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确定和恐慌中出手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正心谷资本）

“如果你非要等到所有令人害怕的因素都消失之后才行动，那么机会很可能早就过去了。”

近日，霍华德·马克斯做客播客节目My First Million，说出了这句话。

放在当下大幅波动、部分市场煎熬难耐的时点，这场对话读来别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

尤其是他再次回忆雷曼倒闭时投出110亿美元的那段。

外界或许以为，那是一次笃定的出手，马克斯却坦言“我们心里远谈不上有把握”。

他读的是和所有人一样的报纸，看到的是同样可怕的消息。但他们把投资账算得很扎实：买入的是几年前被私募股权收购的公司的债务，按测算，即使这些公司最终只值当初收购价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这笔投资仍能保本。从数字上看并不难判断，难的是在世界末日的气氛里按下扳机。

真正帮他们过了心理这一关的，是一个朴素的推演：如果世界真的完了，投不投都无所谓；如果世界没完而我们没投，就是失职。

于是布鲁斯·卡什连续15周，每周投出4.5亿美元。

马克斯说，真正的战斗英雄，不是不害怕的人，而是心里非常害怕、却仍然向前的人。一个真正以概率看待世界、承认自身无知的人，不可能毫无顾虑地行动——如果你在做重大决定时没有丝毫恐惧，那反而说明你有点不正常。

这大概是这场对话最安神的地方：它以不确定性看待世界和投资，而且告诉我们，下跌的市场中人人都会有恐惧。

对话中还谈到他对AI的最新思考、与卡什39年的合伙关系，以及巴菲特的一封信如何促成了《投资最重要的事》。

人工智能拥有不止一种前所未有的特质

主持人 能不能概括一下，你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马克斯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我有一个儿子叫安德鲁，他是一名风险投资人，每天都在和人工智能打交道。他投资的公司里，有些在使用人工智能，有些本身就在开发人工智能。

我记得第一篇备忘录大概是在2025年12月9日前后写的。到了今年2月初，他对我说：“爸爸，这两个月发生了太多变化。你必须更新那篇备忘录。”于是，我把整篇文章彻底重写了一遍。

主持人 我最近重新读了你的一本旧书。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保持理性非常重要，不要轻易被某个想法迷住，认定它一定是个好主意。因为一旦对某件事产生情绪，聪明人也可能作出糟糕的决定。

马克斯 没错。

主持人 但我读你第二篇人工智能备忘录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霍华德，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被它迷住了。你似乎真的很喜欢这件事。”

你觉得自己在看待人工智能时，是否也带有一些感性？

马克斯 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感性”。

我确实提高了对人工智能及其潜力的评价。因为它能够谈论自己的优势和弱点，能够使用幽默，能够把信息放进与我有关的背景中，还能够利用它所掌握的关于我的信息来回答问题。这些能力确实非常特别。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拥有一种甚至不止一种前所未有的特质。

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一种，就是自主性。

从铁路到计算机，再到互联网，过去所有重大技术创新，本质上都只是工具。它们帮助人类提高速度、提升生产率，但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真正具备自主性的东西。

你可以把一项任务交给人工智能，而不必告诉它具体应该怎么做，它会自己想办法完成。这一点非常独特。

当然，伴随自主性而来的，就是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担忧：它会不会最终接管一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虽然很难量化，但同样重要。在我看来，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技术像人工智能这样不可预测。我不认为现在有任何人真正知道，未来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过去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比如互联网，我从未认为它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或者完全无法预测。

主持人 你认为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吗？我知道你在备忘录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坦率地说，我读到那部分时，会想到沃伦·巴菲特逐页翻阅《穆迪手册》的故事。他会一页一页地研究几百家公司，消化其中的信息，但人工智能可以在转瞬之间完成这些工作。

很多投资决策所需要的基础工作，人工智能都可以完成，而且做得非常好、非常快。更重要的是，它还在飞速进步。我们三年前对它能力的判断，放到今天看已经显得可笑。正如你指出的，甚至三个月前的判断，现在可能都已经过时了。

所以，在你内心深处，你是否认为未来的“下一个霍华德·马克斯”不会是一个纯粹的人类，而可能是一个借助人工智能的人，甚至干脆就是人工智能本身？

马克斯 每次谈这个问题之前，我都必须先声明我不是人工智能专家。

不过，我在备忘录中应该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指数化投资曾经把很多人赶出了主动股票投资行业，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些人根本做不到自己声称能够做到的事情。大多数主动股票投资者的表现，都无法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人工智能还会让另一批人现出原形，让大家看到，他们的能力并没有自己宣称的那么强。

