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针管离我胳膊上的血管就差三厘米。
林紫萱最后一次确认，声音很轻：“彭先生，您确定吗？”
我闭着眼睛点了头。
冰凉的感觉从胳膊往上蔓延，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张脸。
女儿的脸。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砰的一声，门被推开了。
“等一下！”另一个护士冲进来，手里举着一份文件，中文的，标题我隔着老远都看见了——
“彭先生，您必须先看看这个。”
林紫萱的手僵在半空中。
我的眼睛睁开，盯着那份文件上那几个大字，脑子里嗡的一声，世界好像都停住了。
01
拿到报告那天是周三。
我从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站起来，腿都是软的。那张纸被我攥在手里，汗把“肝细胞癌晚期”几个字洇花了。
我没哭。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哭。
坐在走廊里，我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有搀扶的、有哭的、有骂人的，各种声音搅在一起，嗡嗡作响。
我掏出手机，翻到女儿的号码。响了五声，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
还是没人接。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盯着诊断书发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拖累她。
那年我54，工龄刚好满30年。
退休金每个月四千出头，县城那套老房子是当年单位分的，七十年产权还没拿到手。
女儿彭雪在省城上班，听说干得不错，但我知道她攒不下钱。
大城市，房租都七八千，一个姑娘家，哪来的积蓄？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去，问护士台的小护士：“这个……能治愈吗？”
小护士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懂了。
回到家，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一根不亮，我也懒得换。
这套房子是我跟孙玉梅离婚时留下的，住了快二十年。
墙上还留着彭雪小时候贴的贴纸，粉色的花，已经褪色了。
半夜十二点，手机响了。
是彭雪打来的。
“爸，你今天给我打电话了？我在加班，没听见。”
“没事。”
“你声音不对，怎么了？”
“没怎么，你忙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爸，有事一定要跟我说。”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把手机掏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掏出来。最后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孙玉梅的。
响了两声，我挂断了。
她早就不该管我的事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单位办了病退手续。人事科的老刘看着诊断书，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老彭，有什么需要帮的，说一声。”
我没说。
回到家，我在网上查了瑞士安乐死的条件。
年龄、病情、诊断证明，一条条对照，都符合。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用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所有条款。
费用大概四十万，加上来回机票和中介费，五十万打底。
我打开手机银行，看了余额——八万六。
不够。
当天下午，我找了房屋中介。小县城的老房子不值钱，位置也不好，我挂了三十八万。中介说太低了，我说尽快出手就行。
三天后有人看房。一对中年夫妻，女的戴着墨镜，男的一直在看手机。我站在客厅里，看着他们转了一圈，女的说：“就这套吧。”
签合同那天，买家没来，是中介代签的。钱打到卡上，三十八万。
加上我自己的钱，刚好够。
02
出发前一周，我去了趟省城。
站在彭雪公司楼下，我看见她穿着一件黑色西装，踩着高跟鞋从小楼里出来。
一个男同事跟她说话，她笑着回应，笑起来还是小时候那样子，两颗小虎牙。
我躲在树后面，没叫她。
她上了公交车，我打了辆出租跟着。到了她租房的小区门口，我看见她拎着菜进去。我坐在出租车上，看着那栋楼亮起灯，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出租车司机问我：“叔，你还要去哪儿？”
我说：“回县城。”
那天晚上我写了封信，写了几遍都不满意。最后只写了一句话：“爸爸对不起你，别恨我。”
信放进信封里，连同银行卡和房产证复印件，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寄快递前，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寄出去了，地址就写的她公司。
坐上飞机那天，我穿着唯一一件没破洞的衬衫，兜里装着三千块现金。
我想好了，到了瑞士，剩下的钱还能买点东西带回来——给彭雪带块表，她肯定喜欢。
登机口，广播一遍遍播放登机信息。
