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消费的全球坐标与增长空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消费仍处于“补课”阶段：既要补上总量占比的缺口，也要补上供给质量、制度环境和消费信心的短板

文｜崔丽丽

2026年7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这意味着，服务消费不再只是消费升级的自然结果，而是被纳入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政策目标。

近年来，中国消费从“实物主导”向“服务主导”换轨，统计数据多次出现换轨信号。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达到13016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升至46.1%。这是继2019年触及45.9%之后，服务消费占比再次逼近“半壁江山”。2025年这一比例保持在46.1%。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进程仍有明显落差——美国、日本、法国的服务消费占比均已接近或超过60%，而中国仅处于46%的门槛上。服务消费能否成为中国内需扩张的下一个主引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路径差异在哪里？增长空间又取决于哪些制度安排？

消费结构换轨：

从“量的满足”到“体验的追求”

过去十多年，中国居民消费经历了一次深刻重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约5000元，占总消费的39.7%；到2024年和2025年，这一比例在46.1%企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高于商品零售3个百分点；2025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比商品零售快1.7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快4.2个百分点。

这一变化符合经典消费理论中的“恩格尔定律”与“马斯洛需求层次”逻辑：当基本温饱解决后，消费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延伸。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健身、养老等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正是这一逻辑的注脚。特别是“国潮经济”“谷子经济”、沉浸式文旅、城市漫步等新业态，标志着年轻消费群体不再满足于商品的功能属性，而更加注重情绪价值、社交属性和文化认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上升曲线并不平滑。根据统计公报年度数据，2019年服务消费占比已达45.9%，2020年因疫情降至42.6%，此后在43%-45%区间徘徊多年，直到2024年才重新接近2019年高点。这意味着，中国服务消费的上升并非线性趋势，而是受到公共卫生冲击、收入预期、消费场景等多重因素的扰动。疫后的“报复性服务消费”释放了一波需求，但服务消费占比能否持续突破50%，取决于更深层的制度与供给条件。

从消费品类看，服务消费的崛起也伴随着商品消费的“见顶”信号。家电、汽车、手机等耐用消费品保有量趋于饱和，电商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单纯靠“买更多东西”拉动消费的空间在收窄。服务消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寄予厚望成为内需扩张的新支点。

全球坐标：

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偏低，路径也有差异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服务消费占比明显低于同等发展阶段参照。根据国泰海通证券研报，2023年-2024年美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68.5%，日本57.7%，法国57.8%，德国51.4%，而中国为46.1%。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发现，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991年的日本、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但服务消费占比仍低于这些经济体当年的水平。

各国的转型路径并不相同。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历“去工业化”与金融化，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服务消费占比随之攀升至近70%，但医疗、教育等成本高昂也成为社会痛点。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服务消费占比仍稳步上升，但增速放缓，呈现“低欲望社会”特征：旅游、餐饮、文化娱乐仍有需求，但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长期低迷。

德国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凭借高端制造业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居民服务消费占比稳定在50%以上，但生活性服务价格较高、数字化程度相对滞后。

这一差距并非简单的“发展阶段滞后”，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第一，住房与教育的“挤出效应”不同。中国居民在居住支出上的占比约为22.2%，高于美国的18.5%；而食品烟酒支出占比接近30%，远高于美国的7.7%。高房价、高育儿成本对服务消费形成挤压。美国的“其他服务”占比高达26.6%，其中金融保险、专业服务等占重要份额，而中国这类服务发育不足。

第二，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覆盖方式不同。发达国家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占比较高，居民后顾之忧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高于主要经济体，2023年约为43%，而美国仅17.4%。高储蓄背后是对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未来支出的自我保险。

第三，服务供给的开放与竞争程度不同。美国、日本的服务消费市场高度开放，教育、医疗、金融、文化娱乐等领域存在大量市场化供给主体，品质竞争推动了服务消费升级。中国部分服务领域仍存在准入限制、区域分割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高质量供给不足与低端供给过剩并存。

第四，产业结构与消费能力的错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24年达到19.9%，却仍能实现51.4%的服务消费占比，这说明制造业强国与较高的服务消费占比并不矛盾。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偏低，主要症结不在生产端，而在消费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社会保障覆盖不足、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挤出效应明显，同时生活性服务（餐饮、文旅、养老、托育、健康等）的有效供给不足、品质不均。大量潜在服务需求因价格高、质量不稳定或供给缺失而被抑制，未能转化为实际消费。

驱动机制：

收入、城镇化、人口结构与数字技术

中国服务消费扩张的底层动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收入提升是首要驱动力。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重心逐渐从耐用消费品转向服务体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他们对教育培训、健康管理、文化旅游、品质家政等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2024年，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比重升至11.3%，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升至9.0%，较2013年分别提高0.7个和2.1个百分点。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国内出游65.22亿人次、总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9.5%；2026年上半年延续“量增价稳”态势，一季度国内出游19.01亿人次、花费1.86万亿元，同比增长6.0%和2.9%，“五一”、端午假期出游人次分别增长3.6%和5.7%，人均单次旅游消费571元，已低于2019年水平。

体育消费方面，2024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达3.84万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1.19%，其中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72.0%，服务属性突出，扩容空间仍大。

城镇化创造消费场景。城市是服务消费的天然载体。202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7%，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75%左右。城市人口密度、公共交通、商业设施、文化场馆的集聚效应，使餐饮、娱乐、健身、家政等服务更易被激活。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的测算，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普遍高于农村居民7个-8个百分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的消费释放，仍是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