过去谈到计算机时，我经常说，我上学学习计算机的时候，计算机能做的事情只有阅读、记忆、加法、减法和比较。它们可以处理大量数据，速度极快，不会犯算术错误，也不会因为情绪而犯错。

所以，尽管计算机能够做的事情有限，但它仍然已经胜过了大多数人。

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够做的事情清单，到底有没有边界？它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这正是整个问题最关键的部分之一。

我不知道答案，也许你知道。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最终还会剩下什么，是人工智能无法做到的？

举个例子，这些年来，我们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一种方式，就是避免把钱交给坏人。有时候，你和一个人交谈，虽然说不出具体原因，但就是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个人有点不对劲。”

有人曾对我说：“你脖子后面的汗毛会竖起来。”

如果这种直觉真的存在，而人工智能的脖子后面可没有汗毛，那么也许拥有经验和判断力的人类投资者仍然会有一席之地。

如何形成一种不同于市场共识的判断

主持人 我相信会有。

首先，永远都会出现一些没有历史数据可供训练的新情况。如果人工智能很大一部分能力，来自了解历史、识别模式并向未来外推，那么总会有一些事情，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而有些人，就是更善于理解未来事件背后的概率分布。

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的书。书里讲到，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人们形容他说：“他能够感受到行情的脉搏。他和价格跳动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

我读到这里时想：“这太美妙了，但我根本无法复制。”

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好奇。你好像在一本书中说过类似的话：“我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好，但我不认为自己能够把他培养成伟大的投资者。”

你能不能谈谈，优秀投资者之所以优秀，究竟是因为什么？普通人又能如何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还是说，你认为这根本无法通过后天培养，一个人要么天生具备这种能力，要么就没有？

马克斯 在我的第一本书《投资最重要的事》出版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我讨论书稿时，曾经对我说：“先写一章样章给我们看看。”

于是我坐下来，写了一章此前从未认真构思过的内容。后来，它成为了全书的第一章。这一章的主题是：第二层思维。

第二层思维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你看到的东西和所有人完全相同，那么你就不可能取得优于他人的结果。

要想取得超额回报，你就必须在某个时刻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非共识判断”。

你可能认为，市场共识高估了某家公司的质量、高估了它的增长速度、高估了它的盈利能力，或者高估了它应当享有的估值倍数。当然，也可能是市场低估了这些因素。

总之，你必须形成一种不同于市场共识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下注，最后还必须证明自己是对的。这就是第二层思维。

人们经常问我：“你能教我成为一个第二层思考者吗？”

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但如果一定要在“能”和“不能”之间作出选择，我更倾向于“不能”。我可以教你理解第二层思维的重要性，就像我在书中所做的那样，但我无法教你，怎样形成一种既不同于市场共识、最终又被证明正确的判断。

篮球界有一句话：“身高是教不出来的。”

我认为，投资中也存在一种叫作“洞察力”的东西。有些人就是具备这种能力。至于人工智能能不能拥有洞察力，我不知道。

人们谈到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AGI时，通常指的是计算机或人工智能能够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一切事情。它真的能做到吗？我不知道。

我谈到人工智能的种种谜团时，这正是其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即使人工智能最终完全成熟，是否仍然会有一些事情，是它无法做到的？

关键时刻的行动也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主持人 你能不能回想一下，自己职业生涯中那些最重要的判断？当时那种确信有多强烈？你心里仍然会有怀疑，还是拥有百分之百的信念？我很好奇，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马克斯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雷曼兄弟倒闭的那一天，大概是2008年9月15日。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判断，一场严重危机即将到来，因此提前募集了一只困境债务基金。

在困境债务投资领域，2007年以前规模最大的基金，是我们2002年募集的那只基金，规模为25亿美元。但在2007年至2008年间，我们为一只新的困境债务基金募集了110亿美元，因为我们相信，大量困境机会即将出现。

这笔资金已经准备好，放在那里等待部署，等到真正出事的时候再投入。后来雷曼兄弟倒闭了。这完全可以算得上“大事终于发生了”。

可当时，人们谈论的是世界末日。大家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会崩溃，整个与货币有关的体系都会被彻底瓦解。于是，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把钱投出去？