我站起来，正要往前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爸！”
我愣住了。
回头，彭雪站在十米开外，头发乱了，红着眼眶，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袋。
“爸，你去哪儿？”
她三步并两步跑过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我都知道了，你别走，求你了。”
我没说话。
“爸，卖房子的钱呢？钱去哪儿了？”
“钱……我有用。”
“什么用？你是不是要去那个地方？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去那个地方？”
旁边有人看过来。我低着头，不说话。
“爸，你看着我，你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我咬着嘴唇，点了头。
彭雪哭了出来。“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啊！”
她哭得很大声，机场的保安都看过来了。我把她拉到一边，拍了拍她的背。
“爸没本事，这辈子没给你攒下什么，不想最后还拖累你。”
“什么叫拖累？你是我爸！”
“爸的病治不好了，何必花那个冤枉钱？”
“你治都没治，怎么知道治不好？”
我看着她的眼睛，突然觉得心口疼。“爸看过报告了，晚期。”
“晚期怎么了？晚期也要治！我找医生，我找最好的医院，我不信……”
“彭雪。”
我叫了她的全名。
她愣住了。
“让爸走，好吗？”
她看着我，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我伸手擦她的脸，擦不完。
最后她开口了：“爸，你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
“你说。”
“到了那边，如果还有希望，你一定要想办法活着。”
我没回答，只是抱了她一下。
那是她长大后，我第一次抱她。
03
飞机上，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云层发呆。
乘务员来送餐，我没胃口。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姑娘，一直戴着耳机看电影。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这几天的事。
医生说最多三个月。
孙玉梅说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嫁给我。
彭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起那年彭雪上初中，考了全班第一，我答应给她买辆自行车。
但我工资一拖再拖，等到期末才凑够钱。
那天我骑车到校门口，她同学们都走了，她一个人蹲在校门口写作业。
“爸，你怎么才来？”
“爸加班。”
“你每次都加班。”
后来她就不让我送了。
我睁开眼睛，掏出手机，想看看有没有信号。没有。
我锁屏，盯着漆黑的屏幕发呆。
又想起一件事——彭雪小时候发高烧，我背着她跑了三里路去医院。
她烧得迷糊，嘴里一直喊“爸爸”，我一边跑一边答应。
到了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就危险了。
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活着真好。
可是现在，我为什么觉得死了更好？
飞机颠簸了一下，广播里说遇到了气流。我攥着扶手，手心全是汗。
到了瑞士，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机场里冷清清的，灯光白得刺眼。
一个华人模样的小伙子举着牌子等在出口，看见我出来，笑了：“彭先生？我是小王，安排来接您的。”
我上了车，一路上都没说话。
车窗外面的建筑很漂亮，但我没心思看。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彭雪现在在干嘛？有没有好好吃饭？
到了酒店，小王给了我一张日程表。明天体检，后天心理评估，大后天签字。
“大约四五天就能安排注射，您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
我点点头，把行李放好。房间里有电视，有热水，有干净的床单。我坐在床边，从包里翻出一样东西——一张照片。
那是彭雪的满月照，我放钱包里放了二十七年。
照片右下角已经磨花了。但我还能看清楚，彭雪那时候胖嘟嘟的，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把照片放在枕头旁边，躺了下来。
闭上眼睛，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04
第三天，我去了机构的大楼。
那栋楼很安静，大厅里没什么人。接待我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说话带着口音。我用翻译软件跟他交流，他看了我的诊断证明，点了点头。
“一切都没问题，彭先生。”
我去做了体检。抽血、拍片、心电图，一样不落。
体检室的白墙很刺眼，消毒水的味道很浓。
躺在床上，我盯着天花板，想起了当年动手术那次——割阑尾，小手术。
彭雪那时候才十岁，非要跟着孙玉梅来医院，死活不肯走。
她说：“爸爸打针疼，我要给爸爸吹吹。”
我那时候想，要是能一直这样多好。
体检完，我在走廊里碰到一个女人。她穿着白大褂，扎着马尾辫，皮肤很白。她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后用中文问：“您是中国人？”
