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2号人物张作相：秘密支持儿子去解放区，当上八路军司令

1928年6月，奉天城里算是彻底炸了窝。

皇姑屯一声巨响，“老帅”张作霖把命丢在了日本人的算计里，偌大一个东北军，瞬间成了没头的苍蝇。

这会儿，摆在奉系一众军头面前最要命的事儿就一桩：谁来坐这把头把交椅？

论资历、论威望，大家伙的眼神齐刷刷地盯着一个人——张作相。

那一帮老兄弟更是是个急脾气，还没等商量出个子丑寅卯，直接就把“东三省保安司令”的大印和推举书给送到了张作相家里。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只要张作相点一下头，手握几十万条枪，这片黑土地上他说一没人敢说二。

可偏偏这时候，张作相走了一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棋。

推举书怎么送来的，他怎么给退了回去，话撂得硬邦邦的：谁也别劝，等“小六子”张学良回来再说。

过了不到半个月，少帅回到了奉天。

脚跟还没站稳呢，张作相就开始演起了“三顾茅庐”，死活要让张学良来当这个家。

对着那个人人眼红的宝座，张作相掏心窝子地说了一番话：

“老帅活着的时候，总交代我要照看汉卿。

我要是自己坐了这个位子，以后到了地下都没脸见老帅。

汉卿年轻，又是子承父业，名正言顺的事，外头敌人虎视眈眈，咱不能再磨叽了。”

好些人觉着，这是张作相这人“实在”、“心眼好”。

心眼好是肯定的。

但你要是把他这几十年在奉系里干的那几件事掰开了揉碎了看，你会发现，这种“实在”底下，藏着的是顶级的生存智慧和看透全局的眼光。

心里的这笔账，人家算得比猴都精。

要想把这笔账理顺了，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1907年。

那年头，张作霖跟马龙潭、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帮人凑了一桌，结拜成了异姓兄弟。

别看张作霖和张作相名字像哥俩，其实八竿子打不着，连亲戚都不算。

这俩人的交情，那是拿命换回来的。

早先有一次打仗，张作霖被围了个水泄不通，眼瞅着就要交代在那儿了。

是张作相顶着枪林弹雨硬往里冲，愣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从那以后，这俩人就算是把命绑在一块了。

后来张作霖混大了，成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地盘大了，人心也就散了。

老三冯德麟、老四汤玉麟，都因为分赃不均跟张作霖翻过脸，甚至还在背后捅过刀子。

唯独老八张作相，这就俩字：帮衬。

是他不想当老大吗？

未必。

更多的是他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该站在啥位置上。

1921年，张作霖想让他去黑龙江当督军。

那可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换个人怕是早就乐得找不着北了，张作相倒好，直接推了。

他反手举荐了吴俊升，理由就一句话：“这对咱大家伙的前途好。”

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吴俊升资历老，这会儿正需要个甜枣哄着。

把位子让出去，换回来的是整个奉系不散摊子。

这种“让”，不是怕事，那是用退一步换长远的精明投资。

张作相真正让人见识到他这个“二把手”有多值钱，是在1925年。

那年郭松龄造反，最后兵败死在了外面。

事儿平了，奉系高层开会算总账。

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张作霖正在气头上，要把郭松龄手底下那帮人“斩草除根”。

吴俊升、汤玉麟这帮人立马就在旁边起哄。

他们这么积极，那是因为心里有鬼：郭松龄是张学良的心腹，把这帮人杀光了，就等于把少帅变成了光杆司令，借刀杀人这招玩得那叫一个溜。

真要是这么干了，奉系内部非得伤筋动骨不可，搞不好还得再分裂一次。

就在满屋子喊打喊杀的时候，张作相站出来了。

他苦口婆心地劝张作霖“手下留情”。

可没人听他的，大伙都嚷嚷着要杀。

张作相这回是真急了。

他在会上跟那帮人争了整整两个钟头，争到最后，竟然当着大伙的面哭出了声，哽咽着撂出一句狠话：

“要是由于要杀他们，那就先把我也毙了吧！”

这一嗓子哭诉，把张作霖给哭醒了，也把一场自相残杀的祸事给哭没了。

最后，张作霖把刀收了起来。

回过头再看这事，张作相保住的可不光是几个人头，他保住的是奉军的元气，更是张学良日后接班的家底。

张学良晚年回忆起来还感慨：“我在东北军能那么快站稳脚跟，不是因为我爸怎么着，全靠老叔张作相帮衬。”

这就是张作相的道行：他不争那个老大的位子，但他能决定老大坐不坐得稳。

1933年，张学良下野。

张作相也跟着退出了圈子，跑到天津当寓公去了。

要是故事到这就完了，张作相顶多算个讲义气的旧军阀。

可历史的大潮，硬是把他推到了另一个岔路口。

在民族大义这种大是大非面前，这个旧军阀展现出了硬得硌牙的骨头。

抗战那会儿，日本人没少往他家跑，想借着他在东北的名声让他出来当汉奸。

张作相每次都是把脸一沉，直接送客。

这期间，虽说他自己不干了，但他干了一件更牛的事——支持儿子张廷枢去打鬼子。

这对爷俩挺有意思。

爹是旧军阀的“辅帅”，儿子却成了共产党的将军。

张廷枢在东北军那会儿，就看蒋介石那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顺眼。

1935年底，张廷枢直接跟张学良摊牌告别。

张学良死活留不住，张廷枢扔下一句话：“哪天东北军要是打日本了，我第二天就回来报到。”

转头，张廷枢就带着对国民党的失望，走了另一条路。

1937年8月，张廷枢到了太原，敲开了周恩来的门。

周恩来那是相当重视，专门安排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给这批东北军官开了个特训班。

两个月后，张廷枢带着一百多号人到了八路军总部，队伍番号是“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他当司令员。

这支队伍不一般。

毛主席和朱老总都亲自接见过他们，总部还特意给派了政治部主任。

对于儿子走的这条路，张作相是一点没拦着，反倒是举双手赞成。

1945年抗战赢了，蒋介石想起了张作相这块“金字招牌”，好几次请他出山回东北当官。

张作相理都没理。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还不死心，派人送来了飞机票，说是给他们一家子留了座儿。

张作相还是那副样子，根本不为所动。

他铁了心留在了大陆。

可惜的是，他儿子张廷枢没能亲眼瞅见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1940年，张廷枢因为病重去了香港治病。

1949年7月23日，就在北平解放没多久，张廷枢病逝，才45岁。

这时候的张作相，早就把世事变幻给看透了。

从当年死活不当东北王，到后来哭着劝谏保全张学良的班底，再到晚年支持儿子投奔共产党、拒绝蒋介石的拉拢。

张作相这辈子，看着总是在“拒绝”，总是在“往后退”。

可每一次拒绝，那是他在给良心和民族大义让路。

这笔账，老爷子算得真叫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