对于世界末日，根本不存在什么历史模式可以识别。

新冠疫情期间，一位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曾经说过，我们作出决策时，依靠三样东西：数据、过去经验的类比，以及推测。

但在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我们没有数据，也没有可以类比的历史经验，我们拥有的只有推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工智能能不能进行这种思考？

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如果整个金融世界真的崩溃了，而我们把钱投了出去，那也无所谓，因为到时候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但如果我们没有投资，而金融世界最终并没有崩溃，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所以，我们必须投资。

布鲁斯·卡什（Bruce Karsh）负责管理这些基金。他在连续15周内，平均每周投入4.5亿美元，一个季度总共投入了70亿美元。

主持人 仅仅因为这个逻辑，你们就投入了这么多钱？

马克斯 当然不只因为这个。

从量化角度看，只要世界没有彻底崩溃，我们买到的资产都极其便宜。我们买入的是一些公司的债务，这些公司在两三年或三四年前，曾被私募股权基金收购。

按照我们的测算，即使这些公司最终只值私募股权基金当初收购价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我们仍然能够保本。

从数字上看，这笔投资其实相当容易判断，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心里远谈不上有把握。

主持人 你们没有把握？

马克斯 没有。

主持人 我还以为你会给出完全相反的答案。

马克斯 不是。

我们始终属于这样一类人，会不断提醒自己“我可能是错的”，或者“事情可能会以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方式发展”。

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测量市场温度》的备忘录，回顾了过去26年里，我作出的五次重大宏观判断。每一次判断，都伴随着怀疑。

市场为什么会暴跌？因为新闻实在太糟糕了。

我读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报纸，看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电视节目，接收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新闻推送。我也看到了那些可怕的消息，在我看来，情况同样非常糟糕。

我只是通过某种方式克服了这种感受，然后得出结论：“不，我现在应该投资。”

但我并不会对所有人看到的坏消息免疫。如果你在作出这些决定时，心里没有丝毫恐惧或不安，那也许反而说明你有点不正常。

一个真正以概率方式看待世界，并承认自身无知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人，不可能毫无顾虑地采取行动。

募集110亿美元并投出去是种什么经历

主持人 你能不能谈谈，募集110亿美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

你们需要提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逻辑吗？会使用路演材料吗？主要依靠过去建立的客户关系？你们是在向投资者推销上涨空间，还是在向他们推销抵御下跌和恐惧的安全性？募集这样一只110亿美元的基金，具体需要哪些条件？

马克斯 其中包括几个因素。

第一，当然是过往业绩和长期关系。我们从1988年开始做这项业务，到当时为止，已经经营了大约20年。在这20年里，我们为很多客户管理过大量资金，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所以，我们可以依靠长期积累下来的信誉和信任。

第二，这种策略尤其适合危机环境。我们此前已经经历过几次危机，包括1990年至1991年，以及2001年至2002年，而且表现非常出色。

因此，我们能够向客户说明：你们的大多数投资，都是在繁荣环境下才能表现良好的投资；而困境债务基金，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对冲。当危机真正爆发时，它反而有可能表现得特别好。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指出当时市场环境中存在的缺陷。后来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多问题，当时其实已经可以被观察和识别出来。

例如，市场没有履行它最重要的职责：约束资金需求者。

人们走进市场说：“我想为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和另外一个项目融资。”

市场的职责，本来应该是回答， “不，这根本不合理。这是个愚蠢的主意，我们不会给你钱。”

这才是市场应该做的事情。

但有时候，市场不会履行这个职责。一旦市场失去纪律，愚蠢的想法就会获得融资；而当这些想法最终被证明真的很愚蠢时，人们就会亏钱。

我认为，我们当时成功让客户相信，市场里确实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当然，大家也非常尊重布鲁斯·卡什多年来取得的投资业绩。

我认为，这些就是我们能够募集到110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关键，这笔钱是在危机发生之前募集的。

最好的投资时机，往往出现在危机当中。但你无法等到危机已经爆发之后，才开始募集资金，因为那时候新闻实在太可怕了，没人愿意把钱交给你。

我和妻子很喜欢一部由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电影，叫《间谍游戏》。电影里，雷德福问：“诺亚是什么时候建造方舟的？”