老龄化与新兴人群加速重塑服务需求。根据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2亿，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养老护理、医疗健康、康养旅游、社区服务等“银发经济”需求快速扩张。与此同时，年轻人的消费偏好也在变化，“谷子经济”、潮玩、沉浸式文旅、线上知识付费等新服务形态层出不穷。

数字技术降低服务消费门槛。即时零售、本地生活平台、在线旅游、网络教育、数字文娱的发展，使服务消费突破了时空限制。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上半年，线上服务消费增长22%，体育赛事、旅游产品、演出票务等“线上购票、线下体验”模式表现突出。技术不仅扩大了服务消费规模，也催生了新的服务品类。

平台经济在服务消费扩张中扮演了“基础设施”角色。外卖、网约车、家政、社区团购等本地生活平台，把原本分散、低频的服务需求聚合起来，降低了供需匹配成本，也提高了服务消费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但与此同时，平台对劳动过程的高度控制、对中小商户的佣金抽取，也引发了关于分配公平和劳动权益的讨论。服务消费的繁荣，不能只看规模增长，还要看增长成果如何在平台、劳动者、商户和消费者之间分配。

增长空间：从46%到60%有多远

若参照发达国家60%-70%的服务消费占比，中国理论上仍有10个-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若参照发达国家60%-70%的服务消费占比，中国理论上仍有10个-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以2024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227元、服务消费占比46.1%为基数静态测算，服务消费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应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增加约280元。若考虑未来十年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4%-5%，则中后期单个百分点提升对应的人均增量将接近400元。在此基础上，若服务消费占比从当前的46%提升至55%-60%（提升约9个-14个百分点），按14亿人口折算，十年累计可释放约5万亿-7万亿元的服务消费需求，年均增量约5000亿-7000亿元。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左右，服务消费有望从当前的“半壁江山”成长为居民消费的主体部分。

但这一空间不会自动释放。有几个关键变量：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与收入分配。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普遍高于商品消费。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或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服务消费扩张将受到制约。二是住房、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的变化。这些支出占比过高，会挤压可支配服务消费。只有当居民对未来的确定性增强，储蓄率下降，服务消费才能真正扩容。三是服务供给质量。当前中国服务消费的矛盾，不仅是总量不足，更是结构错配：优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供给稀缺，而低端同质化服务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关键。四是制度与标准环境。服务消费具有“体验品”特征，质量难以事前验证，消费纠纷处理、标准制定、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会抑制服务消费意愿。

从行业看，增长空间最大的领域集中在“一老一小”、健康管理和文化旅游。养老护理服务需求随老龄化加速释放，但目前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的养老机构供给不足；托育服务面临“入托难、入托贵”的结构性矛盾；健康管理从“治病”向“防病”延伸，体检、康复、心理咨询等服务需求上升；文化旅游则从“到此一游”向深度体验、主题度假、研学旅行升级。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需求旺盛，但有效供给不足。

政策方向：

不是简单刺激，而是制度“松绑”

政策方向正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机制。202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政策覆盖餐饮住宿、文旅体育、养老托育、家政服务、教育培训等领域；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住宿餐饮、文旅体娱、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支持。2026年出台的进一步把目标锁定到2030年，将“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作为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七大领域：提升餐饮服务品质、促进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家政服务供给、扩大养老消费、支持托育消费、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结合《规划》部署，下一步的着力点应集中在四个层面：第一，在服务供给端“提质惠民”。《规划》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这意味着服务消费政策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关键是在养老、托育、文旅、健康、体育等需求旺盛领域增加高品质、可负担的服务供给，同时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推动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通过竞争提升质量、降低成本。

第二，从收入和社会保障端增强消费能力。《规划》把“提升消费能力”单列一章，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同时提出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只有当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后顾之忧减轻、闲暇时间增加，服务消费才能真正扩容。

第三，以数字、绿色、首发、体验式消费激活新场景。《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消费”，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推动商圈商街向沉浸式、互动式场景升级。这些新业态正是服务消费从“功能性消费”向“情绪性消费”跃迁的载体。

第四，优化消费环境和城乡区域布局。《规划》要求健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标准体系，保障消费者权益，发展放心消费主体，规范预付式消费监管。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而言，还要进一步扩大入境消费，优化免签、退税、支付便利化等环境。同时，北京等一线城市服务消费占比已接近60%，但中西部地区、县域和农村市场仍显不足，需要通过县域商业提质增效、文旅资源下沉、智慧商圈建设，让服务消费红利覆盖更广人群。

中国服务消费占比站上46%，既是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也是未来内需扩张的方向。《规划》把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高”写入2030年目标，标志着这一进程已从市场自发演变上升为国家战略安排。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消费仍处于“补课”阶段：既要补上总量占比的缺口，也要补上供给质量、制度环境和消费信心的短板。消费的升级不是让居民“花更多的钱”，而是让居民“愿意为更好的服务花钱”。当住房、教育、医疗的焦虑减轻，当高质量服务供给充足，当消费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服务消费才有可能从“潜力”真正转化为“动力”。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政策刺激可以完成，而是一场涉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市场开放和治理升级的系统性变革。

中国消费的下一程，或许就从“买物”到“买体验”的换轨开始。这不仅是统计口径上的结构变化，更是经济增长方式、社会资源配置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深层转型。对企业而言，服务消费的崛起意味着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对政府而言，则需要从“抓投资、促生产”转向“优环境、扩消费、保民生”。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为一场演出、一次旅行、一堂课、一次体检买单时，消费就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而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编辑：杨立赟）

责编 | 陈湘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