实力首屈一指，但军力衰弱、外强中干，面对北方强敌，始终无法组织强硬的有效还击，其控制版图也不断南移，最终消失于南国崖山。
原标题：《文治或武治的扭曲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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