答案是：洪水到来之前。

你必须在洪水到来之前，把方舟建好。当然，你首先要有能力意识到，未来可能会发生洪水。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在此前20年里，有几次我们认为，市场即将出现重大的投资机会。事实证明，我们通常是对的，因为我们准确测量了市场的温度。于是，我们募集一只规模较大的基金，把钱投出去，并赚到很多钱。

但在那之后，我们下一只基金的规模往往会变小，因为我们认为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投资行业里的大多数人，如果一只基金表现非常出色，下一只基金通常会做得更大，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上一只基金的好业绩进行销售。

但我们反而会把下一只基金做小，因为在我们看来，上一只基金的成功通常意味着资产价格已经上涨，投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我们这样做了20年，也因此积累了很高的可信度。

客户可能会想：“当霍华德和布鲁斯说市场里出现了重大机会时，他们并不只是想募集更多资金。他们是真的相信机会来了，而且事实证明，他们通常是对的。”

有时候，你必须说出一些不符合自身短期利益的话，承认自己的局限，也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同时还发生了俄罗斯卢布危机和东南亚金融恐慌。

尤其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事之后，橡树资本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投资经理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觉得这次真的完了。整个体系正在崩溃。一切都结束了。”

我说：“好，你把担心的事情告诉我。”

于是，他把自己的顾虑全部讲了出来。我听完之后说：“好，我理解了。现在回到你的办公桌前，继续做好你的工作。”

真正的战斗英雄，不是那些从来不会害怕的人，而是那些心里非常害怕，却仍然选择向前的人。如果一个人迎着密集的子弹冲锋，却一点都不害怕，那反而说明他可能有问题。

但即使害怕，他仍然必须去做，因为那是他必须完成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投资行为能够和战斗英雄相提并论。我的意思只是，你必须在心怀恐惧和不安的情况下，继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非要等到所有令人害怕的因素都消失之后才行动，那么机会很可能早就过去了。

关于长期伙伴和亲子关系

主持人 你刚才提到了布鲁斯·卡什，你们做合伙人已经30多年了，但我觉得，人们往往低估了一段长期关系中“复利”的价值，也很少认真讨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值得长期合作的伙伴。

一段糟糕的合作关系当然可能毁掉一个人，但反过来，一段伟大的合作关系究竟需要什么，我们谈得并不多。

要维持这样一段长期合作关系，我们最需要把哪些事情做对？

马克斯 就在这个月，布鲁斯和我已经做了39年合伙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我想，我们两个人都会说，除了彼此家庭关系以及珍贵的友谊之外，这段合作关系是我们一生中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东西。

39年来，我们一直紧密合作，显然也共同取得了很多成功，经历了很多快乐，而且从来没有真正争吵过。我们当然会有观点上的分歧，但从来没有吵过架。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而很多合作伙伴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往往都和钱有关。

我们这段关系最重要的基石，是彼此尊重。我认为，如果双方缺乏相互尊重，就很难建立一段成功而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也让我想到，大概在2002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最重要的事》的备忘录，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怎样建立一段成功的合作关系。我当时写道：成功合作关系的关键，是价值观相同，能力互补。

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我不认为他们能够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比如，一个人极度激进，另一个人却非常保守；一个人极其重视道德，另一个人却总想走捷径。这样的两个人，很难长期合作下去。

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小时候，AT&T曾经上市。你们能想象吗？那时候AT&T还不是一家上市公司。那是当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交易，报纸上刊登了一整版所谓的“墓碑广告”，列出了参与承销的所有投资银行，大概有40家。

我有一个朋友叫埃德·拉姆斯德尔（Ed Ramsdell），他一直随身带着那张广告。每当其中一家投资机构倒闭，他就在上面把它划掉。

到最后，我想几乎所有公司都消失了，只剩下高盛。

但这些公司为什么会垮掉？因为有些合伙人是“牛仔”，有些合伙人却是“胆小鬼”。困难时期，胆小的人会说：“这些牛仔会把我们害死。”好日子里，牛仔又会说：“这些胆小鬼一直在拖我们的后腿。”久而久之，双方就开始互相轻视。

所以在我看来，合作伙伴之间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第二点，是双方必须能力互补。一段合作关系真正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你的伙伴能够做你做不到的事情。这样一来，你们才能彼此增益，形成真正的协同效应。