我点头。
“我叫林紫萱，在这家机构当护士。”她说，“您是……申请安乐的？”
我又点头。
“我能跟您聊聊吗？”她的眼睛很真诚，“我看过不少中国来的病人，大多数都挺孤独的。”
我没拒绝。
她带我去了一个小房间，倒了杯水给我。“彭先生，您家里人知道吗？”
“知道。”
“他们同意？”
“不同意。”
“那您还是来了。”
“嗯。”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您是瞒着他们来的吧？”
“彭先生，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您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有些是真的没有希望了，有些是因为害怕拖累家人。但您要知道，您觉得是解脱，对家人来说可能不是。”
我喝了口水，没接话。
她笑了笑：“抱歉，我不该干涉您的决定。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看着您这样的，总觉得可惜。”
我低着头，看着杯子里摇晃的水。
下午回了酒店，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折腾到凌晨两点，我起来上了个厕所，洗了把冷水脸。镜子里的自己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头发白了快一半。
我盯着镜子看了半天，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
第二天，心理评估。
一个心理医生跟我聊了一个小时，问我的童年、婚姻、工作、女儿。
我用翻译软件一句一句回答。
她听了很久，最后问：“您觉得这辈子有什么遗憾？”
我想了想，说：“有。”
“什么？”
“没对女儿说过一句我爱你。”
她沉默了，在纸上写了什么。
评估通过了。
签字的日期定在后天。
05
后天到了。
早上七点，我被闹钟叫醒。起床洗漱，穿上我带来的衬衫。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了一口气。
敲门声。小王来了。
“彭先生，车到了。”
我拎着包，跟着他下楼。上了车，我靠着车窗，看着街景倒退。天很蓝，阳光很亮。街上有人在跑步，有人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
我突然想，如果我没得病，是不是也能过这样的日子？
车停了。
那栋楼还是那么安静。前台打了声招呼，小王带我去了留观室。
“彭先生，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有人来跟您签文件。签完后，下午就可以进行注射了。”
我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墙上挂着一幅画，是瑞士的雪山。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个金色的长方形。
我坐在阴影里，看着那块阳光发呆。
敲门声。
林紫萱来了，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彭先生，最后确认一下。您还有反悔的机会。”
我摇头。
“您真的决定了吗？”
她叹了口气，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签字吧。”
我拿起笔，手有点抖。笔尖碰到纸的那一刻，我停住了。
又想起彭雪那句话：“如果还有希望，你一定要想办法活着。”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字签完，林紫萱拿起来看了看，说：“我去准备注射。”
她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窗帘被风吹起来，鼓成一个弧。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
门开了。
林紫萱走进来，穿着手术服，推着一辆小推车。推车上放着一排针管和药瓶。她后面跟着另一个护士，应该是来辅助的。
“彭先生，准备好了吗？”
我坐在床上，点头。
她走过来，扒开我的衣袖，找到血管，用酒精棉擦拭消毒。
“彭先生，我再问您一次，您确定吗？”
我闭上眼睛，点头。
针管举起来了。
冰凉的针尖离我的血管还有三厘米。
我突然想起了那张照片，还在枕头底下。
“等一下。”我说。
林紫萱停住了，看着我。
“我能……打个电话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我掏出手机，拨了彭雪的号码。
响了三声，没人接。
响到第五声，还是没人接。
我放下手机，看着林紫萱：“打不通。”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算了。”我闭上眼睛，“继续吧。”
针管又举起来。
就在针尖要扎进皮肤的那一刻，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等一下！”另一个护士冲进来，手里举着一份文件。
“林小姐，先别注射！这份文件必须马上给彭先生看！”
林紫萱愣住了，针管悬在半空中。
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护士手里的纸。
纸张最上面的红字，我一辈子都记得——“关于撤销彭良临床诊断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