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为何长期“重农抑商？”这其实是一个古今通用的逻辑

商业能够互通有无、盘活经济，为何古代大多数王朝始终坚持重农抑商，提出农本商末思想，在制度、政策、福利等各方面来刻意压制商人发展？

例如历朝历代对商人出台了不少“歧视法律，“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深入人心，商人是贱籍，子孙不能参加科考，后代不能做官、商人不能穿丝绸衣服，不能乘车等，再有钱也会被贴上“市井之徒”的标签……

古人不懂“钱的好”吗，那为什么还要“抑商”？答案很简单，统治者眼里算的不是简单的经济账，更多是从政治角度来看，重农抑商是封建王朝稳固政权、维稳社会的核心手段。

皇帝只有一个人，皇家也只是一家，那要怎么统治亿兆百姓。枪杆子里出政权不假，但光有枪不够，要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坐稳天下，核心就四个字：利出一孔。

著名政治家、经济家管仲就说过：“利出于一孔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意思就是统治者要掌握分配利益的权力，包括但不限于社会所有核心财富、晋升渠道、名利资源。

想当官的给官做，想要名声的给名声，想要钱的给钱，想要地的给地，所有的好处都从皇帝这一个出口出去，手底下的人能够在你这里得到他们想要的各种“利益”，皇帝才能实行集权和专制。

古代的产权结构和制度设计核心目标就一个，使皇权的收入最大化。皇帝掌握了财富的分配权，才能用这些利益笼络支持自己的人。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才能让天下人的富贵依附于皇权，以此凝聚统治力量、维系政权稳定。

可是商人的存在是对皇权利益的一大挑战。商人的钱是倒买倒卖自己赚来的，不靠皇帝给。一个不依赖皇权给饭吃的人，皇权怎么控制他。

商人是皇权不可控的变量，商人越多，这部分财富就越多，时间一长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有人说统治阶级手里有枪，有武装，怕什么商人，不行就干死你。可问题是当商人财力达到一定规模，完全可以渗透到枪杆子里呀，能收买官员，渗透朝堂、干预政治。

战国大商人吕不韦奇货可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商人，靠金钱铺路拥立了两代君主。他能用钱把你扶上去，就能用钱把别人扶上去。

商人逐利，谁给他更多利益他就忠诚于谁，利润达到一定程度，什么都可以买卖，卖国、卖人性、卖种族，都可以。

当皇帝的政策不能完全符合商人利益之后，他不介意换个阵营，换个皇帝继续发财，资本没有国界，大发国难财的商人从来都不是小数。

明末的晋商，垄断了北部边境贸易。明朝对后金有严格的战略物资禁，但这些晋商家族为了利益，源源不断地走私，为后金提供军事情报。满清能入主中原，晋商、东林党等财团背后的“功劳”可真不小。

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我的钱是我自己赚的，又没吃你皇帝几口饭，凭什么要我对皇权忠诚。

除了“利出一孔”，秩序这个问题也很现实。

古代生产力低下，各种物资产量极度依靠人力，军国大事同样如此，打仗要人，修水利要人，各种工程要人，如果农民都不固定在土地上生产劳作，为了点利益到处乱窜，国家怎么管理？怎么征发徭役？

农业生产是整个社会的根基。 如果种田的都去做“轻松点”的商人，商业过度发展带来的后果，就是人口脱离土地流动，基层是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

商人用钱铺路，能兼并土地让自耕农破产，动摇皇权的税基和兵源；商人又能靠钱蓄养一些流民死士，形成私人武装力量。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很容易祸乱人心，这哪件事不是统治者头疼的大事。

秩序稳定是古代统治者的头等大事。 农业生产不足以支撑商业过分发展，商业过分发展带来的混乱，是整个传统社会不能承受的。必须严格限制，不然种田的都跑去经商了生产力被压制，整个社会的基础就垮了。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商人促进物资流通，调剂供需，难道没有价值吗？

有价值。但问题在于动机。

古代没什么工业、实业，绝大多数商人的存在并不能让生产力提升，产量提高，做到只是物资的周转，赚的是差价。

但这一切不是出于良心主动而为，完全是为了牟利。促进物流能满足私利，就促进物流；破坏社会公益能满足私利，那就破坏社会公益。

例如天灾人祸、时局动荡，商人便会借机哄抬物价、垄断刚需物资，大发国难财，让本就困苦的民生雪上加霜，直接激化阶级矛盾，是古代农民起义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商人在古代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被怀疑、被厌恶、被打压。

近代商人作用和地位提高是因为工商结合，投资实业，发展实业然后赚钱。

你看那些纯粹搞货物贸易和金融投资，不建厂生产商品的商人，一遇到经济危机，他们不是破产就是跑路，跑路后因为没有固定资产存在，国家想要通过没收固定资产来弥补部分损失都不行，这就很容易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古代的那种商人其实也是这样。

古代重农抑商是保护生产者，限制纯流通投机者，现代重工限商，是保护实业制造业，限制纯金融和投机资本，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的商人只是商人，是万恶的资本家，只有那些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能称的上一句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