假如我什么都能做，而你会做的事情我也都会，或者至少我认为自己都会，那我为什么还需要你？这样的合作关系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到最后，我一定会想：“你拿得太多了，我根本不需要你。”

我和布鲁斯之间关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有些事情对方比自己更擅长，而且对方愿意做的，恰好是自己不愿意做的。

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1987年，布鲁斯找到我，提出成立一只困境债务基金。

我在1978年进入高收益债券行业，布鲁斯拥有法律背景，后来又参与了一些困境投资，而且做得很好。

于是他来对我说：“我们应该成立一只困境债务基金。”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想法。

但从一开始，我们的分工就很清楚：我出去拜访投资者、对外交流，布鲁斯留在公司管理资金；我会来参加你们这样的播客，布鲁斯不会。

但还有第三个要素：你必须懂得感激。你要感谢命运，让你拥有一位愿意替你去做那些你不想做的事情的合作伙伴。

主持人 同样的原则能不能应用在亲子关系上？你可以谈谈自己是怎样培养出一个孩子，不仅深爱他，而且还非常享受和他相处的？

马克斯 大概三四十年前，《福布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一位精神科医生。据说他是当时唯一一位把诊所开在华尔街的精神科医生。

记者问他，他的病人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当然，那是在很久以前的华尔街，所以他的病人全都是男性。

他说，这些人的心理问题，与他们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支持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一个人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支持越少，问题往往越严重。

昨天晚上，我们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席间谈到某个人，那个人的性格有些特别。一个朋友说：“你知道吗？他父亲小时候对他非常糟糕。”

我从来不想成为那样的父亲。

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男性，尤其是那些成功的男性，总是需要在儿子面前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也许对女儿也会这样，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父子之间。或许这和弗洛伊德有关，也可能有其他原因。

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你有了一个孩子，却总想向他证明自己比他更聪明。

在一些事情上，我一直愿意让安德鲁比我聪明。当然，对于他想做的事情，我也始终给予充分支持。

如果孩子想做某件事，而第一，这件事不会伤害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那就让他去做。

比如，我女儿从小学毕业，需要选择下一阶段就读的学校时，她申请了洛杉矶两所很好的学校，而且都被录取了。我们让她自己选择。

我和妻子其实都倾向于其中一所，但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我们也可能是错的。我们认为更好的那所学校，未必真的是更好的选择。况且，在这两个选项中，即使一所学校可能比另一所更好，但两所都不算坏。

既然如此，就应该让孩子自己作决定。

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获得作出选择的经验，甚至可能获得作出错误选择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同样非常重要。

49岁才开始过“真正觉醒”的人生

主持人 既然谈到了选择，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还年轻的时候，比如21岁，正在努力弄清楚自己这一生究竟想做什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概是：我每天真正愿意花8个小时做什么？毕竟，这几乎占据了一个人一半的清醒时间。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19岁的年轻人一觉醒来就说：“我想从事困境债务和债券投资。”在人生那个阶段，这种答案本来就很难知道。

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事情？

马克斯 首先我要坦率地说，你刚才描述的这件事，我年轻时做得非常糟糕。当时的我几乎处于一种没有自觉的状态。

人生最初20年里作出的很多决定，用宗教里的说法，我根本没有带着“意图”去生活。

我只是任由别人替我作决定。我的很多选择都非常随意，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回头看，我甚至会为自己当年糟糕的决策过程感到难堪。事实上，把它称为“决策过程”，可能都是一种误称。

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人最好能够带着清醒的意图作出选择，认真思考其中的理由。

我经常对年轻人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人生只有一种成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这句话非常优美。

我经常去沃顿商学院、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学校演讲。我会对学生们说：“你们能够坐在这个教室里，很可能意味着，你们具备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条件。”

你们可能拥有足够的智力、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但问题在于，你必须先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这是最难的部分：你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们：努力寻找一件能够发挥你的优势、避开你的弱点，同时又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

听起来这似乎非常显而易见。谁会不愿意遵循这样的建议呢？

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你不能让朋友替你决定应该做什么，不能因为朋友都在做某件事，自己也跟着去做；不能让社会替你决定，也不能让父母替你决定。你必须自己想清楚。

