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从古至今，人类的生存都是人吃人，人整人，人治人

文｜老达子

本文共约3300字，阅读时长大约7分钟

前言

商鞅晚年出逃，跑到边境上想找一家客栈落脚过夜。店主人一听他没带官府发的通行凭证，脸都白了，连连摆手：商君定的法子，谁敢收留没凭证的客人过夜，店主是要跟着一起治罪的。商鞅站在门外，愣住了——拦住他的这条法令，正是他自己十几年前一手定下来的。

同一出戏，换个朝代、换个主角，还能再演一遍：守城的统帅到最后拿刀砍向了自己人，发明逼供术的酷吏最终栽进了自己设计的刑具里。人整人的手艺练到极致，往往会转个圈，扎回定规矩的人自己身上。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从睢阳城头的那顿人肉饭，到武周朝堂上的罗织告密，再到商鞅自己织就又困住自己的法网，这条人吃人、人整人、人治人的链条，到底是怎么一环套一环转起来的～

杀妾飨士的睢阳刀

刚开始，睢阳城并不是一座死城。城里的粮仓里曾经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六万斛粮食。按照守城官兵的日常消耗，这些粮食足够支撑整整一年。如果这批粮食还在，这场战役或许会换一个写法，城里那些无辜的生命也不用变成锅里的肉。

然而，坐在后方的行政长官、虢王李巨，此时正在他的帅案前拨弄着算盘。在他看来，战局的调配是他的权力，也是最合理的调度。他下了一道命令，强令将睢阳城的存粮分给濮阳、济阴两地。睢阳的守将许远急得直跺脚，据理力争，说这是在挖睢阳的命根子，坚决不肯放粮。但上司根本不听，官僚系统的命令是冰冷而坚决的。

这笔看似合理的粮食调拨，最终却成了史书里一个天大的笑话。许远在城中苦苦坚守、据理力争，终究还是被强行分出了三千斛粮食运往濮阳。而另一边分到粮食的济阴守军，一拿到粮食，当即就带着城池投降了叛军。这番折腾下来，不仅没能起到预期的防守作用，反而直接挖空了睢阳的防线，给守军留下的，只剩下一个加速干瘪的肚子。

当叛军的铁骑将睢阳围得水泄不通时，报国的大义与生存的本能在这里迎面相撞。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一勺米。当米分完了，他们开始嚼木皮、煮纸张来充饥。城里的战马吃光了，就去抓天上的麻雀、挖地下的老鼠。当连老鼠都绝迹的时候，防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这个时刻，张巡做出了那个让后世争论了上千年的决定。他把自己的爱妾拉了出来，当着饥饿交迫的将士们的面，亲手杀了她，给士兵们当口粮。随后，许远也杀掉了自己的奴仆。接着，城中的妇女、老人、弱者，一个接一个地被送上了案板。

在那些写在纸面上的战功奏折里，睢阳成了拖住叛军、保全大局的英雄之城。守军们到死都没有反叛，他们用自己的肉身，为帝国筑起了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的地基，是用同类的血肉浇灌出来的。

后来的学者在合上这段史书时，冷冷地指出，为了保全一个朝廷而让活人相食，这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忠义，而是人性彻底烂透了。当仁义道德被塞满，人却退化到互相生吃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的事情，而是文明的彻底毁灭。

天下最残忍的事情，往往都是借着最正义、最崇高的名头干出来的。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替天行道、是在维护大局的时候，他们心底里最后那点对于残忍的抗拒，就会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睢阳城头那柄高举的刀，砍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就因为刀刃上涂满了忠义的油彩。

请君入瓮的炭火红光

当时间来到武则天掌权的时期，空气里少了一些血腥的沙场味，却多了一股让人脊梁骨发凉的阴湿气。在这个时期，整人并不是野蛮的街头斗殴，也不是一时兴起的私刑，而是一门被写进教科书里的精密技术。

酷吏来俊臣和周兴，就是这门技术的大师。他们并不是随性杀人，而是把诬告和审讯做成了一套非常标准的操作流程。作为这套技术的集大成者，来俊臣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作《罗织经》。这本书用最冷静的白纸黑字，教手下的人怎么无中生有。

它的核心方法很简单，要整垮一个人，得先在外面放出风声，坏了他的名声；接着安排专门的人去告密；随后由另一个不相干的人出来作证；末了把这个案子和朝廷里的其他大案挂上钩。这是一条严丝合缝的构陷流水线。

这套逻辑只看结果，只要把控住了开头的线索和最终的服罪率，中间那些严刑拷打和屈打成招，都可以被包装成最合规的办案程序。在这种逻辑下，没有冤案，只有完成和未完成的任务。

