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序

一

日本民族好学，长期用心研习外域，除收集、攻读异域典籍外，还注重实地踏查以富参酌。对于其文化母国中国，日本更勤于探访，自古已然，近代尤烈。

古代中国曾居先进，是东亚圈的文化输出地。时处东亚圈外缘的日本则把摄取隋唐宋明文化定为国策，不断派遣官员、商贾、游学生、游学僧踏访中土。名垂千古的“遣唐使”遍访中土，广纳汉文、汉制，引为日本“改新”高标。

19 世纪中叶，西力东渐，江户幕府得闻清朝衰颓，为西洋侵凌，武士、学人竞相查探，以求鉴戒，此为日本踏访禹域用意之初变。

明治以后，日本“脱亚入欧”，建设近代文明有成，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中国，又执守“亚洲主义”，以东亚霸主自命，其对中土的踏查有增无已，其目的由学习变为觊觎，调查活动被纳入经略亚洲的“大陆政策”轨范之内。此为日本勘察禹域意图之大变。

近代日本官方及民间建立多种调查中国的机构，笔者以其中重要的一支——东亚同文书院为案例，试作考析。

二

明治维新展开的日本近代化进程，始于资本原始积累、产业革命的初始阶段，适逢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列强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愈益激烈，而日本古来即自视“神国”，素有“八纮一宇”雄心，在近代亟亟于跻身列强，参与瓜分东亚。鉴于地缘因素，中国是日本外拓的主要目标，明治以降密集的中国踏勘，既是日本千余年来查访中国之传统的近代演绎，也是对欧美殖民者考察其属地的直接仿效。

欧美列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掌握了近代科学方法，长期开展对中国自然资源与社会、人文状况的调研。鲁迅（1881—1936）留学日本之际，即对西洋人“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觊觎中国主权的踏查活动深怀忧虑。1903年，青年鲁迅作《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列举德国人利忒何芬（通译李希霍芬）1868—1872 年间的七次中国踏查、匈牙利伯爵式奚尼1879—1880年的中国西部及西南踏查、俄国人阿布佉夫（通译奥勃鲁契夫）1884年的华北踏查、法国里昂商业会议所1887年的云贵川踏查。此外，英国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德国格林韦德尔、法国伯希和等人的中国西北考古旅行，窃取了大量的敦煌、高昌等处的文物，也为此类显例。这些外人深入中国堂奥作专题实地查访，留下的游记或研究著述，提供了近代中国考察的范本。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领悟欧美列强此一旨趣及其方法，亦开展持续、系统的中国调查。

中日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近代初期又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处境相似。日本自幕末“开国”之际，即十分关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诸事态，以之作为日本决定国策的参考，并于19世纪60年代初、中期，四次遣使赴上海等地，对中国情状作现地调查。幕末日本的中国踏查，意在汲取清朝衰败的教训，对中国受西洋凌辱尚有唇亡齿寒之慨，这在1862年访沪的高杉晋作（1839—1867）的《游清五录》等日本藩士纪行文中有所反映。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势骤强，决计“雄飞海外”，制定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日本又有地近、文近、人种相近之利，其对中国调查的规模、强度和系统性，较之欧美诸国有后来居上之势。

三

19世纪80年代以降，日本开始对中国作系统调查，以地质矿藏考察为例，便有神保、巨智部、铃木的辽东踏查，西和田的热河踏查，平林、井上、斋藤的南方踏查。在文物考古领域，与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同期，有日本伊东忠太的云冈石窟调查，以及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考古，他窃取了巨量壁画文书，著名的“大谷文书”即由此而来。

近代日本的中国调查，除学者、浪人、商贾的私家踏访之外，军部、外务省、文部省、通产省、大型株式会社、重要报刊也相继建立调查机构，系统而持续地搜集中国情报，其中尤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07—1945年间的惯行调查最著声名。至今，满铁文献已为研究清末、民国社会的中外学者普遍使用，美籍华裔社会学家黄宗智所撰《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所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其重要资料来源便是满铁调查报告。

在日本诸多中国调查系统中，建校于中国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的“禹域踏查”持续时间最长（1900—1945），其前身汉口乐善堂的调查活动更开始于1886年，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调查活动则开始于1890年。东亚同文书院连同其前身的中国调查，长达约60年，超过满铁调查的38年。在调查的地域方面，满铁主要在东北、华北、华东进行调查，而东亚同文书院的踏查范围包括除西藏外的中国全部省区，足迹还延伸至东南亚和西伯利亚。

东亚同文书院开展的范围辽阔、历时长久的“地毯式”调查，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大旅行记”和“调查报告”，并在其基础上编印研究论著和资料汇编，供外务省、通产省、军部调用。这些巨量文本大体得到保存，主要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丰桥的爱知大学图书馆，另有少量在中国台北与大连，还零星散见于欧美诸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70余年来，不同于满铁调查报告被学界广泛利用，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材料虽有爱知大学及沪友会介绍，又有个别日本、中国学者考析，但总体言之，其调查材料基本处于“藏在深闺少人知”状态，对其系统的辨析、研究尚待展开。

四

笔者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数年间应聘日本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后身）专任教授，后又于2004—2005年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浏览包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在内的诸相关文献，还与长期任教爱知大学的刘柏林教授采访了多位在世的同文书院老校友，获得了口述史材料，逐步知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间的中国调查实态，了解了前述文献的学术价值。自1996年始，笔者开始著文介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又陆续偕同事编纂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等几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文献，意在引起社会对这一内容丰富却被忽略的领域的关注。但人微言轻，又曾遭遇坎坷，故成效有限。令人庆幸的是，至21世纪初，国家图书馆大力发掘、整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吾等应邀参与是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东亚同文书院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50册（原书名为《支那省別全誌》《新修支那省別全誌》），笔者撰长篇卷前评介文。又于2016年出版《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册，2018年出版《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250 册（笔者忝列主编）。至此，中国大陆所藏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文献，大体得以刊行展现，这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提供了便利的资料条件。

近年来，笔者再操二十年前已启之业，与执教于爱知大学二十余年的刘柏林教授和湖北大学学识广博的聂运伟教授联手撰著《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其间聂君用力尤著），期以绍介、评价这一规模浩大的近代中国调查材料系统。

考析东亚同文书院开展的规模宏大的中国调查活动，发掘、整理、研究其所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踏查文献，约具三方面意义：

其一，真切了解近代日本探检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引为警示；

其二，增进国人对社会调查的重视，期以改变中日间关于国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

其三，获取研究清末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量实证性材料，并借鉴其系统、精密的调查方法。

拙著若能为上述三个方面提供参酌，则不胜欣幸。

2022年4月于武汉大学

冯天瑜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

编著者：冯天瑜 聂运伟 刘柏林 著

定价：128.00元

ISBN：978-7-5013-8014-5

装帧开本：精装16开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献出版中心

供稿 | 吕若萌 编辑 | 刘思宇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