当然，这件事非常困难，因为认识自己本来就很难。而且我们知道，20年后的你，会是一个和今天不同的人。

那么，你今天怎么可能知道，什么事情会让20年后的那个人感到快乐？

这确实非常困难，但你仍然必须努力去想。这就是我的建议。

只不过，我年轻时并没有遵循这条建议。我当时非常失职，但最终运气不错。

主持人 但后来你确实像自己描述的那样，开始有意识地生活了。

马克斯 是的。

主持人 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你还记得是什么改变了你吗？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练习，让自己逐渐变成今天这样？

马克斯 据我所知，没有。我刚才说，接下来的25年里，我仍然没有真正做到有意识地作决定。

这种状态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95年。

那一年，我和布鲁斯离开原来的公司，共同创办了橡树资本。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主持人 也就是说，你认为自己一直到49岁或者50岁，都还在随波逐流，或者按照别人的安排生活？

马克斯 也不完全是按照别人的安排。更准确地说，是我一直没有作出真正优秀、真正自觉的决定。

比如，1969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为什么加入花旗银行的投资研究部门？因为前一年夏天，我在那里实习得很愉快。

我为什么从股票研究部门转到债券部门？因为我在股票研究方面做得不成功，公司让我离开。

我为什么在1980年搬到加利福尼亚？因为那里有阳光和棕榈树。

所以，我实在不能声称，自己当时作出过多么高质量的决定。

1978年，我被调到花旗银行的债券部门。三个月后，债券部门负责人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手头没有太多事情可做，闲得很。

他说：“加利福尼亚有个人，好像叫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他在做一种叫‘高收益债券’的东西。你能不能研究一下，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这纯粹是运气。

如果你读过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异类》（Outliers），就会知道，这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

假如那通电话是在午饭时间打来的，而我正好出去吃饭了，也许他就会把电话打给另一个人。那么，今天那个人可能就会成为我。

主持人 你的谦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们节目里请过很多嘉宾，有些人声称自己很谦逊，或者努力表现得谦逊，但你是真正非常谦逊的人。

我刚才记下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我准备在每一份投资备忘录的开头都写：我可能是错的，但是……

马克斯 你之所以作出一笔投资，当然是因为你相信它。但与此同时，你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也必须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我经常告诉别人：从来没有人因为一句以“我可能是错的，但是……”或者“我不知道，但是……”开头的话，而陷入巨大的麻烦。

真正让人陷入麻烦的，是这样的句子：“我百分之百确信……”

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并按照百分之百正确的方式下注，但实际上成功概率只有80%，而那20%的情况偏偏发生了，这就是人们遭遇重大损失的方式。

和巴菲特的交集以及眼中的巴芒

主持人 我能不能问问你和沃伦·巴菲特的关系？巴菲特曾经公开说过，他会读你的备忘录，我想你们肯定也有过不少接触。

你们私下会一起相处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讲几个你亲身经历过的巴菲特故事？

马克斯 布鲁斯其实一直都非常关注巴菲特。

如果回到20世纪80年代，我不确定当时有多少人听说过巴菲特，甚至到90年代可能都没有那么多人了解他，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

90年代末，人们都说：“巴菲特已经不行了，因为他没有投资科技股。”后来科技泡沫破裂，大家又说：“也许巴菲特还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安然公司崩溃时，它的大部分违规行为，都是通过表外实体完成的。这些表外实体的债务中，也出现了很多投资机会。

我们后来成为其中一家实体最大的债权人。那家实体叫Osprey（安然设立或关联的一家特殊目的实体，主要用于在表外融资、持有资产和承接债务），沃伦是第二大债权人。

我已经记不清事情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了，但他后来把投票代理权交给我们，让我们代他处理这笔债权。

布鲁斯非常出色地主导了Osprey债务的重组，我们最终从这笔投资中获得了可观回报。这大概发生在2002年前后。

到了2003年或者2004年，沃伦给布鲁斯写了一封信。他说：“Osprey那件事做得很好。你以后要是来奥马哈，告诉我一声，我们一起吃午饭。”

于是，布鲁斯和我给他回信。准确地说，是布鲁斯写的信。信里说：“真巧，霍华德和我这周正好要去奥马哈。我们能不能请你吃午饭？”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这段关系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后来也一直延续了下去。

不过，此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一起做过生意。因为沃伦一直在寻找那种规模足够大、可以直接收购的资产，而我们通常并不参与这种大型收购项目。但我们建立了一段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有件事我过去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

2009年，我写了一篇备忘录，其中提到了沃伦。我把文章发给他，并对他说：“这篇备忘录里提到了你，所以我想确认你能看到。”