然而，再完美的流程，也挡不住系统内部的自我吞噬。

那是一个平常的傍晚，周兴和来俊臣正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对饮。两个人一边吃着饭，一边探讨着业务上的难题。来俊臣愁眉苦脸地问周兴，说最近有些犯人嘴硬得很，用尽了办法就是不肯认罪，仁兄有没有什么新点子？

周兴微微一笑，放下筷子说，这好办。拿一个大瓮来，周围堆满烧红的炭火，把犯人往瓮里一塞。热浪袭人，不管他骨头多硬，肯定什么都招了。

来俊臣听完抚掌大笑，立刻让人搬来了一口大铁瓮，四周架起炭火，火光把阴暗的公堂照得通红。接着，来俊臣站起身，对着目瞪口呆的周兴作了个揖，慢条斯理地说，朝廷收到告密信，说兄台图谋不轨，太后让我来审你。现在，就请兄台自己进这口大瓮吧。

那一刻，周兴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疯狂地叩头认罪。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拷问技术，最终落在了自己的肉身上。

都说酷吏可恨，但后世的史家看得很清楚，这些酷吏能横行霸道，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最高统治者为了铲除异己，故意在制度上打开了告密和罗织的口子。

而朝堂上那些满口圣人教诲、平日里威风凛凛的文武百官，在这个可怕的绞肉机面前，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半个不字。每个人都缩着脖子，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只要祸水不引到自己身上，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同僚被塞进大瓮。正是这种集体的沉默与退缩，才让这头怪兽彻底挣脱了锁链，把所有人都在大瓮里过了一遍。

商鞅立信的三丈之木

要把人规训到连基本的人情味都荡然无存，最彻底的办法，还是用律法把社会切成最细碎的粉末。这套工程的起点，发生在咸阳城的南门。

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城门口，旁边围满了指指点点的百姓。告示上写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重金。刚开始，根本没人相信天下有这种好事。直到一个胆大的人试着搬了过去，朝廷果真一文不少地兑现了赏钱。

这就是商鞅在变法之初设立的国家信用，这种绝对的讲信用，并不是为了发扬诚实的传统美德，而是为了让百姓明白一件事：朝廷说要干的事，不管多荒唐、多残忍，都一定会兑现。

当这种信用建立起来之后，随之落下的，是历史上最严密、最冷酷的社会控制网络。

在这套律法下，百姓被强行编排进一个叫作什伍的网格里，彼此相牧司连坐。邻里之间不再是温情的街坊，而是互相监视、互相担保的囚犯。谁家要是发现了可疑的举动，邻居必须立刻去官府告密。去告密的人，能拿到和在前线砍下敌人首级一样的赏赐；而知道有人图谋不轨却不告发的人，则会面临和投降叛国一样的严厉惩罚。

为了彻底瓦解民间原有的血缘和宗族力量，商鞅甚至用赋税作为杠杆，强行规定家里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家独立生活的，就得交好几倍的税。父子因此反目，兄弟为了丁点家产在炕头算账。

传统的大家庭温情被这柄重锤砸得粉碎。每个人都变得孤立而微小。当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被强行切断，剩下的就只有冰冷的数字和管理的便利。

从数字上看，秦国的变法非常成功。五年之后，秦国富甲天下，军队强悍得让诸侯颤抖。周天子亲自送来贺礼，诸侯各国纷纷派人来朝贺。在帝国的档案库里，每一项指标都美妙得让人眩晕。

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人心的彻底沙化。

有见识的史学家指出，商鞅所依靠的，是一种极度功利和急迫的心态。他彻底撕裂了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信任和礼治温情。在这个制度下，人不再是活生生、有感情的肉身，而是一具具只知道种地、砍人头和互相揭发的工具。

虽然这种刻薄的办法在短期内把国家的效率榨取到了极致，但当社会里的温情和信任被彻底抽空之后，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其实已经站在了最脆弱的沙丘之上。

老达子说

张巡拿最崇高的忠义要求部下死战，可他效忠的朝廷，偏偏因为官僚的愚蠢，硬生生抽走了他的口粮。周兴设计出最精密的审讯手段对付别人，到头来那口烧得滚烫的铁瓮，严丝合缝地摆到了他自己面前。商鞅亲手织成的什伍连坐法网，最终把他自己关在了旅店门外的冷雨里，店主人只丢下一句话：商君有令，留宿没有凭证的客人，店主也要一并治罪。

这三个人有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只要把人变成可以计算、可以处置的数字，事情就能被管住。可这套东西一旦立起来，就不会再认人，只认规则本身。规则站在谁那边，谁就能活下去；规则一旦转向，设计规则的人也一样得死在自己手里。