他回复说：“我一直都在读你的备忘录，这篇我也已经看过了。”然后他又说：“顺便说一句，你应该写一本书。如果你写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推荐语。”

这就是我后来写第一本书《投资最重要的事》的原因。

我原本一直认为，自己会等退休之后再写书。但当你收到沃伦·巴菲特这样一封信时，你不可能把它搁在一边。

所以，那封信推动了这本书的诞生。

这些年来，我也很幸运，曾经几次去拜访他。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主持人 关于巴菲特身上的传奇色彩，或者大家熟悉的“巴菲特形象”，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外界理解错了的？

马克斯 没有。我认为他基本上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不过，有一点并不是大家理解错了，而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他对查理·芒格的感情究竟有多深。

我记得沃伦去年感恩节前后发过一封信。他好像说，自己不会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或者不会再写某些东西，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但他在信里谈到了自己和查理的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过，一段真正好的合作关系，会给一个人的一生带来非常大的价值。沃伦和查理就是这样。

如果我没记错，沃伦在那封信里把查理称作哥哥，把自己称作弟弟。我觉得，我和布鲁斯之间也有一点类似。

这些年来，布鲁斯一直对我非常好，也总是很大方地肯定我在这段合作中的作用。其实，他和我一样聪明、一样有能力，只是我们擅长的事情不一样。

我们之间一直都有尊重、感情和亲近感。相处得越久，我们就越珍惜这段关系。

沃伦和查理之间也是如此。看着他们两个人相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沃伦以前特别喜欢讲查理的趣事，而且这样的故事很多。他们的关系里，始终带着一种幽默和温情。

主持人 他们会共同作出很多投资决定吗？我读过一些关于他们的资料，但一直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具体是怎么合作的，因为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住在同一个地方。

他们每天都会通话吗？

马克斯 我并不清楚他们究竟怎样作决定。但我认为，沃伦会把查理当成一个重要的意见反馈者和逻辑检查器。

他可能会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觉得这个逻辑成立吗？”大概是这样的关系。

当然，查理最大的功劳之一，是改变了沃伦早期所谓的“烟蒂式投资”。

所谓烟蒂式投资，就是你走在街上，看见排水沟里有一截别人抽剩下的雪茄。你捡起来，判断里面可能还剩三口，于是把它捡起来抽掉，免费得到最后三口。这个画面当然很恶心，但这就是烟蒂式投资。

过去，沃伦会因为价格足够便宜，买入各种质量很差、前景平庸的公司。查理最大的贡献，是说服沃伦放弃这些差公司，放弃那些“烟蒂”。

他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是让沃伦不再追求“以极好的价格买入任何公司”，而是转向“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伟大的公司”。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查理对沃伦最重要的贡献。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样具备协同效应、相互尊重、深厚感情和能力互补。

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的智商加在一起，可能是历史上所有合伙关系中最高的，但他们拥有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

查理更像一位古典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真正的读书人；而沃伦则像一台不可思议的计算机器。

主持人 读书人，听起来太美了。

马克斯 确实很美。我也想成为一个读书人。

和查理见面时，他通常不会主要和你谈投资、金钱或者公司。他更喜欢谈思想。

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书籍

主持人 请推荐一本真正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或者让你接触到一些重要思想的书。作为霍华德·马克斯，你最希望我们去读哪本书？

马克斯 第一本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写的《金融狂热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这本书对我的思维影响非常大。它会让你理解，人类思维中存在哪些弱点，而正是这些弱点催生了繁荣与崩溃。

大家都知道，客观看待市场周期，是我投资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本书对我影响很深。我也很幸运，曾经见过加尔布雷思本人。

第二本书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随机漫步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

它讨论的是随机性。我一直坚信，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受到随机性的支配。也许这也是我很少作出过度确定判断的理由之一。

塔勒布的核心观点是：在短期内，由于随机性的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会决定我们如何看待风险，如何构建投资组合，以及如何评价那些公开展示的投资业绩。

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的公开业绩，发现他某一年取得了非常高的回报。那么，他真的是一位伟大的投资者，还是仅仅在那一年运气很好？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随机漫步的傻瓜》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如果有人不想读完整本书，我也写过一些相关备忘录，可以把它们看作我们过去所说的“经典漫画简版”。你可以读那些备忘录，而不必读完整本书。

不过，我依然强烈推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